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到五年付钱租妻，只为换口饭吃世界通史

我国自古代以来就以文明大国的身份自居，但一些落后封建的习俗至今仍饱受诟病。除了酷刑，婚姻爱情制度更是被人们批判最多的封建制度 —— 爱情至纯至真，婚姻坦诚于心，是古人乃至现在的我们都不断追求的美好。

“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怨歌行》

但 “父母之约，媒妁之言” 的婚姻模式长期存在于古代社会，《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夫妇正是受此制度束缚，最终双双离世。封建落后习俗迫害有情人，让一对对真心相爱的人饱受相思之苦。其中，女子需遵守的 “三从四德”，近乎将女性的一生禁锢在男性身边，使其沦为男子的附庸，是一种极具压迫性的制度。

政府虽曾出台一些政策以保护女性人身自由，帮助女性在家庭中站稳脚跟，但纵使法律再严厉，民间仍有人因监管不严或一己私利触犯法律。

在晚清时期十分富庶的江浙一带，就曾出现过这样的现象：一些因贫困陷入绝境的人，不图通过努力改变现状，反而变本加厉，将自己的结发妻子当作商品买卖。这种令人不齿的行为在当时颇为盛行，为何富庶的江浙地区会发生此类事件？这些被当作商品的妻子，是否会埋怨自己的丈夫？

国家危亡，生活困苦

素来 “杀父之仇，夺妻之恨” 是古代男子的不共戴天之仇，但晚清却有部分男子主动出卖或出租自己的妻子，究竟是何缘由？

当时正值清政府统治晚期，腐朽的统治不断激起民怨，百姓生活深受压迫。各地农民起义频发，最兴盛的太平天国运动以江浙一带的南京为都城，与清政府交战期间，百姓深受牵连，生活困苦拮据。彼时小农经济仍是我国主要经济成分，按理说拥有田地的农民生活应稍好一些，实则不然 —— 人祸之外，天灾接踵而至。

在太平天国起义期间，江浙部分地区遭遇严重蝗灾，蝗虫漫天飞舞，即将成熟的庄稼一夜之间被啃食殆尽，百姓几乎颗粒无收。曾经 “苏湖熟，天下足” 的盛景不复存在，米价应声暴涨，如同 “洛阳纸贵”，高涨的物价让城市中靠打工谋生的百姓难以承受，当地百姓哀嚎不断，仿佛末日降临。

即便如此，富贵人家的生活并未受到太大影响，俨然一副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的景象。一些小手工业者为维持全家生计，衍生出一种新的谋生方式 ——“典妻”。

“典妻” 生育，悖离道德

当时 “典妻” 制度极为盛行，一些娶了普通女子的男子，将妻子当作商品出租。甚至典妻的租金都可由双方商议，依据女子的年龄、身材相貌、品行、健康状况协定价格。期间，女子只需服从安排、露面配合，甚至连租赁自己的夫家是谁，都要事后才知晓。租期也随心所欲，一到两年、三到五年的情况都很常见。这种有悖人伦的行为，却因种种现实原因，以一种 “合理” 的状态存在着。

当时典妻的人群十分固定：典卖妻子的，必然是家中家徒四壁、衣不蔽体的穷人；而典买之人，多为家境富庶但妻子无法生育的男子，也有一些无力迎娶女子的男性，通过这一制度繁衍后代。总之，典买者的核心目的是延续子嗣，女子在此过程中完全沦为繁衍工具，命运十分悲凉。

从典卖者的身份不难看出，只有家中实在窘迫到走投无路的人，才会出此下策 —— 若非绝境，哪个男子愿意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结发妻子成为他人之妻，给自己 “戴绿帽子”？

女子被典卖后，需前往典买者家中服侍伺候，期间不得与原丈夫见面，双方还需遵守所谓的 “契约精神”。签约签字画押后，女子在契约有效期内便有了新的丈夫；一旦契约期满，女子需主动离开，除了留下生育的孩子，什么都不能带走。她能带走的，只有自己的物品，以及一段满心伤痛的记忆。

“女子本弱，为母则刚”，哪个女子愿意离开自己怀胎十月生下的孩子？但迫于现实压力，她与孩子此生往往不复相见。

大国陋习，清朝必亡

清朝律例中曾明确规定：对于典卖妻子的男子，杖责八十；对于典买者，若知情，同样杖责八十，若不知情，只需退还妻子，彩礼钱需全额退回。

然而，被典买的妻子，甚至可能被典买者明媒正娶般带回家中。这样的制度在如今看来荒诞不堪，但即便法律明令禁止，仍有一些男子为生计典卖妻子。清政府当时一直以 “天朝上国” 自居，但民间如此违背道德人伦的事情屡禁不止，法律形如虚设，可见其统治并未深入人心。

清朝的衰亡之势显而易见，统治根基早已摇摇欲坠。殿堂之上歌舞升平，黎民百姓却水深火热，这样的统治如何能让百姓顺服？又如何能让百姓信赖这位陌生的统治者，而不生出推翻之心？

《山坡羊・潼关怀古》中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一句话道尽了无数百姓的悲凉命运。百姓的不幸，更预示了清政府的将倾之命。

“典妻” 制度违背道德人伦，却成了晚清江浙一带部分家庭保全性命的无奈之举。那些出卖妻子的男子固然悲苦，而作为典当对象的妻子，命运更为凄惨。人人都期盼和平安定、富足无忧的生活，但这样的生活往往最为难得。

我们应当珍惜眼前的平淡日子，感恩身边人的长久陪伴 —— 纵使生活平凡，也是自己一步步努力换来的结果。更要庆幸自己生在这个美好的时代，即便有时会身不由己，但我们拥有自由、独立与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