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为何从“武圣”变成“财神”？南方周末

如果你是80后或90后，童年记忆里大概少不了一台老式电视机，以及那部循环播放的《三国演义》。陆树铭扮演的关羽，红脸长髯，手持青龙偃月刀，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他是忠义的化身，是沙场上的武圣。

但如果你现在走进一家广东的工厂，或者山西的票号旧址，你看到的关羽可能不是横刀立马，而是手捧《春秋》，端坐在神龛之上，面前摆着香炉和供果。商人们供他，不叫“武圣”，叫“财神”。

一个打仗的将军，怎么就成了管钱的神仙？

这个问题，三位中国经济学家（上海财经大学丁浩员教授、中山大学薛畅副教授、嘉兴大学张宇博士）不仅认真思考了，还把它写成了一篇严谨的学术论文，发表在了国际法经济学顶级期刊《法和经济学杂志》（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上。论文的标题叫《来自圣人的庇佑：关羽崇拜与中国金融发展》。

这篇文章发表后，引发了不小的讨论。有人觉得这是“经济学的自娱自乐”，有人追问“研究意义何在”。也有人指出这篇文章的洞识所在：“商无信不兴，可以把拜关公信仰理解成，古人在正式制度缺失的情况下，通过非正式制度规范商业行为的制度补充。”

那么，这究竟是一项怎样的研究？它的结论靠谱吗？我们不妨一起走进这场跨越千年的“因果推断”之旅。

为什么是关公？

在回答“关公为什么是财神”之前，我们先得回答一个根本的问题：为什么是关公？

三国名将如云，论武力，吕布未必逊色；论谋略，周瑜、陆逊皆有奇功。但关羽有一个特质，让他从众多武将中脱颖而出：忠义。

《三国志》记载，关羽曾被曹操俘获，曹操待他极厚，拜为偏将军，封汉寿亭侯。但关羽始终心系刘备，最终回到旧主身边。这一去，成就了千古忠义的典范。

到了明清时期，随着《三国演义》的广泛流传，关羽的形象被进一步神化。商人们开始注意到他身上的另一个特质：信。

做生意最怕什么？怕对方言而无信，怕契约沦为一纸空文，怕货款有去无回。在法治不健全、信息不通畅的古代，谁来约束交易双方？官府管不过来，法律成本太高，那就只好求助于神明。

关羽恰好提供了这种“信用背书”。他代表的就是“忠”与“信”----你对着关公像发了誓，还敢赖账吗？这就像今天的“区块链”，是一种去中心化的信用机制。在关羽的老家山西，晋商在签合同时，常常要请出一尊关公像，仿佛他就是一位无形的公证人。久而久之，关公也就从“战神”正式“转岗”成了“财神”。

关帝庙越多，金融机构越多

经济学家们注意到一个现象，中国各地金融发展的水平差异极大。上海、江浙一带金融业发达，而某些内陆地区却长期滞后。传统的解释往往归结于地理、政策或经济基础。但这三位研究者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想：会不会跟关公崇拜有关？

这个猜想的逻辑链条是这样的----

如果一个地方的人普遍相信关公，相信做人要讲信用、重承诺，那么这个地方的商业交易成本就会更低。人们更愿意借钱给别人，更敢于投资陌生人的项目，商业合同也更容易得到履行。久而久之，金融活动就会繁荣起来。

换句话说，关公崇拜可能是一种 “非正式的制度” ----它替代了法律的一部分功能，用道德和信仰的力量约束了人的行为。

为了验证这个猜想，研究者开始了艰苦的“数据侦探”工作。

他们首先要找到衡量“关公崇拜程度”的指标。最直接的，就是关帝庙的数量。庙越多，说明崇拜越盛。

他们从国家文物局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手动筛选出了505座1937年以前修建的关帝庙。为什么截止到1937年？因为那一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动荡，之后的庙宇修建很难再反映传统崇拜的自然状态。

接下来是金融发展程度的衡量。他们用了两套数据。

一套是历史数据。1937年之前，中国的金融机构主要有两类----传统钱庄、票号，以及后来出现的现代银行。他们从《近代中国银行业机构人名大辞典》中搜集了这些机构在各城市的分布。

一套是当代数据，即2019年中国银保监会的银行分支机构名单。

把这两套数据放在一起对照，一个清晰的模式浮现出来：关帝庙越多的地区，历史上的金融机构也越多，现代的银行分支也越多。

但相关不等于因果。这就像“公鸡打鸣”和“太阳升起”----你不能因为看到公鸡叫了之后太阳出来了，就说是公鸡叫醒了太阳。

同样，也许是某个地方经济发达、商人云集，他们有钱有闲，才建了更多的关帝庙。这就是经济学中常说的“内生性”问题----解释变量（关帝庙）与误差项相关，导致我们无法判断因果方向。

“距离解州远近”的变量

为了破解这个难题，研究者用了一个经济学侦探常用的工具----工具变量法。

这个方法的精髓是：找到一个“第三者”，它只影响关帝庙的数量，但不直接受经济状况的影响。

他们想到的“第三者”是，距离关羽老家解州（今山西运城）的远近。

这个选择的逻辑是这样的。第一，相关性：离关羽老家越近的地方，受关公崇拜的影响自然越深，庙宇应该越多。第二，排他性：距离关羽老家远近这件事，跟一个地方的经济繁荣程度没有直接关系。你不能说“因为离解州近所以经济发达”，也不能说“因为离解州远所以经济落后”。

用这个工具变量重新分析后，结论依然成立：关公崇拜确实促进了金融发展。

然而，正是这个工具变量的选择，引发了不少争议。争议的核心在于，“距离解州的远近”真的是一个“外生”的变量吗？

有批评者指出，距离一个文化起源地的远近，本身可能就与很多其他因素相关。比如，距离解州近的地区，可能恰恰是晋商的活动范围，而晋商本身就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商帮之一，他们的商业网络和金融创新可能才是金融发展的真正原因，而非关公崇拜本身。

再比如，距离解州近，可能意味着该地区与中原文化核心区的联系更紧密，而这种联系可能带来更好的基础设施、更高的教育水平、更完善的制度环境----所有这些都可能促进金融发展。

如果是这样，那么“距离解州的远近”就不只是一个“手术刀”，它可能还带进了其他“杂质”。用计量经济学的术语说，这就可能违反了“排他性约束”----工具变量通过其他渠道影响了被解释变量（金融发展）。

此外，还有学者对“距离”类工具变量提出了更普遍的质疑，认为这类变量往往在统计上显著，但这种显著可能是一种“假阳性”。也就是说，即使它们对结果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也可能因为某种统计特性而变得显著。

面对这些质疑，论文作者在研究中做了几件事来增强结论的可信度：

第一，排除竞争性假说。他们不仅考虑了儒家思想的影响，还参考了佛教、道教、基督教等其他宗教的分布。结果发现，其他宗教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就排除了“是宗教普遍起作用，而非关公特殊”的可能性。

第二，寻找“信任”这个中间机制。如果关公崇拜真的通过“信任”来促进金融发展，那么我们应该能在数据中看到：关公庙多的地方，人们的信任度更高。他们用了两组数据来验证。一是“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结果显示，关帝庙密度越高的地区，人们对陌生人的信任度也越高。二是企业数据。他们发现关帝庙密度越高的地区，企业的“应收账款”也越多。应收账款就是“先货后款”----供应商愿意把货先发给客户，过段时间再收钱。这本质上是一种企业间的信用贷款。供应商愿意这么做，说明他们信任客户会按时付款。这两条证据互相印证，让“信任”这个机制变得更加可信。

第三，区分“普遍信任”与“特殊信任”。研究者还做了一个巧妙的对比：他们发现关公崇拜对“信任陌生人”有显著影响，但对“信任家人”和“信任亲戚”的影响却不显著。

这个发现非常关键。它说明关公崇拜促进的是一种超越血缘和地缘的普遍信任，而不是儒家文化中那种“差序格局”下的特殊信任。这正是现代金融发展所需要的信任类型。

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这项研究的意义何在？

它的意义不在于证明“拜关公就能发财”----那是对研究的庸俗化理解。它的真正意义在于：第一，它揭示了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的经济功能。在正式法律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文化、信仰、道德可以起到替代性的作用。关公崇拜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它通过塑造人们的信任观念，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金融发展。

第二，它提醒我们注意文化内部的复杂性。儒家文化常常被视为阻碍普遍信任和现代金融发展的因素。但关公崇拜作为一个“例外”，说明中国文化并非铁板一块。在儒家强调“亲亲”的同时，民间信仰中也有强调“义”和“信”的传统，后者可能具有补偿性的功能。

第三，它为理解地区发展差异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为什么有些地方金融发达，有些地方落后？除了地理、政策、经济基础之外，文化传统也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解释变量。这对于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具有启发意义。

当然，这项研究并非没有局限。工具变量的争议、数据的局限性、机制的复杂性，都意味着这只是一个开始，而非终点。但是，它从当下现象出发，追溯历史，解释原因和启示当代，本身已经是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