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毅：父亲最后的大坎是病，小坷是我

【中国传统文化有优点，也有缺点。其中一个缺点是教育程度低的联手整教育程度高的，并非古代，而是现代也时有发生。这里是一个具体例子，而实际并非孤例。以我父亲为例是因为我了解多一些，并非为他个人鸣冤叫屈，我自己家里有其他人更聪明而更不乏曲折的，全社会有坎坷的人不计其数】

只要生活足够年龄，每一个人都经历过困苦；

在有些时代有些人，可以因为环境一生坎坷。

1900到1950年间出生的中国人，恐怕都受环境影响很大，有些人因此经常生活、工作出现困难。

1） 困苦的少年

我父亲出生于1930年，5岁离开江西省南城县，到南昌生活，日本侵略导致他们逃难离开南昌。初中需要步行很远到泰和县上中学，住读。13岁那年，他住读期间，他的母亲因为一般化脓性感染而去世，学期结束放假回家后他才得知。

因此，他初中毕业后，没有继续上高中，而是进入江西医学专科学校。但是，家庭困难，他的父亲在南昌难以维持职业。南城县一位去台湾工作的人帮忙，他的父亲去台湾铁路局会计室做一般职员，带着全家，除他之外。

那是1947年，这样的安排意思是等他医专毕业，免得浪费学历。家庭也没有能力让他随便浪费已经付过的学费。

13岁丧母的他哪里知道，这等同于17岁就失去了全家。他的父亲是独生子，他的舅妈及其三位子女留在南城，是父亲在老家仅有的亲戚。

曾经有一段时间，他穷的只能去南昌服务大楼吃饭：那里提供其他人吃剩的饭菜，合起来再热一下，给穷人吃。

2） 似乎有希望的青年时期

解放军到南昌后，他感到像他那样的年轻人应该参加革命，没有毕业就参加工作。那时，有学历的青年很容易被新政府欢迎。

年轻人在工作期间，热情高涨。

他的对桌，后来成为江西省委书记。

在南昌市粮食局工作期间，遇到我母亲，结婚。

母亲家庭很大（兄弟姐妹7人、外公的兄弟姐妹接近10人），给这位事实上的孤儿提供了温暖。父亲一辈子见到我母亲家里的人都非常客气，他们个个认为他脾气温和，到现在还是这样。只要我提出他在小家和他单位不是这样，我母亲的兄弟姐妹及其子女没人相信，认为我是偏激，因为与他们所见不同。

岳父是真的书呆子，仪表堂堂、聪明，但很少说话。不过他在1953年左右，告诉我父亲，你不能走行政工作这条路，应该回去读书。

父亲因此在1954年回到学校，江西医专与中正医学院、两个军医学校合并成为江西医学院。在老师里面，这种大学、高等专科学校、中专合并造成了多年的问题，学生一般不知道。

父亲的学习成绩很好，当然可以因为此前他已经学过部分内容了，也可以因为他年龄偏大。那段时间，全国高校出现大学里面调干生和应届高中毕业生的矛盾。一般来说，调干生是工农兵来源，学习基础比较差，学校有所照顾。我认识北大一位当年的学生，他出自尊重我那江西高考第一名的三舅而有时和我讲一些北大的故事。他自己就因为对调干生不满，成为他被打成右派的原因之一。

我父亲也是调干生，但学习成绩很好，不用照顾。因为以前学过医专，让他少读一年，1958年毕业。毕业前，他在医院实习，没有卷入当时的运动。但也不排除有可能因为他有“敌台关系”（台湾敌人），“夹着尾巴”不敢乱说乱动。

他以全优成绩第一名毕业。

3） 读大学导致工作不如大学前

毕业分配的时候，让他去当时轰轰烈烈跃进产生的“

”，后来的“江西省医学科学研究所”，那时才开始建设的研究所，如果要开展科研工作，至少还得等五十年以后。

他报到后才知道，只有行政工作。他经常跟着省卫生厅红军出身的领导到处跑，领导挺喜欢但不可能有条件让他学习或开展研究工作，也不能做医生。

因为不要做行政才重新读大学的他，读书后岂能再做行政。他坚持要去医院工作。这时，让他去结核病医院，大家都不愿意去的痨病医院，也就是说，大学毕业第一名的分配结果实际是最差，到了没人乐意去的医院。

1960年代初期，他和另外两位大学毕业生同时在江西省结防所/结核病医院工作。当时结防所的领导和大多数医生毕业于中专，对于三位大学生视为眼中钉，不断刁难他们。1961年，国家疏散城市居民以缓解城市粮食危机，结防所的领导乘机把三位大学生全部扫地出门，保证结防所“中专生”一统天下的纯洁性。一位去了福建省三明市工作，三十多年后在美国，我们遇到他女儿女婿时，父亲才见到这位老同事。

1961年11月，父亲被发配到樟树县医院。

也就是说，父亲在大学毕业后，不断跌落。这大学读的，成了生活困难的原因。如果不读大学，他就是南昌的职员。大学把他读到结核病医院、读到县医院去了。

4） “鸡窝里还能飞出金凤凰？”

在父母读大学后，我哥跟着外公外婆去了武汉，华中工学院。8岁，送回江西，这时我刚刚出生，而且已经到了樟树。我哥觉得樟树一小不如华工附小，因此要回武汉。父亲送他回武汉，在岳父那里看到当年全国研究生招生简章。

他回樟树，申请考研究生。那时，考研究生需要本单位同意，县医院院长丢下一句话：“你以为鸡窝里还能飞出金凤凰？”。院长不是鼓励年轻人，而是因为不相信才批准我父亲考研究生。

父亲一边烘尿片、一边备考。

结果居然考上了。县医院虽然扭扭捏捏，但未食言，允许我父亲去上海读书。这肯定是樟树医院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人考上研究生，也有可能是空前绝后唯一一次考到当时全国最好的医学院（上海第一医学院）读研究生。

我后来看他们那年学生名单，再想父亲为什么是唯一的外地“乡下人”考进上医1962年研究生班，才意识到不能排除他的导师曾经在江西工作是一个原因。吴绍青虽然不是江西人，但抗战前后曾任南昌医院院长。也许，吴老先生有恻隐之心，不像那时的上海人一样排外？

1962年9月到上医读研究生后，刚刚被县医院领导认为是金凤凰的父亲很快发现自己原来不过是“小镇做题家”。他以前上学的时候会考试，但课外没学习而是体育活动。考研究生也是只顾考试，没其他准备。另外，他大学学的是俄文。那时，全国很多高校都是俄文，只有上海、北京少数学校悄悄继续英文。

北京、上海这种阳奉阴违（或者说灯下黑）的情况，以后还有发生。1969年之后，我们江西老老实实听从“学制要缩短”的最高指示，把中学从六年缩成四年、小学锁成5年，让我们一批小孩子得以九年制中小学。一旦没人发最高指示了，才知道北京上海根本没有听话，一直是十二年制。

在老老实实的江西学过俄文、没学过英文的父亲，到上海后就是十足的土包子，不能阅读研究文献，读研究生有困难。他吓得寒暑假不敢回家，在上海赶紧补英文，在其他人的冷眼中赶上来。到1965年，老师的评语“第一外国语是英文，现已能较顺利地阅读和比较准确的翻译英文专业书刊”。

父亲后来的英文阅读很好，还能阅读日文文献（1965年评语“第二外国语日文专业书刊，亦能初步做到如上两点”）。

“小镇做题家”好不容易弥补了不足，迎来了什么？。

5） 读研究生不是无作用，而是负作用

那时的研究生多么珍贵，说他们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应该不是夸张。但是，读了六年研究生的父亲，并没有成为国家的宝贵财富。

研究生毕业时，他的希望不高，填的志愿是：

上医一年只有43位研究生的1962年，中山医院一年应该是屈指可数。中山医院不留，原本“建议分配到有一些教学或科研工作的单位”。但是中山医院一位领导，大笔一挥：删除了这一建议，而改成：“回原单位工作”，还签上了大名（我把大名给盖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