绥德师范：凋山上的闹剧weed123博客

在陕北教育和革命的历史上，坐落在古城绥德凋山上的绥德师范，(亦称陕西省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可以说是一颗璀璨的明珠。它创立于1923年5月，1924年，着名共产党人李子洲出任该校校长，公开表明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声称自己“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种子而迁就移此职”。在李子洲、杨明轩、王懋廷、田伯荫等共产党人和进步知识份子的艰苦努力下、绥师成为了陕北共产党组织的诞生地、陕北革命斗争的策源地和活动中心，也可称为陕北革命的摇篮。到1926年，300余名学生中，有240多名参加了中共党团组织，陕北的土地革命就是从这里发端，星星之火，点燃出燎原之势，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安子文、马明芳、张德生、刘澜涛、张达志、贺晋年、贾拓夫、朱侠夫、常黎夫、马文瑞等一大批党政军重要领导人就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当局先后于1927年8月、1928年4月、1930年12月三次封闭了学校，直到1930年9月，学校才得以重新恢复，但学校却为反动势力所统治。1938年，学校重新建立了中共党支部，1941年1月，学校收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管辖，明确为“正规化的师范学校”并兼“干部教育”的职能，确定了新的教育方针，配备了新的领导班子，从延安选调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教师，学校重新焕发了生机。然而，从1943年春末夏初开始，一场突如其来的凛冽寒风铺天盖地地向绥师师生员工袭来，使这所具有光荣历史传统的学校顿然迷失了方向，短短的几个月内，师生员工发疯似的在凋山之上，上演了一幕幕使人备感心酸而又忍俊不禁的荒诞闹剧。

1943年清明节，绥德师范。

朝露从凋山顶上冉冉升起，一束束清澹的阳光透过窑洞那圆形的木窗棂，照在靠墙的那一大片土炕上。白焕如(离休前担任延安地区卫生局局长)被一束阳光刺醒了，他揉揉惺松的眼睛，温暖的棉被柔情地拥着他倦懒的身子，多么想再躺一会儿呀，往日喧闹的校园难得这样清静，无定河与大理河交欢的歌声彷佛都可听见，往日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拥挤的大土炕，突然变得那样宽敞，空气也从未这样流畅、清新，同学们都放假回去过节了，校园里只留下少数中共党员学生，一想到今大还要组织党员进行审干动员，做为新秋三四班的党支部书记白焕如，立刻睡意全消，他明白自己无权消受这难得的清静，神圣的使命在等着他。

矮矮敦敦的白焕如麻利地穿好衣服，当他习惯地扫了一眼靠窗的那一张破木桌，心头立即一阵紧缩，桌子上显眼地扔着一团纸包，他跳下土炕，三脚两步地跑到桌旁，纸包打开后，里面掉出三张纸条，他拿起一看，头脑中霎时轰然一震，那上面的大字太触目惊心了!第一张纸条是“三青团行动计划”；第二张纸条是“三青团成员名单”，而上面列的四个头头——三青团代团长曹国璋、一组组长马运滋、二组组长党仲贤、三组组长白登士，除曹国璋是附小的老师外，其他都是他朝夕相处的同学，说句不雅的话，这几个人的屁股眼是怎么长的他都清清楚楚，他简直有点怀疑自己是在做梦，这个弯怎么也转不过来；第三张纸条又差点让他背过气去，白纸黑字写着：白焕如品行很好，可以发展。

尽管他只有十五六岁，可他是个党员，而且是个支部书记，理智很快在他头脑中占了上风，他的第一个反映就是赶快找学校党支部书记何仁仲，何仁仲听了，自然大吃一惊，径直去绥德地委找地委书记习仲勋。听完何仁仲的报告，看了那三张神秘的纸条，习仲勋并没表示出非常惊讶，只是指示绥师总支查一查，将事情弄清楚再说。

何仁仲有些失望，但他又灵机一动，介绍了一下白焕如的情况，向习仲勋建议，将白焕如作为内线，接近名单中的人，打入三青团内部。可谁知，他这个建议又没得到习仲勋的批准。回到绥师，多年从事党的工作、具有高度责任心的何仁仲，越想越觉得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应当派人打进“敌人”内部，这样就可以将隐藏的敌人一网打尽，于是他把习仲勋的话丢在一旁，又把白焕如叫到他的窑里。

“白焕如同志，现在党交给你一项特殊的任务，你将支部工作交给别人，以后不要再参加党的活动，设法接近名单中的人，打入三青团部，掌握他们的核心秘密，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报告，汇报时间要在晚上12点以后。”①

听了这番话，白焕如有些茫然，直到现在他在感情上还是无法把他那些熟悉的同学和老师同“特务”、“反革命”这类字眼联系在一起，可是，本能地服从意识，又使他点了点头。

清明节过后，同学们都回到了学校，校园里顿时有了些生气，但却明显地缺少往日的热闹、活泼气氛，整风已转入审干，校园里到处流传着延安和绥德的机关、学校抓特务的消息，绥德地委和专署不时地在绥师的大操场上召开坦白大会，风声越来越紧，大家相互之间已有了防范。

白焕如按照总支书记的指示，真的去接触那些名单上的同学，并且有意无意在他们面前表露一些对现实的不满情绪，那些同学对他的反常表现感到很惊讶，虽然当时中共党组织在群众中并不公开，一般同学都不知道他是党员，更不知他还是支部书记。可在同学的眼里，白焕如一直是一个积极、忠厚的人，所以，有些同学反而真诚地批评他、劝说他，这又使白焕如感到非常苦恼。因为总支书记在他眼里就代表着党，哪怕心里闪过怀疑党的一丝念头，就是对当的亵渎，就是犯罪，而党交给的任务，哪怕是粉身碎骨也要完成，这是不能也是不允许丝毫含煳的。

几天过去了，白焕如的工作毫无进展，那些同学不仅没有“发展”他，甚至连一点意思也没流露过。半夜里，他怀着内疚不安的心情去向何仁仲汇报，对他的工作情况，何仁仲显然是不满意的，但也没有过分地责备他。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何仁仲挥舞着手，情绪有些激昂地说：“现在的形势已经不容许我们这样拖拖塌塌了，我们必须有一个突破，必须掀起一个高潮，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现在我们必须两条战线作战，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力量，挖出特务，你的内线也不能断。”②

与此同时，绥德师范发生了两件轰动全校、轰动全城的大事，这两件事直接导致了绥德师范的审干和抢救运动走向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高潮阶段。

抢救运动开始不久的一天早晨，在绥德师范学校操埸的墙壁上，发现了一张“黑头帖子”(即匿名大字报)，上书“精兵简政要民主”七个浓墨大字。共产党报导下的陕甘宁边区以往一向政通人和，民主气氛很浓，上下左右无论谁有意见和建议，都可以摆在桌面上谈，从未发生过写匿名大字报的事。消息野火般在三百多名师生员工中间传开，校领导也十分震惊，认定这是“反革命事件”，立即召集全校师生员工开会，要每人当场写出“精兵简政要民主”七个字，对照笔迹，接着成立抢救运动领导班子，号召大家坦白交代，检举揭发国民党特务、三青团，汉奸。而此后不久绥德师范又发生了一桩爆炸性事件：一天下午，教务主任杨典走在操场上，被一块飞来的石头勐然打倒在地，左胸部红肿了一大块。这当然是破坏运动的又一起“反革命事件”。绥德保安分处立即派武装公安开进学校，实行戒严，全校师生员工集合操场，人人搜身，检查是否藏有暗杀武器。绥师是一所初级师范学校，最大的学生也不过十五六岁，孩子们吓得小脸煞白，哆哆嗦嗦，哭叫一片，不少人尿了裤子。此事一直闹腾到晚上，家长们闻讯赶来，哭哭啼啼，提心吊胆守在校门外，不知自己孩子出了什么问题。与此同时，地委派出干部，给遭到敌人“暗杀”的杨典送来一些鷄蛋、挂面，以未慰问。

经过反复逼供，一个叫白国玺的初二学生承认自己是暗杀杨典的凶手，还咬出一大批同学。接着，在教职员工中开展了“坦白运动”，在“车轮战”的攻逼之下，大家纷纷交代自己的罪行。

紧接着那位三青团“代理团长”曹国璋被保安机关逮捕了，马运滋、党仲贤、白登士也被送到绥德地委党校集中审查，他们都受到了残酷的严刑逼供，万不得已，只能将自己的同学“发展”为自己的成员。同时，绥师教师乐丁生和新秋三四班学生马逢臣编撰的“封神演义”，也在绥德与绥师闹得纷纷扬扬。于是，绥师学生中的“特务”队伍发酵似的迅速膨胀，抓特务就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多，从新秋三四班扩展到全年级，由高年级发展到低年级，最后竟挖出230个特务，占到该校总人数的73％。绥师中共党组织的一位负责人向绥德地委声称，绥师180余名党员中，只有18人比较可靠，这18人后来被称为“十八罗汉”③。有了组织，有了成员，当然还得有“特务活动”，当时学生大多数没有出过边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特务，特务该干什么，所以只好凭自己的经验和见识，云里雾里乱想象，什么“撕报队”、“石头队”、“美人队”、“暗杀队”等。背米时，不小心将米撒在地上，是“特务”活动；生炉子噼了破板凳腿是“特务”活动；晚上熄灯后拉闲话也是“特务”活动……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开始，白焕如还很幸运，被列入“十八罗汉”之列，可是很快有人供出他是“特务”，于是班上就组织批判他，逼他坦白，他虽然心里很委屈，但又不敢暴露身份，只好一言不发，老老实实地站在批斗台上，最后被定型为“顽固不化，可能有更大的问题”的特嫌。

当晚夜深人静之时，白焕如像做贼似的偷偷熘出宿舍，去找何仁仲，何仁仲听了他委屈的叙述，反而高兴起来，“斗斗好，斗斗你不就更‘灰色’了。”

白焕如一想也对，心情愉快地回到宿舍，准备迎接明天更激烈的抢救。

最后，当所谓的“三青团桉”的谜底解开后，所有的人都哭笑不得。原来，始作俑者也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学生，他叫车照熙，与白焕如是同班同学，还是个预备党员，因为未能如期转正，想捉弄一下支部书记白焕如。可车照熙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小小的一个恶作剧，竟引起了这么一番轩然大波，使他众多的老师和同学经历了一番地狱般的磨难。可话又说回来，即使他不扔这个纸团，绥师的抢救运动照样会搞，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时势使然，这并不是某一个人能推动或能扭转的。

这出闹剧固然可悲，但还有点可捕之风、可捉之影，而下面这出闹剧则更有些荒诞不经了。

1943年9月22日，延安《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一篇题为《绥师失足青年纷纷悔过》的特别报导，报导称：

绥德师范在最近三四个月来，展开了热烈的反特务斗争，很多被国民党复兴社特务机关陷害的青年，在政府与学校当局苦口婆心、昼夜不怠的劝导下纷纷觉悟改悔(已有160余人)，痛哭流涕地控诉特务机关陷害青年之罪行。目前该校特召集一扩大之反特务斗争大会，到会千余人，很多学生家长亦列席参加。会中所有受骗同学，都上台报告了他们被陷害的经过，并揭露了特务机关的无耻罪行。⑤

那么，这些十多岁的师范生是怎样控诉和坦白的呢?我们不妨摘录几则。

徐涤尘在他的控诉和坦白中说：“当时我们特务组织希望日本飞机来把绥师炸掉。”又说，特务组织又指示他卑鄙无耻地侮辱女同学，“我们到处散布说，(绥师)某女同学脸孔漂亮睡一夜值200元，某女同学100元，某女同学50元，某人长得难看，一夜只值2元”。等等。⑥

一位叫王凤梧的女同学在她的控诉和坦白中说：“我受了特务机关的命令，分配好某人去和干部‘恋爱’，某人去和教员‘恋爱’，但不准结婚，目的是调查共产党的秘密，拣立场不坚定者拉进特务组织里来，我就是受了这种命令去勾引一个数学教员的。”一位名叫马仁逵的女同学坦白得更直接了当：她当众说：“特务组织给了我们一个指示：你们女特务的第一条战线是在床上。因此，我不得不干些下流无耻的事。”⑦

刘锦梅是一个14岁的小女孩，走上台只比桌子高一点，她说：“特务对我讲，‘复兴社’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你参加吧。我就参加了。参加后特务教我造谣，让我说某教员和女生谈恋爱。”⑧

一个姓张的低年级同学上台坦白说：“我们的任务是每天吃半升黑豆，专门在课堂上放屁，以扰乱秩序。”⑨

15岁的张云升说：“我是去年参加特务组织的，加入时，特务组织对我说，你要绝对服从组织的命令，有一点不对，我们有三大纪律，一是坐禁闭，二是杀头，三是没收你家财产，连你父母都不能饶。所以，我只好听从他们的命令，造谣、打人，在课堂喊假警报，给女生起绰号，满墙写侮辱女同学及破坏学校的标语和图画。”⑩

真是无法想象，如果说杀头还可以搞暗杀，尚能说得过去，在共产党统治的陕甘宁边区，国民党的特务是如何去实施“关禁闭”和“没收家庭财产”的，不知是当时国民党特务机关太神奇了，还是我们负责审干的那些干部太愚蠢，愚蠢得近乎于白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