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40岁物理学博士开始当全职爸爸三联生活周刊

一条讲“量子场论有什么用”的科普视频火了。视频里的男人头发略长，有些凌乱，穿着也很随意，站在白板前讲物理。网友评价：看着像“民科”，没想到是真大佬。视频播放量很快过百万，粉丝涨到十万。视频中的人自我介绍叫李政阳，是一名物理学家。

但40岁的李政阳，在一年前因为没有申请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岗位未能续约，离开了四川大学，也没能找到其他高校或研究所的工作。如今，他的生活是给孩子做辅食、换尿布、带孩子下楼晒太阳。等孩子睡着后，拿起笔和纸，继续做物理研究，间隙录制科普视频。在妻子弦论眼里，李政阳像个“外星人”，无论失业，还是成为全职父亲，他都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焦虑和痛苦，即使没有人给他开工资，依然在坚持自己的研究。

弦论曾经是另一个样子。她是物理学博士、大学副教授，也是一名拥有百万粉丝的科普博主。但她一直被焦虑裹挟。遇见李政阳后，她意识到，科研不只是为了论文、为了生存，它本身是快乐的，也让她第一次感受到，人生的主基调是幸福的。以下是李政阳和弦论的讲述：文｜陈亚杰“我在工作，只是没人愿意给我付薪水”讲述者：李政阳拿不到基金项目，就无法留下

我长期在国外，不了解国内基金申请的难度。第一次申请时，我甚至不知道申请书应该怎么写。我的中文不好，写了不少错别字，把“重来”写成“丛来”，后来我听说，有的评审专家很看重书写规范。朋友看了我的申请书后说，论述部分写得太少，不够详细，篇幅甚至不到规定字数的一半。

我出生在台湾，10岁跟着父母移民到新西兰，在那里一路读到博士。之后又去了巴西、印度做博士后研究。2019年回国后，我在四川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合同三年一签。前一个三年相对宽松，第二个三年结束后，需要拿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才能继续留下来。

我的研究方向是量子场论和粒子物理。博士期间，我和导师提出了一种新的量子场论理论，其中关于旋转对称性的约束问题，我研究了十年，一直没解决。申请基金时，我把它作为课题写了进去。

视频中的李政阳正在讲解场运动方程（受访者供图，下同）

连续失败两次后，我真正意识到基金申请有多难。那时我已经超过35岁，只能申请竞争更激烈的面上项目。第三次，我认真准备了很久，研究那些通过的项目申请书，还是没有通过。其中一个反馈意见让我印象很深，大概是说，这不是一个主流的研究，做了这么久，也一直没有成果。

于是，第四次，我努力找了个创新的课题项目，仍然失败了。有人告诉我，课题太新也不行。基金申请背后的逻辑，和我理解科研的方式不一样。

就在那一年，我和导师一起坚持了十年的研究，终于解决了关键问题，发表了几篇论文，其中一篇刊登在物理学核心期刊上。对我来说，这是一件比拿到基金更重要的事情。

我做的是理论物理研究，主要是看文献、推演思考，有没有基金资助，不影响我做研究。2024年是我最后一次申请，我也没抱什么希望，还是失败。那时候，我和川大的合同也快到期，我知道，续约的可能性不大。我们一批招进来的有五六个博士后，最后只有一个人留了下来，其他人有的在别的高校找了工作，有的转行去了企业。

相比于能否申请到基金项目、是否有工作，我更在乎能否做自己喜欢的科研项目。我从十三四岁开始对物理和数学感兴趣，在图书馆里看到一本关于霍金与彭罗斯讨论时间、空间以及量子引力问题的书，书中的内容我很多都不能理解，但对其中的数学符号和物理概念产生了好奇。

带娃的李政阳

读大学时，我自然而然选了物理学。在我看来，物理学是对大自然的探索，探寻自然的规律，而当我们真正理解这些规律后，会发现它非常简洁，这一直很吸引我。

我的导师Dharam Vir Ahluwalia对我影响很大，我在巴西和印度的博士后工作，也都是跟着他一起做的。他年轻时的处境比我更难。他在美国的一个国家实验室工作，也遇到过实验室不给他续约的情况。那时候他已经结婚了，有四个孩子，妻子没有工作，但他当时就和同事说，“我在工作的，只是没人愿意给我付薪水。”

后来他在墨西哥、新西兰、巴西等许多研究所和大学担任教授，在我们看来很稳定的工作，他如果做得不顺心，也会直接辞职。

也是他告诉我，应该去做自己喜欢的研究，只要还在做科研，就是物理学家。

被带孩子取代的时间

离开川大时，我和弦论已经结婚了，孩子也马上出生。

弦论在重庆的大学当老师，我主要投了重庆及周边的高校，大概有六家，没有一家给我面试的机会。也不意外，大部分招聘都要求35岁以下，我手上又没有基金项目，重新进入高校的机会很渺茫。

那段时间我也会焦虑，不知道接下来做什么。做科研反而能让我静下来，我和弦论一直在合作，我知道我们合作的研究成果，对她的工作也有帮助。我也逐渐想明白了，弦论有稳定的工作，我们有房子住，还有一些存款，生活就还行。

就在这时候，我们的孩子出生了，真正改变了我生活。我们的孩子叫李群，是数学上的一个术语。

李群在一个半月的时候得了肺炎，是被我传染的。当时他不哭也不闹，看起来特别虚弱，呼吸声都有些沙哑。我们赶紧带他去医院，第二天住了院，还上了呼吸机。但是他太小了，呼吸机的管子都不好塞进鼻子里，前几天看不到明显的好转，我日夜都待在医院里。一周之后，情况才稳定下来。

那段时间很累，也很着急。但当看到他一点点恢复，看着他开始依赖我，我又会觉得很幸福。就像现在，我和你聊天，他就在我怀里，头靠在我的肩膀上慢慢睡着。这一刻，我会觉得特别美好。

物理学家的生计

弦论因为脚不太方便，家里的事情我承担得更多一些。她有教职，我也希望尽量让她有完整可以用来工作的时间，我会一个人抱着孩子出去散步，带他晒太阳。晚上，等他们睡着以后，我偶尔会坐在客厅推导公式到凌晨一两点。

今年三月，在弦论的介绍下，我入职了一家科学计算相关的人工智能公司，尝试将AI应用于理论物理中的计算问题，这也是我很感兴趣的方向。但目前我所负责的项目还没有启动，我就和弦论商量做短视频，科普的同时也帮公司做宣传。弦论从2021年开始做物理科普，她教我怎么录、怎么剪。

做视频对我来说并不容易，我比较内向，不喜欢面对镜头。第一条视频是自我介绍，弦论陪我录了几遍，她在旁边看着，我觉得很不自在。后来她睡觉去了，我自己又录了几遍，算是把任务完成了。没想到第一条视频就有超过百万的播放量，很快涨到了10万粉丝。

李政阳第一条播放百万的视频，视频中他正在介绍自己

我们分析，可能和我的形象有关。头发比较长，那天穿得也很随意，很多人一开始以为我是“民科”，看下去才发现是真正的物理科普。还有人觉得，我的形象有点像北大的韦东奕。

弦论建议我趁现在有流量，多更新一些，但因为要照顾孩子，我的性格又比较随意，现在大概五六天才发一条视频。虽然视频时长只有三四分钟，但有些内容要花几个小时去准备，反复录制。

目前，短视频收益和在另一个平台直播讲课的收入，加起来和我之前在高校的工资差不多。不过直播课程只签了3个月，收入还不算稳定。我还在给一名学生辅导物理。之前也有人找过我，我拒绝过几次。一方面担心自己教不好，另一方面，也不希望占用太多时间。这次辅导的内容是我熟悉的方向，能增加一些收入，就决定试试。

最近我经常看一些科学家的传记，从中获取一些能量。比如，挪威数学家阿贝尔，一生贫困，26岁就因病去世。但贫穷和病痛没有让他停止研究。我没有他那样的天赋，但想到自己现在的处境没有那么糟，也应该继续。

朋友也会提醒我，“还是要有份稳定的工作，不然以后孩子上学了，别人说他爸爸没有工作，不太好。”我比较认同。以前我一个人在国外，走到哪儿算哪儿。现在有了家庭，想的事情确实不一样了。我还是希望以后能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最好能继续做科研，或者不要占用我做科研的时间。

“焦虑的人，遇见一个外星人”讲述者：弦论

当努力之后，精疲力尽

李老师失业前，有一个学术界的前辈问他，后面的工作找得怎么样了。他说，还没找。前辈大吃一惊：“你怎么现在还不着急？”我当时也觉得，都临到头了，怎么不着急。

但他好像没有“焦虑”的概念。每天继续做研究，和之前没什么区别。我从来没看到他焦虑、痛苦的样子，像是“外星人”一样。

我和他就完全不同。我从小是别人口中的“好学生”，聪明，努力。我也一直相信，努力和成功是成正比的，就像多刷题，高考就能取得好成绩。这个观念影响了我很久，从大学到博士，再到博士后期间，我基本上每天九点开始工作，晚上十一点睡，十几年都是这样，几乎没放过假。那时候我觉得，人生的主基调是悲伤：一天到晚都在努力，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李政阳和弦论合照（受访者供图）

在博士后期间，这套观念还受到了冲击。理论物理博士毕业后，一般要做两期博士后，才能找到教职。我先后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神户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这期间，我感受到了很大的就业压力，我的同事们也都是从小很聪明、读书时考第一名的人，可找工作时，有人做完第一期后找不到下一期，有人做了两期也没找到合适的教职，最后只能转行去企业。

我是2021年开始做短视频科普的，一方面是想传播科学，另一方面也有现实考虑，这是一个成本很低的转型方向，万一找不到教职，做全职博主至少能养活自己，给自己留条路。

那段时间，我也开始自我怀疑。比如，一个问题我想了一个星期都没想明白，拿去问老师，他几乎一秒钟就给出了答案。而那个问题，我们俩以前都没见过。我不止一次问他：“你怎么那么聪明？”他安慰我：“没关系，我只是比你大六岁。”可等我到了他当年的年纪，我和他六年前的差距还是很大，不是努力就能弥补的。

在日本做博士后期间，我甚至去问过老师，“我是不是不适合做研究。”老师没有当面打击我，但我后来听说，他评价我：“她可以搞科研，只是会特别难。”这件事，对我的打击非常大。

《功勋》剧照

当时我也在找工作。我想，那就再多发些论文吧，付出120%的努力。可我已经精疲力尽了。那段时间，我变得很麻木，对什么都没兴趣，脑子里想的全是我应该努力，却什么都干不动。为此，我还去医院住了一周。

我接触到的很多学术圈的人，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多少都有类似的压力——论文什么时候发，基金什么时候申请下来，包括现在很多人讨论的“非升即走”。

和李老师相识，是在我刚找到工作后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他和我此前认识的人都不一样。别人聊起学术，都是说“这个可以做，我们可以合作写篇文章”。李老师从来不提写文章的事，他只是问我：“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一些很难的问题，我知道自己做不出来，就不会去想。他敢想那些啃不动的东西。

李老师没有申请到基金，在我意料之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竞争激烈，无异于过独木桥。有一次基金申请失败，他说自己失望了一周。但在我看来，他每天还是继续做科研，和以前没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