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逐光六十余载，把自己活成一束光

2003年的同济大学校园，一场温和却坚定的“双向选择”，让无数师生记住了王世绩的名字。

彼时，时任校长吴启迪专程邀请年逾七旬的王世绩出山，兼任同济大学理学院院长，助力高校理科建设与人才培养。

面对校方的诚挚邀约，王世绩没有立刻应允，而是认真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个关乎学科方向：“同济理科的发展，必须与国家重大战略发展需求和科学前沿问题相结合。”第二个关于自己的经济待遇：“不要津贴、不要房子、不要车子。”

不求任何个人待遇，只求科研教育贴合国家所需，王世绩用一句“三不要”，道尽了老一辈科研工作者的纯粹与赤诚。

而这位淡泊名利的老人，曾亲手为共和国最重要的事业写下过最关键的注脚。

2009年12月，王世绩（中）主持同济大学理学发展研讨会 来源 | 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1967年6月17日8时20分，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罗布泊上空升起两颗“太阳”，其中一颗“太阳”迸发出比一千个太阳还要亮的光芒。试验现场的科研人员纷纷欢呼雀跃，身处试验一线的王世绩，心中满是滚烫的自豪与释然。

此次氢弹试验的成功，离不开精准的实验数据支撑，而关键的测量突破之一，出自王世绩之手。他创造性地提出使用气体契仑科夫探测器，和同事们一起研制出特殊应用的测试系统，实现了高本底下高能伽马射线的测量，解决了在极端辐射环境下精准捕捉高能信号的难题，完整记录下氢弹热核燃烧的纳秒级时间过程，为氢弹突破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9年，王世绩（左）向来联合实验室视察的朱光亚汇报工作 来源 | 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我的一切都是党和人民给的，只要是党的需要，我个人一切服从组织安排。”

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科研战略布局调整，激光惯性约束聚变研究成为国防前沿急需突破的全新领域。面对国家所需，王世绩毅然告别深耕多年的核试验测试领域，主动跨界投身全新的激光聚变科研赛道。

他牵头研制了十余种配套诊断设备，组织多轮激光与靶相互作用实验，对我国激光聚变研究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1988年，王世绩出任“863”计划X射线激光专题专家组组长，率队主攻X射线激光的实验与诊断研究。这不仅是世界前沿科技，更是我国国防科研的一个全新领域。

1983年王世绩（右）与傅依备、范滇元讨论激光装置方案 来源 | 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面对等离子体折射难题、激光输出强度不足等核心技术壁垒，他带领团队大胆创新、反复试验，创造性提出并实现双靶对接方案，有效弥补了非均匀等离子体增益介质带来的折射损耗，大幅提升X射线激光输出强度，推动我国X射线激光研究跻身国际前沿行列。

1997年，国内规模最大的“神光Ⅱ”高功率激光装置总体调试陷入困境，联合实验室主任邓锡铭积劳成疾，因病去世。65岁的王世绩临危受命，扛起了“神光Ⅱ”调试攻坚的重担。

顶着巨大的压力，王世绩沉着布局，摒弃了耗时耗力的推倒重来方案，以“不伤筋动骨”为原则，动员全体参研人员，逐级梳理装置每一个技术环节，精准排查问题根源，以最小改动、最优方案迭代优化技术体系，稳妥地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2001年，王世绩在上海介绍神光Ⅱ型激光器 来源|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历时四年日夜攻坚、反复调试优化，2001年5月，“神光Ⅱ”装置全线达标——8路激光全部达到并部分优于合同指标，年底顺利通过国家验收。这台当时国内规模最大、国际领先的高性能激光实验装置，终于在王世绩手中重新焕发生机。

从罗布泊的那声巨响，到“神光Ⅱ”的八束激光，再到同济校园里的“三不要”——王世绩用六十余年的光阴，追逐着光，也把自己活成了一束光。

王世绩（1932年9月28日—），中共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核聚变与等离子体物理学家。

王世绩长期从事核物理和激光等离子体物理实验研究。20世纪60年代在核试验测试中，采用优化设计的气体契仑科夫探测器，实现高本底下高能伽马射线测量，成功记录我国氢弹试验中热核燃烧的纳秒级时间过程。此后数十年深耕激光惯性约束聚变和X光激光领域，组织领导“神光Ⅱ”高功率激光装置研制，为我国高功率激光物理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