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变了：不再讲美国赢，只讲美国痛澎湃新闻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在《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The PostmodernCondition：a Report onKnowledge）中提出，后现代社会中“宏大叙事”（或“元叙事”）的合法性受到质疑，不再能够无条件地为社会、知识或个体提供正当性依据。当文明无法再以统一的、权威性的宏大叙事来阐释自身的存在意义、价值体系和未来方向时，社会认知和个体表达会转向碎片化、情境化、创伤化的自我叙述。

曾几何时，好莱坞在聚光灯与红毯交织的幻梦中长久地扮演着一个不容置疑的角色：作为造梦之地的美国一直试图将自己描绘成在最后关头拯救危局的超级英雄，那个将“山巅之城”的普遍光辉播撒向全球的文化传教士。在冷战叙事的黄金岁月里，大银幕上的光影是美利坚国家软实力的延伸。然而，近年来奥斯卡的获奖与提名片单却让我感到一种强烈的错位感扑面而来。曾经那种笃定、明朗的例外主义叙事正在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一场漫长而深沉的文化自省与历史审判。

大银幕不再叙述英雄，而是转向探讨责任主体，从批判外部敌人转向揭示内部危机。美国不再“赢”，而在“痛”；不再是拯救世界的主体，而是需要被解释的问题。美国文艺界正经历的这种转变无疑折射出后冷战时代单一霸权式微、社会阶层撕裂以及现代政治思潮激烈嬗变的时代阵痛。

奥斯卡的奖项分配天然属于一种话语权，展现了好莱坞作为文化机构对政治议题的介入，既反映了美国社会的政治焦虑，也体现了行业在意识形态上的自我定位。图源：纽约时报

成功神话破产，道德真空狂飙

A24出品、乔什·萨夫迪（Josh Safdie）执导的传记电影《至尊马蒂》（MartySupreme）通过讲述一个乒乓球手的沉浮探讨了美国精神的复杂性。然而，该片在第98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颗粒无收——包括影帝在内的九项提名悉数落空。影片将时间设定在20世纪50年代，那本是冷战初期“美国梦”最为光辉璀璨、充满上升期乐观情绪的年代。然而，影片却剥去了这层浪漫的面纱，给观众展现了一个白人犹太乒乓球手为了世界冠军而不择手段的堕落史。

主角马蒂·毛瑟的逐梦之旅是一个野心家脱离道德束缚的过程。他狂妄、狡黠、机会主义，既无稳定的价值内核，也缺乏对他者的责任感。在极端个人主义驱动下，爱情、信任、承诺等人与人之间的一切纽带都沦为功成名就的工具。面对怀孕的女友瑞秋，他选择逃离；在黑帮混战的血泊中，他凝视的不是濒死的恋人，而是装满赏金（甚至是假钞）的皮箱。马蒂并非天生的恶棍，他的投机之路呈现了千百年来驱动社会运转的逐利基因。当一个社会将“赢”标榜为最高的合法性来源时，手段的卑劣与否便被抛诸脑后。《斜线杂志》（SlantMagazine）的马歇尔·沙弗（MarshallShaffer）给这部电影打了满分四星，他写道：“《至尊马蒂》热情洋溢地重现了一首超越任何单一美国时代的魅惑之歌，召唤着那些投机取巧之徒……它以清醒的视角审视了美国自力更生的空洞承诺。导演看穿了，那些被包装为‘目标’‘奋斗’‘牺牲’的用来向局外人兜售社会进步的话语，最终不过是为巩固富人统治的工具。”

马蒂是一个处于尚未完全被战后美国接纳环境下的犹太裔个体，他既无法真正进入主流精英网络，也无法彻底摆脱边缘身份的焦虑。他可以自豪地宣称，登上乒乓球世界之巅是“希特勒战败的终极成果”，但如果没有根深蒂固的精英阶层的更多支持，他所取得的成就最终只能让他成为哈林篮球队的中场表演嘉宾。

马蒂与钢笔大亨罗克韦尔的交易更为刺痛人心。为了获得赞助，马蒂被迫接受在比赛失利后当众亲吻一头猪这种羞辱的协议。那一刻，竞技精神不复存在，天赋与努力不过是供权贵消遣的表演资源。即便他在最后撕毁协议、坚持重赛，但这种个体的、瞬间的抵抗根本无法撼动庞大的资本权力网络。马蒂赢得了比赛，却依然是一个一无所有、精神荒芜的流浪者。他孤身一人站在育婴室外凝望新生命时落下的眼泪，是对那种崇拜资本、将人物化的社会运转逻辑最无力的控诉。

如果说《至尊马蒂》揭示了成功对人性的侵蚀，那么肖恩·贝克（SeanBaker）执导、斩获第97届奥斯卡最佳影片的《阿诺拉》（Anora）则展示了成功的虚妄与荒唐。电影包裹在荒诞喜剧与神经喜剧的外壳下，讲述了纽约布鲁克林的高级脱衣舞娘阿诺拉与俄罗斯寡头之子伊万的闪婚闹剧。阿诺拉相信，在这个标榜自由与奋斗的国度，爱情可以成为跨越阶层的捷径。然而，随着伊万家族的权力机器迅速介入，这场童话很快坍塌为一场控制与清算。

不过，《阿诺拉》并未简单抨击资本的压迫，而是揭示一种更复杂的现实：即便身处美国，权力的运作逻辑依然可以是外来的、前现代的、甚至带有宗法色彩的。那些俄罗斯寡头的代理人将黑手党式的权力语法嵌入美国社会，使“美国梦”不再是统一的游戏规则，而成为多种权力逻辑交错的竞技场。在这场荒诞的追逐中，阿诺拉的挣扎既激烈又徒劳。她用好斗与粗粝的语言构筑内心防线，试图在一个一切皆可交易的世界里保住对“爱”的最低限度信念。但现实不断提醒她：在被资本与权力切割的社会结构中，平等的亲密关系反而是最不可获得的奢侈品。当阿诺拉在结尾歇斯底里地拒绝那个笨拙打手的亲吻时，美国梦迎来了彻底的梦醒时分：繁华的乐景之下，皆是恓惶颠沛的畸零人。

《阿诺拉》最终荣获五项奥斯卡金像奖，成为历史上第四部同时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和戛纳电影节最高奖项的影片。

历史是持续发生的暴力

如果说《至尊马蒂》与《阿诺拉》所呈现的是当代美国社会内部个体的异化与阶层的封闭，那么近3年奥斯卡的另外三部大热最终无缘最佳影片的《罪人》（Sinners）、《粗野派》（TheBrutalist）、《花月杀手》（Killers of the FlowerMoon）则更深刻掘开了那些“美国梦”下被遮蔽的宏大叙事与历史隐痛。在这三部影片中，美国不再只是一个现实中的梦想之地，而是一段尚未完成清算的历史过程。

今年奥斯卡名单的话题之作《罪人》充满了先锋邪典气质。导演瑞恩·库格勒（RyanCoogler）巧妙地将种族历史、南方哥特与吸血鬼元素杂糅，将白人至上主义的扩张具象化为一场超自然的猎杀。在这里，吸血鬼不再是边缘化的异类，而是掌握资源与话语权的剥削者。影片沿用了“吸血鬼必须被邀请才能入室”的古老设定，看似陈旧的母题在当下语境中显得格外锋利。它隐喻了文化侵入与同化往往以诱惑的形式发端于被压迫者内部的让渡与裂隙。

爱尔兰裔的吸血鬼首领雷米克垂涎黑人天才萨米的蓝调才华，试图用永生、团结与平等的谎言将其纳入白人的娱乐体系。此时，在苦难与奴役中淬炼出的蓝调音乐成为了对抗邪恶的物理武器。双胞胎兄弟中，弟弟斯塔克因情人诱惑被感染，也得到了永生，却永远失去了在日光下自由呼吸的权利，化作一具失去文化根基的精致空壳；哥哥斯莫克与坚守音乐的萨米虽在这场抗争中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却保全了灵魂的完整。

迈克尔·B·乔丹（Michael B. Jordan）在《罪人》中呈现一人分饰两角的出色演技，斩获第98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

如果说《罪人》以寓言的方式呈现文化吞噬，那么《粗野派》则以史诗的重量还原了现代“美国梦”欧洲犹太移民在美国社会中的生存困境。匈牙利裔犹太建筑师拉斯洛·托斯从达豪集中营的废墟中幸存，满怀理想踏上北美大陆。他以为自己走向的是重生之地，却一步步滑入一场更为漫长的精神流亡——一种没有铁丝网、却同样无处可逃的制度囚笼。表面上赏识天才的伯乐哈里森·范布朗实则是文明叙事的劫掠者，是资本与强权的化身。他将拉斯洛的建筑才华作为装点自我神话的工具，通过经济收编、精神打压乃至肉体侵犯，完成对这位少数族裔艺术家的规训。

这部影片无情地击碎了美国作为“救世主”的道义光环。美国接纳了这些历经战火洗礼的天才，却要求他们以放弃原初的身份认同、尊严与创作自由为代价。“粗野”在这里不再仅仅是一种强调原始结构与功能主义的建筑流派，更化作了资本主义文明运转的真实写照。文明是粗野的，发展是充满掠夺的，理性、契约与秩序都是粗野派的面具。当拉斯洛最终站在自己被资本强行改写的建筑中央陷入绝望时，那个曾经支撑无数人前行的“理想国”愿景轰然坍塌，留下的唯有粗野权力构筑的凡人之城。

相比之下，《花月杀手》则几乎放弃了象征与隐喻，以缓慢而冷静的叙事直面美国历史最核心的暴力根基。这无疑是一部关于“原罪”的电影：欧洲白人移民如何在“监护”“婚姻”“文明教化”的名义之下，对原住民完成系统性的欺凌与清除。在“爱”与“责任”的语言中，杀戮悄然完成。今天美国看似丰饶的土地与繁荣的经济，每一步都浸透着当年少数族裔的血泪。美国人的祖先们对土地、资源、乃至文化天赋的贪婪榨取，构成了美国历史深处无法抹除的暗面。

左翼的黄昏与革命想象力的枯竭

当宏大叙事被逐一解构，那些曾经试图改变这种压迫结构的激进力量，如今身处何方？今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保罗·托马斯·安德森（PaulThomas Anderson）执导的《一战再战》（One Battle AfterAnother）给出了一份带有浓重革命浪漫主义色彩却又立场暧昧的时代答卷。这部作品既像是一记投向当代美国政治沉滞水面的重锤，也被不少评论者视作一曲献给左翼理想主义一代的庄严挽歌。

《一战再战》在第98届奥斯卡金像奖上获得13项提名，最终斩获最佳影片等6项大奖。

影片跳出了传统的英雄史诗框架，将视线聚焦于革命失败之后的满目疮痍。在影片的开篇，被视为借鉴美国“地下气象组织”（WUO）的地下反叛组织“法兰西75”（French75）横空出世，这群反主流文化激进分子烧杀抢掠、纵欲行乐，嬉皮士风味十足。黑人抵抗领袖帕菲迪亚身着卡其裤与靴子，敞开格子衬衫，头戴羊毛帽，挺着孕肚持机枪扫射。这一形象几乎是对黑豹党（BPP）与共生解放军（SLA）时代视觉政治的梦魇式复写——激进、炽烈，却注定短命。法兰西75以推翻体制的豪迈气概发起起义：爆炸、抢银行、闯入移民拘留中心解救囚犯。这份气势正是对那个时代的深切致敬。然而，帕菲迪亚最终在体制强权的诱惑与恐惧中屈服，犹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进步阵营在国家机器与消费主义的双重夹击下分崩离析。她与白人军官洛克乔诞下的女儿薇拉，存活于集体主义退潮的历史阴影中，薇拉的身份本身便交织着意识形态的悖论。而曾经的革命伴侣鲍勃，则在漫长的岁月中蜕变为一个被时间掏空的躯壳，只能靠着一台旧录音笔，试图维持那种名为“G1频段”的微弱共振。

那句贯穿全片的“现在是什么时候？”犹如一句跨越时空的谶语。在一个资本高度集中、身份政治无限碎片化、公共领域日益空心化的时代，曾经的“敌人”甚至不再需要监听革命者的频道，因为他们确信那种反叛的可能性早已自行消亡。这种建立在绝对自信之上的“无视”，恰恰构成了晚期资本主义最隐蔽、也最令人不寒而栗的冷暴力。

《一战再战》延续了《粗野派》等作品选用的VistaVision胶片格式的复兴之势，拒绝将厚重的历史记忆压缩为轻飘飘的数字洪流。它不提供虚假的乐观，也不允许革命以浪漫的姿态强行归来。它只是将一种彻底失败后的荒芜状态铺陈开来，逼迫观众直面那片失去“期望的地平线”的现实。然而，正是那闪烁的光标与无声的共振，吹响了一记专属于失意者的“狗哨”。它昭示着，只要还有人愿意在绝望中保持感知的能力，那种拒绝顺从的频率便从未真正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