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东方之珠：首次香港之行

在我向往的众多旅行目的地中，香港始终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位置。这不仅因为它是一座享誉国际的大都市，更因为香港流行文化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留下了不可替代的印记：从无线台的电视剧、香港电影，到当年传奇的港台华语流行乐坛，都是我们这代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我一直盼望有机会去访问香港，却始终未能成行。今年十月，我借回国探亲兼出差之机，从北京特地绕道前往香港，停留了五天，终于了却了一桩多年的心愿。和许多同时代的中国人一样，我对香港最早的认识始于八十年代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那时，我还是一个生活在中国西北的小学生，对政治和国际关系一无所知，却隐约感受到这一历史事件的重大意义。1989年，香港在学运期间扮演了重要角色：各界组织集会游行，声援北京学生，并踊跃募捐。香港自此走到了中国政治的前台。九十年代，我在北京上大学。随着1997年香港回归临近，中国民众对香港的兴趣日益增长。我印象最深的是歌手艾敬的那首《我的一九九七》。我觉得它唱出了许多中国人对香港，以及对她所代表的那个西方世界的好奇与渴望。 1997年夏天，在全球媒体的注视下，香港举行了庄严的主权移交仪式，正式回归中国管辖。那时，我刚刚拿到英国签证，正为出国留学做准备。两个多月后，我从北京搭乘飞机飞往伦敦，开始了留学生涯。此后近三十年，香港仍不时出现在我的视野中。从2003年针对《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的抗议，到2014年爆发的“雨伞运动”，再到2019年“反送中”示威游行引发的警民冲突，直到前几年中国政府颁布《港区国安法》并在香港展开政治清算，我一直都在遥远的英伦注视着香港的命运。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对这次香港之行充满好奇：经历了这些年的风风雨雨，香港与我当年想象中的“东方之珠”究竟会有多大差距？

我从北京首都机场第三航站楼搭乘国泰航空的班机飞往香港。当天执飞的是一架空客A330-300，机身略显老旧，估计已有十几年的机龄，但保养得还不错。航班上座率只有一半左右，乘客中有不少是从香港来北京旅游探亲的大爷大妈。机组人员的服务态度也很好。一位空少主动和我聊天，言语间流露出对大陆如今的发展和便利的羡慕。下午三时许，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飞行，班机降落在香港国际机场。这座机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建设。当年，中国政府和港英政府曾因新机场建设一度僵持不下。新机场最终于1998年投入使用，成为亚洲重要的航空枢纽，也是香港回归后的重要名片。经过数次扩建，如今的香港国际机场已拥有三条跑道，第二座航站楼也在建设中，规模不逊于其他国际大都会的机场。入境手续办得还算快捷。取到托运行李后，我搭乘机场快线前往位于九龙油尖旺区的酒店。香港之行的第一晚，我住在九龙中心地带、弥敦道（Nathan Road）上的逸东酒店（Eaton HK）。选择这里，是想亲身感受旺角、油麻地和庙街这些曾无数次出现在香港警匪片中的地名。办好入住手续，稍事休息后，我便迫不及待地出门上街。此时已是黄昏，华灯初上，街上人声鼎沸、车水马龙。作为香港的旧区，这里几乎每一寸土地都被充分利用。街道两旁密布住宅楼和商用楼，一楼和地下室用作商铺，二楼以上则是拥挤的住宅。眼前的一切，正是我在电影里熟悉的九龙景象。

我沿着弥敦道步行到庙街，那里更加热闹。这里显然是游客的热门打卡地，街道上人流熙攘，摊档林立，售卖各式手工艺品和廉价电子产品。再往里走，是琳琅满目的小吃摊和富有香港本土特色的大排档，烟火气十足。我找了一个人气旺盛的大排档，点了几样小菜，坐在街边的板凳上，一边喝啤酒一边欣赏街景，十分惬意。后来，我把这段经历讲给内地和香港的亲友听，他们似乎都不以为然，觉得那里又脏又乱。对我来说，这里恰恰最能体现香港独特的历史与文化。这些年我走过世界各地，现代高楼大厦早已见怪不怪。这种承载着厚重历史的特色，在全球化的今天反而变得尤其珍贵。在酒店酣睡一晚，第二天是周日。我早早起来，吃过早点，便坐出租车去新界屯门探望姨妈。姨妈一家当年和我们家一样，都住在同一个城市。她看着我长大，我跟她家的表姐、表妹也很亲近。后来表姐移居欧洲，表妹则嫁到香港定居。姨妈年事渐高，于是也搬去香港，跟小女儿住在同一个小区。出租车从九龙出发，在高速路上开了三十多分钟才到屯门。这段路程让我体会到，香港并不只有我熟悉的香港岛和九龙半岛那片繁华的市中心。去新界的路上，一片又一片郁郁葱葱、荒无人烟的山地接连掠过，让我看到了香港的另一面。跟车水马龙的九龙相比，新界完全是另一番景象。这里有不少新修的楼盘小区，街上安静了许多，似乎更适合居住。姨妈住在一个看上去很高档的小区，周围绿树成荫，院内干净整洁，十分安静。楼下看门的阿姨普通话讲得很好，人也很热情，仔细查验了我的身份证件，才放我上楼。我跟姨妈已有十多年没见，这次能在香港重逢，我们都很珍惜这段时光。姨妈老了许多，腿脚不便，行动受到不少影响，但头脑依然清楚，跟我讲她在香港的生活，也提到不少过去的事。离开姨妈家，表妹和妹夫邀我去当地的酒楼吃香港海鲜。海鲜就在酒楼外的市场亲自挑选，琳琅满目的海产品让人目不暇接。我对海鲜不在行，便听表妹的推荐挑了几样，再上楼请酒楼现杀现做。正值午饭时间，酒楼里人声鼎沸，看得出多是本地人，少有游客，是地道的香港本地味道。我们三个人边吃边聊，一聊就是两个多小时。他们两口子在香港算中产，事业有成，经济无忧，孩子也快上大学了，看得出对目前的生活状态相当满意。说到香港经济，他们一致认为唯一的出路是跟中国大陆、特别是大湾区深度融合——事实上香港也正是这样做的。至于政治，两人都很务实。表妹夫尤其如此：他做国际销售，常年在全球各地出差，对西方、特别是英国的政治了解较深，清楚西方各国自身也有诸多问题，因此并不觉得非走西方自由民主的道路不可。只要生活能维持现状，他们对政治权利便没有什么诉求。这种务实的态度在香港乃至中国大陆和东南亚似乎都非常普遍。从新界回到九龙，已是下午。我从逸东酒店取了行李，坐出租车前往位于尖沙咀的帝苑酒店（The Royal Garden）。从周一起我要在香港工作，所以搬进公司为我预订的五星级酒店。这里的环境和内部条件都比逸东酒店好一些，光餐厅就有七家，还设有商场、健身房、桑拿和会所等设施。住客可以搭乘观景电梯，俯瞰整个酒店中庭。办好入住手续已是傍晚，我利用周末最后的一点空闲，出门去尖沙咀海边和香港岛逛逛。虽说已是十月，香港的气温仍接近30摄氏度，入夜后也闷热难当。我的衣服都是从英国带来的，很不适应这里的气候，没走几步就开始汗流浃背。

从酒店出来，走不远就是尖沙咀海边，隔着维多利亚湾可以看见海对岸香港岛中环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看得出这里是个旅游打卡的热地，海边挤满了旅游团的游客以及正在直播的播主。我注意到这里的游客绝大多数是来自中国大陆，周边基本上都是普通话，几乎各地的口音都能听到。我按照事前朋友的建议，沿着海边走到了天星码头。天星小轮（The Star Ferry）曾经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渡海交通工具，是多香港市民日常通勤的必经之路。如今更方便的地铁已经让跨海通勤更加快捷舒适，但是天星小轮仍然被保留了下来，成为香港一个著名的地标，吸引众多的游客来体验。从天星码头上船，几乎不用排队等候。用八达通卡可以直接在闸口刷卡，票价便宜得让人不敢相信。不论是码头还是小轮渡船，都显出久远的年代痕迹，但是运转得十分有效率，只需要十几分钟就到了对岸，然后稍事停留，让乘客下船，下一波乘客上船，掉头返回，一切都是井井有条。在中环天星码头上岸后，我照着手机地图的导航，沿街朝皇后大道中的方向漫步。此时已是傍晚，天色渐暗，大街两旁的高楼大厦灯火通明，行人络绎不绝。与九龙的旧城相比，香港岛中环一带明显更加高档、更加国际化。街上行人装束时尚，四周能听到世界各地的口音，全球知名品牌的店铺和英式酒吧比比皆是。

近年来的政治气氛让许多人对香港的未来心生疑虑，但在香港街头，这种疑虑似乎无迹可寻。路边的商店和饭馆宾客盈门，挤满人的酒吧里传出熟悉的西方流行乐。这一切都彰显着这座城市的繁荣与多元。香港似乎依旧我行我素，继续着歌舞升平的时光，对一切关于未来的怀疑都不以为然。周一早上，我在酒店用过早餐，换上正装，坐出租车来到公司位于九龙东区的办公室。在公司八年多，我与香港同事打过无数次交道，跟这里的几位负责人也很熟，但这还是我第一次走进他们的办公室。通过多年的共事经验，香港同事给我的总体印象是专业而敬业。虽然与英国总部远隔千里，他们却从未让物理距离成为工作上的障碍。香港与英国有七八个小时的时差，英国的正常工作时间往往已接近香港的下班时间，甚至更晚。即便如此，每次开全球视频会议，香港同事从不缺席，而且一贯以专业的面貌出现在镜头前，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来香港之前，我曾纠结该用哪种语言与这里的同事交流。我不会粤语，也不清楚他们的国语水平，用英语又似乎显得生分。结果一见面，他们都很自然地用流利的英语跟我打招呼，我也就顺势用英语跟他们交流。香港同事的英语水平都不错，看得出英国作为当年宗主国留下的影响仍在。事实上，无论是在公司还是日常生活中，在市区讲英语基本畅通无阻。香港公司里的几位英国经理都从未学过粤语，但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多年都完全没有障碍。周一下班后，我特意坐地铁回到中环，到一家叫住好啲（G.O.D.）的商店，为女儿挑了几样有香港特色的纪念品。这是一家香港知名的生活设计零售品牌店，主打融合香港历史、市井生活、怀旧情怀、中西合璧与广东话元素的日用品、文具、时装和装饰品。从店里出来，街上依旧行人如潮，仿佛永不停歇。我回北京的班机定在周三中午。上午，表妹特地再次请我在酒店附近吃早茶为我饯行。此时刚雨过天晴，我们坐在尖沙咀中心楼上的茶楼，眺望窗外美丽的维多利亚湾，一边品尝茶点，为这次香港之行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几日的香港行程匆匆而过，却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这几天里，香港向我展示了她深厚的历史积淀与多元的文化，仿佛在告诉我：不论风云如何变幻，都无法抹去这颗“东方之珠”的迷人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