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这回是真的想抽身了

自美国与以色列今年2月底联合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开始下滑。路透社和益普索集团10月19日发布的联合民调结果显示，特朗普的民意支持率仅31%，创下他两届任期内历史新低。

2025年9月29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白宫，美国总统特朗普（右）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新华社发（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供图） 10月6日，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 美伊6月中旬曾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但备忘录生效后不久便遭破坏。叠加陡然升温的红海局势，以及美国国内面临国会中期选举等因素，形势愈加复杂。特朗普政府结束这场战事的相关举措或将如何推进？又存在哪些变数？就这些问题，《环球》杂志记者采访了军事问题专家蔡华堂、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所长唐志超、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崔磊。 美国欲抽身 《环球》杂志：美以伊冲突及相关地区形势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各方筹码如何？ 唐志超：当前冲突的主要焦点，是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之争。地区局势处于霍尔木兹海峡僵局难破、冲突影响持续外溢、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联动加强的新阶段。美方以强化海上封锁和经济制裁为主要威慑工具，不排除为了国会中期选举会作出某种妥协。比如，特朗普10月8日就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与此同时，伊朗方面以封锁两个海峡、升级对沙特军事行动等间接借助推高油价和美地区盟友对美施压。 蔡华堂：相对而言，以色列政府想让战争继续，其不仅欲摧毁伊朗的核能力，还想让伊朗出现有利于以方的政权更迭，其战胜伊朗的愿望和战争意志虽强，但心有余而力不足。美伊其实都不想打了。这场战事给世界，包括美伊自身，都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冲击。从绝对实力上分析，美国有彻底打垮伊朗的能力，但付出的代价是其难以承受的；伊朗虽然在总体力量上处于弱势，但人口众多，国土辽阔，战争意志坚定，依然具备较强的抗击地面入侵能力。需注意，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结束之后，无论执政的共和党获胜与否，都不能排除美国政府出于其全球战略的考虑，对伊朗发起更猛烈打击。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10月7日报道，消息人士称，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重启，预计美军将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以及核目标等进行大规模轰炸。 《环球》杂志：美国政府近期既展现“尽快结束战争”的姿态，同时又屡屡发出威胁，个中虚实究竟如何？哪些因素促使美国从“伊朗泥潭”抽身？ 蔡华堂：在这场美伊对峙中，特朗普政府“尽快结束战争”的姿态，不完全是烟幕弹。其抽身考虑不外乎基于以下四点： 一是担心战争外溢扩大化。历史上，中东地区矛盾复杂，争端多样，是世界三大战争板块之一，战争连年不断，许多帝国企图控制中东，最后要么铩羽而归，要么导致自身崩溃。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中东矛盾的复杂性进一步加剧。当下如果美国把伊朗逼得太紧，战争有可能蔓延至整个中东地区，局面更加难以控制。目前已出现此种趋势的端倪。 二是战略目标有限。美国此次战争目标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摧毁伊朗的核能力，使其不得拥有核武器；二是实现伊朗政权更迭，使其改变敌视美国的政策；三是剪除伊朗外围羽翼，减少盟友以色列的安全压力。其中只有第一层对美国来说是刚性的。通过几轮打击，美国第一层目标基本实现，至少极大延缓了伊朗拥有核武器的步伐，其他两个目标也取得了一定进展。美国政府此时停战，对国内也能勉强交代过去。 三是忧虑深陷战争泥潭。过往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等，都让美国付出巨大代价。战后美国数任总统都因陷入战争泥潭难以抽身，给美国造成极大战略创伤。而上述几个国家无论是人口规模还是国土面积，抑或应战潜力，都难以与伊朗相比。因此，特朗普政府不能不有所忌惮。 四是战争结局难料。虽然美以当前在交战力量上占据优势，但若战争继续，局势可能生变。海湾地区是许多国家的石油来源地，霍尔木兹海峡又是海湾国家与外界的重要贸易通道。二战后的历史经验表明，当一个大国对一个中等国家使用武力时，其他大国或国家集团如果持续对该中等国家提供支持援助，那么这个使用武力的大国大概率无法取胜。 崔磊：美国急于摆脱“伊朗泥潭”，首先源于战争成本持续攀升，长期作战可能削弱美军应对其他方向战略任务的能力。其次，战争外溢成本反噬美国经济，特朗普政府国内政治压力正在积累。再次，伊朗的持续抵抗使美国难以将军事优势迅速转化为政治成果，速战速决的预期落空。与此同时，海湾盟友承受安全和经济压力，对美国安全承诺产生疑虑。从更深层次来看，中东的长期牵制正在挤压美国应对其眼中重要竞争对手的资源。美国的问题不是打不过，而是这样打下去越来越不划算。因此，美国目前的核心矛盾实际上是：既不能轻易认输或退场，又不能无限期打下去；既希望保持霸权信誉，又必须控制霸权成本。 “打谈结合”多管齐下 《环球》杂志：美国可能在酝酿中的策略呈现怎样的脉络？外交手段、军事手段等将怎样具体结合？变数几何？ 蔡华堂：从已披露的情况来看，美国政府还是在运用西奥多·罗斯福时期的经典套路——“胡萝卜加大棒”。用“大棒”试探伊朗的底牌，用“胡萝卜”引诱伊朗妥协，有时以“大棒”为主，有时以“胡萝卜”为主，两者交替运用，其表现就是“打谈结合”。同时，辅以其他手段，多管齐下进而“耗死”伊朗。伊朗也针锋相对，利用地利优势，欲“耗垮”美国的战争意志。这种趋势也存在变数，从行事风格来看，特朗普政府既可能以作出人们意想不到的让步的方式退出战争，也可能在战略耐心耗尽之后，与以方再度联手，谋求彻底击败伊朗。 崔磊：美国目前呈现出明显的军事施压、经济封锁、第三方斡旋、有条件谈判、再军事施压的战略脉络，而不是简单撤军。美国已多次尝试建立退出机制，推动海峡通航和战后地区安排等。与此同时，美军在该地区保持一定兵力，以保留重新升级战事的能力。不难看出，其基本思路是用军事存在保障谈判，用谈判实现军事脱身。目前主要变量是伊朗是否能接受美方开出的条件，以色列是否配合，谈判中相关方如何过招，以及一些新的袭击是否会再次触发战事升级。 《环球》杂志：美国政府有关举措正引发哪些地区乃至全球连锁反应？与此相关，地区有关力量或将如何配合？ 蔡华堂：以色列在安全上长期依赖美国，欲在美国退出之前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和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以消除其邻近周边的“安全隐患”；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于8月7日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这一协议本质是对美国战略转向的主动适配，填补区域出现的“安全真空”；鉴于中东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域外一些国家也直接或间接地介入相关冲突，重建中东地区的安全框架，以确保或扩展在该地区的利益。 崔磊：海湾国家等既希望美国尽快结束战争，又担心美国过早退出；以色列担心美国退出过快；伊朗方面希望以谈判换取止战并保留战略筹码；美国则试图在三者之间寻找平衡。地区及周边力量的配合及应对主要表现出三种方式：一是安全责任地区化。如沙特通过联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地区力量增强自身安全保障。二是外交斡旋地区化。巴基斯坦、卡塔尔、阿曼等国数月来的斡旋努力有目共睹。三是威慑与冲突降级并举。“麦加协议”既强调强化集体防御能力，又明确支持和平解决危机，实际上为美国将传统上的所谓安全责任推卸给地区力量提供了一个地区性框架。 对全球其他一些国家而言，美国长期陷入中东困局意味着这些国家自身战略空间的同步扩大，但这些国家同样需面对能源短缺、航运受阻和地区局势不稳定的外溢成本。因此，美国退出这场战事本身将成为全球力量再平衡的催化剂。 美国困境与全球启示 《环球》杂志：美国退出步骤面临哪些实际困难？反映出美国战略思维、策略的何种变化？ 唐志超：以色列等美国地区盟友不会眼睁睁看着美国退出。虽然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有所减少，但核心利益依然存在。过去20年美国一再想从中东战略收缩，但都被拉了回来。目前，美伊冲突“烂尾”的可能性在增大，但再次升级战事对特朗普政府而言风险太大。避免再次长期陷入“中东泥潭”，是特朗普政府中东政策的一条红线，这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掌握了“美国底牌”的伊朗不会轻易退让，同时可能会借机向美方要价。谋求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进而扩大对海湾地区安全事务的主导权、解除对伊朗的制裁是伊朗对美谈判要实现的两个主要目标，在目标实现之前，伊朗不会轻易让步。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10月21日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说，伊方完全不相信美国政府所宣称的对伊和平意愿具有诚意。鉴于白宫没有表现出就未来出路达成谅解的意愿，同时还威胁诉诸更多武力，目前几乎没有理由期待谈判取得进展。阿拉格齐认为，只有美国政府真正接受其没有军事选项这一事实，才有可能找到出路。如果美国再次选择军事行动而非外交，将遭遇更大的战略失败。 中期选举是特朗普一段时间以来面临的主要挑战。目前，无论是升级战事还是从“泥潭”撤出，对特朗普的政治影响都是好坏参半。回顾历史，美国退出类似战争泥潭都不顺利。当前困境则进一步反映出美国全球霸权的衰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军事、外交博弈的局限性。一个“力不从心”的美国和“后美国时代”的中东秩序已然浮现，这也反映出美国全球战略与地区战略之间存在巨大张力，其全球利益与区域利益之间存在冲突。 蔡华堂：首先，美国退出这场战争，意味着可能要退出中东。二战后，美国在中东地区投入了大量战略资源，直接发起或间接参与了数场战争，此时若仓促抽身，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承认长期战略的失败，这是美国精英阶层不能接受的。其次，如果美国退出中东，就表明要“抛弃”以色列这个铁杆盟友，势必遭到国内庞大犹太集团的强烈反对。此外，中东是美国地缘战略的重要一环，美国决策者不可能轻易对既定战略作出调整。相关事态也反映出美国在战争中以规训惩戒为主，留有升级空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及时止损的战略思维。 崔磊：相较撤军本身，如何在退出战争的同时避免战略失败，是美国当下面临的深层难题。与几个历史先例相似，目前主要有两个难点：一是军事优势难以直接转化为政治结果。美国可以迅速取得战场优势，却很难按照自身意愿塑造当地政治秩序。二是战争目标越多，退出越困难。一旦美国同时追求安全、政权更迭、地区秩序等多重目标，就很难确定什么情况下才算胜利，清晰可辨且多方认可的终战退出标准因此迟迟难定。 这场战争体现了美国霸权的一种结构性变化：美国仍然拥有全球最强的军事投射能力，但维持这种优势的成本越来越高。同时，战争凸显了美国霸权的困境：它希望继续充当地区秩序的最终仲裁者，却要求盟友和地区国家承担更多成本。 《环球》杂志：这场战事，包括当前美国骑虎难下、地区冲突多点共振等问题，反映了怎样的地区和全球局势之变？带给世界何种启示或警示？ 崔磊：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大背景下，这场战事再度表明，军事技术、金融制裁和全球部署能力虽使美国仍然保持超越其他国家的优势，但地区国家自主性增强、非对称反制能力提高、全球南方国家经济影响力增强等，使美国越来越难以把军事优势直接转化成政治服从。未来美国更可能在避免全面战争与维持战略优势之间反复摆动，而地区国家也会更加重视战略自主和多元平衡。战事同时反映出全球化时代的大范围联动现象：一场地区冲突可以迅速影响全球层面的能源、航运、金融、军工供应链，等等。 蔡华堂：局部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世界新秩序的催化剂。这带给我们多方面启示：第一，世界大势变化有自身规律，任何组织与个人都不可能阻挡；第二，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唯有把握正确的历史方向，才能成为最后赢家；第三，历史上诸多大帝国的消亡表明，企图使用战争手段改变世界历史方向的国家，往往会被战争所反噬。第四，世界各国可以通过改善全球治理方式，减少冲突与战争，推动世界格局的和平演进，造福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