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男辞职写小说，拿到两项文学奖南方周末

“我至少有三个认识的香港推理作者同时也是影视编剧。而即使不是编剧，香港作者（包括我在内）大概也很难不受港产片或港剧的影响……”

▲ 陈浩基，香港中文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毕业，台湾推理作家协会征文奖、岛田庄司推理小说奖得主，著有《遗忘，刑警》《13·67》《网内人》《第欧根尼变奏曲》等作品。首位获日本“周刊文春推理小说十大”及“本格推理小说十大”海外部门第一名的亚洲作家。（受访者供图）

初次见到陈浩基，是他在香港铜锣湾希慎广场的诚品书店举办新书活动，我前去旁听。彼时我还天真地以为，从小看着港片长大的自己，多少能听懂几句粤语，谁知一到现场便完全崩溃——真的一句都听不懂。全程多亏同行的魏艳老师帮我翻译，才勉强跟上对谈的内容。也是在那次活动之后，我与陈浩基取得了联系。

有了这段“惨痛经历”作为铺垫，加上陈浩基表示自己的普通话讲得很“烂”，这次的访谈我们一拍即合，果断采用笔谈形式。由我先列出足足40条、六千多字的问题提纲；随后他写下了一万四千多字的详细回复；我再补充三千多字的延伸提问；他又写下三千多字的回应……如此往复，不断修改和调整，历经一个多月，最终定稿，成就了这两季“中国悬疑推理作家访谈录”中篇幅最长的一篇作者访谈。

不得不说，陈浩基在中国推理圈中几乎成了一个传奇。这既源于他的代表作《13·67》——那部被无数推理迷们奉为“国推之光”的作品，也因为我们对于香港悬疑推理文化的发展所知非常有限，这份信息的匮乏，反而为其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相比起港片、港剧，香港的悬疑推理小说尚未获得足够的关注与重视，而这也正是我此次访谈陈浩基所期待的目的之一：借此机会让内地读者更多地了解香港推理小说——乃至更广义上的华文推理小说——的发展面貌，展现出华文推理创作的丰富多元与不同可能。

33岁开始写推理小说

南方周末：你是1975年生人，为什么会在33岁时想到要开始写推理小说？

陈浩基：我一直很喜欢阅读推理小说，即使大学毕业后出社会工作，仍然有阅读的习惯，2000年代刚好台湾出现新一波推理热潮——主要是日系翻译推理小说，于是我读到更多新鲜的推理作品。

我本来的工作是电脑编程，三十二三岁时我刚辞职，打算休息一阵子进修一下再找工作。我在那个阶段刚好有闲暇，发现网上有推理小说的征文比赛，一时兴起试写一下参加，结果因此认识了出版圈中人，发现全职写作也是一条出路，于是把心一横给自己两三年时间试试。幸运地首年便已有回报（拿了两个小说奖的第三名），翌年更获岛田庄司老师青睐，获得“岛田奖”首奖。没想到最初的尝试后来却变成正职了。只能说在我选择这条路时，这条路也选择了我吧。

南方周末：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阅读悬疑推理小说的？对你影响最大的悬疑推理小说作家作品有哪些？

陈浩基：我小学时候有阅读儿童小说和童话等等，在小学五年级时第一次接触《福尔摩斯探案》，惊为天人，实在太有趣了。而对我影响最大的推理小说作家大概是早期接触到的横沟正史。

根据横沟正史系列小说《金田一探案集》改编的电影之一《女王蜂》（1976年）剧照。（资料图）

南方周末：能具体谈谈横沟正史对你最大的启发和影响在哪里吗？

陈浩基：我念中学时是1990年代，当时没有互联网，资讯和知识不容易传播，所以我对“侦探小说”的主要印象来自福尔摩斯、一些偶然读到的杂志短篇以及影视作品，基本上都是传统模式的诡计，也似懂非懂地习惯了“密室杀人”或“孤岛谋杀”那类公式。

所以当我读到横沟正史的《本阵杀人事件》时颇感惊讶，一反我对密室杀人的认知（附带一提，让我第二次惊讶的密室是多年后森博嗣的《全部成为F》）；而《狱门岛》至今仍然是我最为推崇的推理作品，表面上它是一部集合了众多古典本格推理元素的侦探小说——比如孤岛、预告、歌谣、模拟杀人、物理诡计、双关语等等，但最让我赞叹的还是它在借用西方侦探小说模式的同时，加上了日本本土的地域特性与时代元素。我常常说，《狱门岛》的谜底，只有发生在“日本”和“二战后”才有说服力，纵使没有读者会从“社会派”推理的角度去研究这部作品，但它依然展现出一种将西方文类放在东方“在地化”的面貌与可能性。

这很值得借鉴，例如思考中华文化和华人社会在发源自欧美的推理文类上，有哪些独特的路线或方向可以尝试开拓。《狱门岛》从1947年开始连载，我阅读时作品已经面世差不多五十年了，我就更加感受到这道视野鸿沟有多大。再附带一提，另一道“鸿沟”是我多年后读到中井英夫的《献给虚无的供物》时所感受到的，日本的推理作家早在1964年（《献给虚无的供物》的出版年份）就已开始思考推理小说的本质问题了，而我们直到近年才刚刚起步，比如陆秋槎的杰作《文学少女对数学少女》（2019），或是马来西亚作家王元的“岛田奖”作品《丧钟为你而鸣》（2021）。

现实世界与架空世界

南方周末：你的小说创作大概可以分为两条脉络：一条以香港为地域背景的现实主义路径，比如《13·67》《网内人》《隐蔽嫌疑人》；另一条是《魔虫人间》中有意架构的“无名之城”与更加偏幻想风格的创作，包括《魔笛》《气球人》等。其中前者更贴近传统推理小说类型，后者则和童话故事、恐怖小说、奇幻小说、科幻小说等不同类型相结合，形成了一种类型上的“越界”和“跨界”。你怎么看待自己的这两种创作路径？后者“架空”的世界观设定，会让你感觉在创作上更自由吗？

陈浩基：前者销量比较好（笑），后者是“作家的任性”（爆笑）。好啦，认真回答一下，其实我两者都喜欢，写实推理贴近生活，就像柯南·道尔创作福尔摩斯，读者会觉得福尔摩斯真有其人，容易产生共鸣，同时作者亦可以省下很多关于推理框架的说明，因为读者会知道“现实”逻辑的规限；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就变成局限了创作的幻想性以及推理小说的可塑性。

近年“特殊设定系推理”受注目，我想就是因为作者们希望打破传统框架，而这正是我跑另一路线的原因，有点像“做实验”。出版社比较希望我写前者类型的，但我觉得后者能够刺激到更多后辈作者，发现推理小说还有很多其他的创作方式和可能性。

另外，后者创作上当然较自由，因为可以不用从现实中取材，架空城市的法律和政府部门都可以虚构，写实的就要仔细调查，要是弄出“香港警视厅”这种胡来的名称，只会让作品变得异常突兀，除非是平行宇宙的“架空香港”。不过“设定系”虽然可以减少取材时间，却要增加细节思考的工夫，因为现实存在的事物是自洽的，但“设定系”的不是。

南方周末：你所说的“故事突兀”这一点很有意思，写实小说当然要贴近现实、模拟现实；而即使是“设定系”的作品也要让读者感到“不突兀”才好，这一要求似乎是在另一个层面上使作品本身“符合现实”，或者说符合读者对于所谓“现实合理性”的某种期待？

陈浩基：这真是个好问题呢！你道出一个很重要的盲点。“设定系”作品可以天马行空，但不管多独特，读者还是以“人”的视点来阅读，以“常识”去理解故事。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思想实验，假如有一个外太空星球，居住着一群名叫“咕噜咕噜”、形态不明的生物，有一套我们人类无法理解的生物逻辑，而现在有人类作者和“咕噜咕噜”作者分别撰写它们的故事，那么人类读者能够理解的是哪一个？

只会是人类作者所写的版本。因为那是透过“人类作者”的视角去观察的内容——例如说，“咕噜咕噜”会伸出四根长条状的物体，人类作者便很可能将这些物体称为“四肢”，纵使它们根本不是手脚，但人类读者就能够根据这个命名想象出它们的样子。

回到“设定系”上面，“设定”其实是作者在现实中加入特殊条件来制造谜团，但作者不可能将所有逻辑设定都填进故事里，于是留白的部分便要让读者自行思考填补，也就是你说的“对于现实合理性的期待”。举例来说，以“某些人有飞行能力”作为新设定，作者打算用它来编写像“从窗户进入摩天大楼高层盗窃”的故事，表面上好像很单纯，但进一步深究的话，就会产生“飞行时是整个身体反重力还是围绕身体的空间浮起来”“飞行时负重量多少”“强风吹过时能否控制”“飞行时推力如何发生”之类的一串问题，它们可能不会影响剧情，但设定愈复杂，遇上期待落差的可能就愈大，要求读者理解的门槛也就愈高。

我一直认为洛夫克拉夫特的“克苏鲁恐怖小说”在出版时期（20世纪20至30年代）不受大众读者欢迎，正是因为当时的读者无法理解那些超脱现实的设定，而后人续写较易理解的作品，以及读者们科学认知的增加，才使得那些小说重新获得重视。

根据洛夫克拉夫特小说改编的默片风格电影《克苏鲁的呼唤》（2006年）剧照。（资料图）

从“不入流”读物到老师推荐书目

南方周末：你的小说《气球人》具有比较明显的超能力“设定”意味，你在这部小说的简体版中增加了一篇序言，来说明这部小说集与推理小说之间的关系。你在书中的说法是：“加上一个带点科幻或奇幻的设定，有读者认为本作是‘非推理’，我也颇能理解，纵使以我个人的标准而言，这部有点另类的作品仍在‘推理类’范畴内。”你怎么理解推理小说？

陈浩基：这是个会引发“战争”的问题啊！（笑）如何定义推理，大概一百个人有一百个答案。我的定义很宽松，只要是有拆解谜团的过程，而这过程又是有逻辑性的话，它就是广义的推理小说。但有趣的是，一票叙述性诡计的推理大作其实是不符合这定义的，但我们一样将它们视作推理小说，甚至是很硬核的推理小说。所以根本很难定义啊。

南方周末：确实，如果从爱伦·坡算起，推理小说发展至今已经有180年的历史，其中包含各种风格和流派，很难直接对其下定义。如果套用一个关于哲学的说法——“所谓哲学就是哲学史”，我们似乎也可以说“所谓推理小说就是推理小说史”，不同的写作者都在用自己的创作来重新定义推理小说这一类型。关于前面那个问题，或许可以再换一个问法，就是在这么多小说类型——比如奇幻、科幻、灵异、童话，其中包括许多你自己曾经写过的类型——之中，为什么你最偏爱写推理小说？

陈浩基：至于为什么主要写推理小说，因为我自小便喜爱阅读推理小说。每次被作者骗倒我都十分高兴；假如我能看穿诡计，我也会为作者能编排出有趣的布局而感到愉快。推理小说的世界很迷人，谜团最后都能解开，呈现出完美的逻辑规律；相反，我们所处的世界实在有太多缺陷，有太多未解之谜了。

另外，我认为“推理”元素其实是可以加进任何小说类型之中的，比如说“小说是靠悬念来推动”，将这个“悬念”最大化之后就是推理。好奇心是人类的天性，理解事物、发现真相会让我们感到满足，能提供这种欣快感的推理小说自然具有莫大的魅力了。

陈浩基创作的一些推理小说，其中《隐蔽嫌疑人》是出版于2026年8月的新作。（资料图）

南方周末：你在《气球人》的“后记”中曾说到，这部小说最初的篇章是想要“写一些在便利商店贩售、以高中生为读者对象的通俗流行小说，类型主要为恐怖灵异、奇幻刺激之类，总之不求高深只求过瘾”。你怎么看待这类“Pulp小说”，或者说你觉得作为“Pulp小说”之一种的推理小说和严肃文学之间是否存在某种根本性的区别？

陈浩基：我想这会变成讨论“艺术性”或“艺术本质”的问题。我没修过艺术评论，对艺术也只是一知半解，但我的理解是，艺术的用途是让观赏者获得思考作品的机会，从而获得启发。

“Pulp小说”在创作时是无须考虑艺术性的，作者可能没在意读者有没有思考的机会，只追求直接的官能刺激。甚至反过来说，假如读者会因为剧情而反思或反省，那就是一本失败的“Pulp小说”，因为这就不刺激嘛。

不过，我认为这其实也不是截然二分的。光谱一端是只追求官能刺激的“Pulp小说”，另一端是只讲求读者反思的严肃文学，大众小说就是位于两者之间，轻小说就靠近Pulp那边多一点。推理小说本来也是更靠近Pulp（所以柯南·道尔一直不重视福尔摩斯），但在时代的推演下，也有很多走近另一端的推理小说了，这也是一种时代性的变化。在我小时候，悬疑推理小说只会被师长们当成“不入流”的通俗读物，但今天的老师们都愿意向中小学生推荐推理作品了。

“桥唔怕旧，最紧要受”

南方周末：面对现如今纯粹的本格推理小说诡计越来越难写、越来越枯竭的发展态势（是真的存在这个问题，还是这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推理小说或者与更广泛的社会历史进程相结合，变成“社会派”或历史推理；或者走“设定系”的路径，在其中加入各种幻想性设定元素，你怎么看待后一种创作潮流？

陈浩基：我认为“设定系兴起”和“诡计枯竭”是两个不同的议题，只是很容易将两者混谈，甚至错误地当成因果关系。首先是前者，我是很支持“设定系”的，原因是创作本来就没有边界，而推理算是一种“有规则”的文类，所以如何打破原有框架就成为一种对创作者的挑战。我常举的例子是，爱情小说中没有“正确不正确”，结局主角们相恋或分手也都是“合理”的；但推理小说则不是，如果真相和伏笔有矛盾，那作品就不成立。基于这点，思考在现实逻辑之外增删规则，再利用这些新规则去变化生成新的盲点与误导，那就是一种拓展推理类型的优秀手段。

其次，我认为“诡计枯竭”并不是事实。我们可以说诡计比以前难设计、读者愈来愈敏锐，但距离“枯竭”还很远。读者的敏锐是作者所控制不了的，但“难于设计”其实还可以进一步分成两点来谈，其一是“很多点子已有前人用过”，其二是“科技进步令很多诡计再也行不通”。

“前人用过”其实不是问题，因为追本溯源，推理诡计根本跳不出“老祖宗”爱伦·坡的五个短篇，后人只是在其基础上不断加以变化。如果用魔术表演做例子，魔术师有方法让观众抽中他事先选定的扑克牌（称为“迫牌/Force”），可是魔术师是要直接说出“你抽中的是梅花三”，还是脱去外套让观众看到他胸膛有梅花三的文身，又或是通过烟火表演亮出梅花三的图案等等，所带来的感觉会截然不同。广东有句俗谚“桥唔怕旧，最紧要受”，意思是“桥段不怕旧，最重要的是让观众接受”，还是很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