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书金少将——走背运的大军区司令员水煮历史

龙书金从土地革命、长征、抗战、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参加了历次革命战争，1955年授少将军衔。但“文革”后，他一直走背字儿。“文革”初“支左”，打击造反派，遭受批评；任新疆军区司令，九一三事件后无端受牵连；后又在苏军袭击中国边防巡逻队事件中负有领导责任，一“撸”到底，下工厂劳改。后获“解放”，1983年享受大军区副职待遇离休。2003年去世后“盖棺”而未“定论”，因“文革”中两件大事并未对他作出定论。

战将龙书金在“文革”

中的命运浮沉

龙书金（1910—2003），湖南茶陵县人，铁匠出身，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经历土地革命、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中共“八大”“九大”代表，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授少将军衔后留影

战功赫赫的龙书金左臂伤残

龙书金是一位神枪手，他有射击天赋。那时子弹稀缺，但每次都会多发给他一些。他弹不虚发，屡立大功，曾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1939年3月，龙书金率部在鲁北陵县大宗家与日军激战，击毙日军旅团长安田大佐在内的500余日寇。在这次战斗中，龙书金为抢救一名战士，左臂肱骨被打断，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实施了手术，被评为二等甲级残废。

解放战争中，他已经是一名优秀指挥员，在攻克锦州、天津的战役中屡立奇功。据时任东北野战军参谋处长的苏静回忆，锦州开战当晚，林彪坐立不安。直到传来龙书金率17师攻下范汉杰指挥所的消息，他才面露喜色，口述电文：

“部队投入纵深，发展迅速。望发扬攻坚老虎的巷战威力，争取锦州战役全部胜利。”（吴东峰《“短臂将军”龙书金》，原载《北京日报》2013年8月19日）解放海南岛时，龙书金率部强渡琼州海峡，创造了“木船打军舰”的奇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龙书金先后被任命为广东省军区司令员兼广州警备区司令员、湖南省军区司令员兼长沙警备区司令员。

“文革”中遭遇“二月镇反”，检讨错误后被破格提升

龙书金在湖南省任职时遇到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和“史无前例”的“支左”。按照20世纪80年代初军队在“彻底否定文革”教育中达成的共识：

“支左”就是“支派”。“支派”必犯错误。1967年初，他按“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文革“二四”批示，即全军“文革”办公室传达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湖南“湘江风雷”“红旗军”的批示：

湖南军区对“湘江风雷”和“红旗军”的头目，应当立即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其中受蒙蔽的群众。这个意见并电告广州军区。（湖南《反复辟战报》1967年7月17日，第一期第1版。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龙书金在湖南省率先进行了“二月镇反”。按当年长沙造反派的记载是：“二月五日的湖南，刀光枪影，血雨腥风，多少革命闯将被投进监牢，多少无辜群众惨遭毒打，又有多少干部横遭迫害！”（湖南省长沙市高校风雷挺进纵队编《光辉的斗争史：湘江风雷挺进纵队总司令部大事记》，1967年7月7日）

但龙书金不会想到中央的部署会忽然来个急转弯。1967年4月以后，“二月镇反”又被作为“二月逆流”在地方上的表现遭到否定。经过几次检查，并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严厉批评后，7月31日，龙书金不得不检讨自己犯了严重错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表示向毛主席、林副主席请罪，向湖南广大人民请罪。龙书金说：

“……支左工作也犯了严重错误，2月以来，开始就入错了门，站错了队，支持了保守派；4月中旬想转，转不过来，继续支持保守派，前几天想来看造反派的同志们，因为在家里作检讨，没有来成，中央最近对部队支左一再指示我们搞错了，又没有及时改正。支持工联我去了两个厂子，因为支左全面支错了，所以两个厂子也没有办法，我现在下决心痛改前非，坚决站到工联等革命造反派一边来。我到中央来13天了，总理接见我们时，总理指示我们，我们错了，要我们检查，要我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当时我们军方代表来得不齐，现在来齐了，我们正在统一思想认识，检查刚刚搞起来，这几天每天都在检讨。”

“我犯了严重的错误，是因为我的立场站错了，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不够资格当一个司令员，我文化也很低，没有水平，自己不能写，也不能记，我工作30多年，是林副统帅亲自培养的，现在不按林副统帅和最高统帅毛主席的教导办事，犯的错误太严重，又没有及早改正，搞到这种程度，我真是罪该万死。我的态度是老老实实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湖南全省人民、向‘湘江风雷’造反派、革命小将低头认罪。”(衡阳党政机关《革命到底》兵团办公室、衡阳工总职教《黎明》大队编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指示资料汇编》)

7月17日，就在龙书金检讨的十几天前，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召集周恩来、杨成武等人开会时说：军管就是难办，谁管谁要犯错误。着重做军队工作，给他们开脱好，不能让军队干部和战士负责。谢富治说湖北造反派要打倒陈再道，毛泽东说：凡是有错误，不管是大错误、小错误，只要认识了错误，统统不打倒。承认错了，再要打倒，那就是他们（造反派）的错误了。……军队犯错误，犯得快，改正也改得快。真正要打倒陈再道、龙书金怎么行呢？错误改了，他们还要打倒，那就是他们（造反派）的不对。(《毛泽东年谱1949～1976》6，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99-101页)

伟大领袖发了话，龙书金得到了解脱。8月2日，周恩来在接见湖南代表团时就说：“我们对军区的指示有错误，对军区我们要负一部分责任，我们应该负一部分责任，不能完全怪军区。……我们的批示影响了军区，军区本身也有责任。龙书金同志到广州也承认有错误，写了检讨，比较好……”(《中央首长接见湖南代表团谈话纪要》，1967年8月2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1967年8月。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周恩来所说的“我们的批示”，就是指中央文革的“二四”批示。

紧接着，两天后的8月4日，毛泽东在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稿时批示：“改了一点，其余都好。”他将决定稿的“中央文革小组对湖南省军区二月三日关于‘湘江风雷’报告所发的‘二四批示’是有毛病的，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是有责任的”一句中的“是有毛病的”，改为“是有错误的”，并加写一段话：“从这里得到教训，未经调查清楚，何必那样匆匆忙忙地根据一面之词发出‘二四批示’呢？因此，中央要负主要的责任。”(《毛泽东年谱1949～1976》6，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107页。)

毛泽东一句“中央要负主要的责任”，就让龙书金心头减轻了许多重压。对比一下同样在四川搞“二月镇反”的成都军区领导人甘渭汉（第四政委）、韦杰（副司令员），尽管他们也是在2月17日《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的信》（史称“二一七信件”，比中央文革对湖南的“二四”批示晚13天）下发后在四川展开了大规模的“镇反”，但在5月7日下达的《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中，就没有说“中央要负主要的责任”这类话，而是指责“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从二月下旬以来，支持了为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背后操纵的保守组织，把革命群众组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等，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大量逮捕革命群众。他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变成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1988年10月，第446页)

1968年，经毛泽东批准，龙书金越级升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主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第一书记。本来，这个位置是给新疆军区副司令员丁盛的，但是被造反派反复批斗的丁盛想离开这块伤心之地。

1968年1月31日初二下午，丁盛随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等人到毛家湾拜年。他借机向林彪提出：“造反派搞得我不安宁，几次搞得我很厉害，我待不下去。再则呢，新疆的工作我也不适应，我不会，因为搞生产我不会。新疆军区本身也没有什么部队，就是一个师，再就是独立团。我在那儿没有什么事干。”黄永胜说：“他是到野战部队工作好一点。”(《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189-190页。)

2月，丁盛被任命为广州军区副司令员，龙书金被任命为新疆军区司令员。新疆军区自1955年起就是大军区级，而湖南省军区只是一个军级单位，龙书金跳过副大军区级的任命，属于动荡时期的罕见破格。20世纪60年代，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新疆军区是十分重要的战略前线，派四野出身的战将龙书金坐镇，显然与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林彪支持分不开。龙书金是林彪的老部下，红军时期他在红一军团政治保卫连，抗战时期在八路军115师，解放战争在东北，始终是林彪宠将。甚至他在湖南犯了严重错误，仍被破格晋升。当然这与毛泽东对龙书金的印象不错分不开。

1970年3月27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新疆军区党委常委会《关于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进一步加强战备，保卫边疆的报告》批示，决定由龙书金、萧思明、赛福鼎、王恩茂等14人组成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龙书金任组长，萧思明、赛福鼎任副组长。(《毛泽东年谱1949～1976》6，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287-288页。)龙书金执掌了新疆的党政军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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