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案、考研和告别开关厂

1977年7月29日我写了一首诗，应该是当时心境某种程度上的真实写照。我是过分地看重了生活，心底埋藏的感情也太多。我那理想之翼上的丰羽，更从不曾随岁月而脱落。我的心总是不能够满足，我的心总是不能够平静。虽自觉得浑身都是力量，但终究没有献身的途径。我不相信什么命中注定，也不能屈从他人的摆弄。我总得去四处探寻，我总得去舍命发奋。也许是我缺乏骁勇，抑或是我本来低能？不是搞得走投无路，就是落得一事无成。索性去贪图其乐趣，乐到那极处反倍生空虚。死心在空虚中沉溺，往日的壮志又蠕动徐徐。难道我非得这样消磨衰老？那我何苦来尘世走此一遭！痛苦在心中郁积，烦恼将思绪缠绕。可是，缤纷的生活又在向我呼叫，激越的情感从来不肯减消。这一切怎么办呢？这一切怎么得个了？到了1977年夏，我已在开关厂工作了五年，蹉跎的混沌岁月也过了三年半。那时候，圣人已于1976年9月归天，四人帮已被抓捕起来，文革的一切罪恶有了归宿。虽然邓小平正式复出的日期是1977年7月16日，其实那只是因为那一天中共中央发布文件，恢复了他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等职务、并主管科技、教育、外事等工作；但事实上，这之前和这之后，他已经有过很多讲话和展开了很多活动。更重要的是，教育界经过十年文革的蹂躏，不但教育界内，而且教育界外，全国上下，几乎是全国人民，都取得了必须立刻改变现状的共识。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武汉大学的一名电化学家查全性副教授【见文末注一】，在1977年8月6日邓小平主持的一个科技教育座谈会上，直言大学招生不能继续靠推荐制，应恢复统一考试选拔人才。他的建议的深刻意义在于，要给所有公民有参加公平竞争的平等权利，要坚决抛弃当时施行的基于极为反动的所谓阶级出身论、成分论和政治表现论的所谓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的那一套。

那时父亲早已官复原职，正在筹办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父母和在北大的大姐早在邓小平正式复出之前，就预感到我的命运即将彻底改变。1977年7月下旬，父母派北京的大姐专程从北京来西安看望我，说服了我立刻开始准备报考研究生，由此启动了改变我命运的三部曲：翻案，考研，和出国。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大姐来西安时，高教部（当时为教育部）关于1977年将通过高考招收第一批文革后的大学生的决定尚未最后做出来，更不要说招考研究生的事了。1977年8月1日晚上，我去西安火车站接到专程从北京来看望我的大姐。我们当晚谈到近11:00点。8月8日我送走大姐后不久就开始看数学书籍并做题备考。我大概比别的准备考研的人要启动得早一点。然而，我的情况比一般后来去考研究生的人要复杂得多。不说当年报考研究生的人很多都不是我所属的65届入学的，而是比我早一两年的。况且我入学一年后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我在大学里并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其他考研究生的人的业务知识底子比我要强得多。那时我已经31岁了，为了参加研究生考试，我必须立刻去学习那些我从来没有学过的但又必须参加考试的科目。更为致命的是，为了能顺利报名参加研究生考试，我在短时间内必须把当年在西交大被整为反动学生的案子翻过来。正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1977年7月11日工业科李冬至率工作组进厂了。李冬至低劣的水平让人哭笑不得。我不会忘记他在1977年8月12日上午工作组召开的会上说的话。他用陕西话说：“谁要想给工作组提意见、捣蛋，就用根绳绑起来，关他一个月，看他老实不老实！”到了9月2日，李冬至工作组因能力太差被撤走，9月7日西安市新城区工业科宋科长率工作组进厂。按当时的惯例，所谓工作组，实质上就是到所派驻的单位去整人。我们这个300来人的小小工厂，按我当时的日记，有如下的记录： 9月10日星期六：….. 临下班突然通知开会，厂大会，宣布石顶柱不适合在技术组工作，下放车间劳动，同时做检查，群众揭发其问题，然后再作最后处理。 9月24日星期六：...... 下班后开会，批李长兴，至8点。…… 9月26日星期一：...... 据说三车间刘长安、庞玛莉下台；王秀琴（小胖子）调二车间。郭素芳小组长要下台，董凤菊要上台。四车间，徐火煌要调技术组，四车间要散？王明勤也调技术组。...... 10月15日星期六：…… 下午开会至八点，批判揭发石顶柱。宋科长讲话。 10月25日星期二：今日厂休，然而不休，五点开全厂大会至近八点毕。吴、刘、宋科长讲话。田德义做小检查。 10月28日星期五：…… 下午下班后开全厂大会，点了张培忠、小金(金恒信）、李长兴、石顶柱、韩翠英、蔡兰香的名。 10月29日星期六：…… 下班后，“三大讲”，在三车间，张培忠讲，李富贵表了态，郭素芳讲。最后工作组丁维新讲话。 10月30日星期日：...... 下午下班之后，“三大讲”，杨宪光、杜军讲。 11月3日星期四：…… 李富贵三大讲。至八点多回到家。 11月12日星期六：...... 下午下班后全厂大会，宣布开始“一批双打”。【见文末注二】 11月18日星期五和11月19日星期六：...... 下午下班后“洗手洗澡”。【见文末注三】 11月24日星期四：...... 听说杜西迁下台【见文末注四】，已交接工作。下班开会至7:30。 11月25日星期五：..... 杜西迁下车间劳动。他万分感慨，下班后与我交谈至8点40分。 11月26日星期六：...... 晚全厂大会。李富贵、张培忠、赵桂英三大讲。后吴宣布张文书下车间劳动。王金龄停开小车。王金龄、黄金花会毕工作组找谈话。然后宋科长讲后8点散。 12月14日星期三：……. 下午开全厂大会，宣布给张文书办“说清楚”学习班。 1978年2月3日星期五：...... 晚饭后，去厂里参加批判张文书会，8点归。 1978年3月15日星期三：...... 晚开张文书批斗会。 1978年3月24日传说工作组即将撤，新工作组即将进厂。3月26日旧工作组撤，新工作组明天下来，组长为新城分局的，副组长为工业科的供销组的。那时我在西交大翻案一事已成定局，考研也成定局，我往返南京和西安之间，厂里发生的事情已不太清楚。以上的记录肯定有大量的遗漏和诸多我所不知道的事情。

说实在的，上面罗列的所有提到的人中间，不管有没有什么工作上的问题还是个人生活上的问题，他们和政治斗争都太不相干了，刘少奇也好，早先的邓小平也好，后来的邓小平也好，林彪也好，四人帮也好，都实在离他们太遥远了。这个大集体的小厂，因级别太低，无权阅读我的秘密档案，所以这些人只知道我有问题，但并不知道我有何具体问题。我理所当然地被列入被整肃的名单之中。三车间几个和我贴心的朋友也对我说了，工作组找他们谈了话，正在收集我的情况。不得已，我在最紧张的攻读备考研究生的关口，于1977年10月30日星期日下午与工作组的丁维新主动预约了次日和工作组并党支部谈话。晚上回到家，又准备了两页纸的谈话提纲（该材料和其它有关材料都完整保留至今）。 10月31日星期一上午工作组宋科长和作为工作组成员的《西安日报》记者丁维新和我在政工组谈话，厂书记吴彦武参加，政工组孟庆兰记录，宋红梅也在场，从上午8:30谈到中午11:45。我向与会者讲述我的问题，结论非常简单 —— 我当初是因为“四人帮”和陈伯达、林彪而被迫害的，如今他们都已经先后成了反革命，负负得正，我不该再挨整了。下午，工作组重要成员之一、《西安日报》记者丁维新找我简单聊了聊，代表工作组表示对我支持。丁维新并由此成了我的好朋友。我们的友谊一直持续着，直到前几年我听说他去世了。从1978年2月22日出发至3月30日为止，丁维新在全国各地就我的案情进行了37天的外调，走访了广西中越边境凭祥公安局、采访了在河南周口店工作的我的老同学肖展祥和南京的父母以及一些“看着我长大”的南京大学父母的同事。 1978年9月30日丁维新来到我在含元殿村的住处，给了我他写的有关报道我的稿子 —— “飞吧，理想！”他用了“理想”二字是因为他喜欢我这篇文章开头的那首诗，特别是那句“理想之翼上的丰羽”。1978年11月17日星期五《西安日报》第三版整版刊登了他的文章，标题改成了“理想之翼是怎样舒展的”。再后来1979年1月6日星期六，《陕西日报》第三版摘要转载了他的文章，标题改成了“为了实现宏伟的理想”。其实，我明白，报纸上说的“理想”并不是我的理想，只不过借我来做宣传而已。我本篇开头诗中的“理想”也只是诗中信手拈来的词汇而已，我那时哪里还有什么理想可言？我只是要生存，要翻身，要改变命运。更何况，1977年夏天写那首诗之前的那段时间里，我不仅没有任何奢侈的理想，我对自己的一生也没有了任何想法。难道我能改变我的命运？那时，我想的也许只是能过得好一点点。比如，冬天一大早，我从含元殿村骑自行车往南，穿过农田，穿过当时用做倒垃圾的含元殿遗址，穿过灌溉着附近纺织厂排出的彩色的污水的农田，穿过路的两边都是公共厕所的铁路职工家属区铁东村和铁西村，越过陇海线铁路上的一个天桥，到达西安火车站附近的一家羊肉泡馍馆，买一锅羊肉汤带回家时，我最怕的就是店里的那大锅羊骨头汤里刚刚放进了大量的自来水，我最盼望的就是我正好赶上了那大锅汤加水之前，因而买到了一锅漂着一层油的稠稠的羊肉汤。把西交大将我打成反动学生的案子彻底翻过来，这事和开关厂关系不大。我将在其他文章中做详细的记载和描述。这里只简单地提一下。 1978年1月17日星期二我第一次去西交大无线电系开始提出要求彻底平反。那以后总共去了西交大十八次。这其中的反复和曲折的故事太多，好在我保留了这十八次每次去西交大的详细记录和有关信件和文件。在此期间，我还必须抓住每一秒的时间攻读备考研究生。简括地说来，凭借着父母无微不至无法用言语表达的爱护，姐姐们堪称天下少有的呵护和耐心，西交大的徐桂芳教授、南大的王嘉松老师，沈祖和老师和顾道生师傅卓有成效的慷慨相助，无数的人从各方面向我伸出的救援之手和感情上的同情和支持，如西交大的老同学朱文章、肖展祥，开关厂工作组的丁维新和他报社的朋友们，开关厂的工人朋友们特别是三车间的青工们，我才能成功地取得一个新结论彻底推翻了迫害我的那段历史，彻底摆脱了西交大强加于我的枷锁。到1978年4月26日星期三，那天我专程从南京乘火车近一天一夜后到西安，第十八次去西交大，在我100%满意的西交大复查决定上签了字。再来说备考研究生的事，我1965高中毕业前，自学了一点微不足道的数学，1965年秋季学期在西交大上了一学期的数学，谢天谢地，1966春季学期又上了一学期的数学快班，那就是我全部的老底了。别的知识就更提不上桌面了。考数学方面的研究生其实是唯一的选择。考数学系研究生要考两门课：数学分析和线性代数。那时的思想，备考就是看书做题，认为只要功夫下到家，铁杵磨成针。【见文末注五】幸运的是，我手头有一本北大数学系编的《数学分析习题集》，其中有上千道题目的样子。听说苏步青当年学微积分时，作了一万道题，我想，我做上一千道题应该能对付这个研究生的考试了。有了这本习题集，下一样不可或缺的就是时间。备考之初，请假是不可能的。幸好厂里医务室年轻的医生赵新芳大夫是我的好友，从她那里得到病假条不是件难事。到后来，我翻案成功后，考研和离开厂子的大局已定后，正大光明地请假备考就不是个问题了。有了习题集，有了时间，最后需要的就是一张解题时用的大书桌了。在我租用的贾荣智家的房间里，我买了一张书桌，但房间太小，书桌不够大，摊不开来大干。我的解决办法是每天起床后，把床上的被褥卷到一边，露出床板来当书桌，再用一张小板凳坐在床板边趴在床板上来解题。至于“线性代数”，我从来没有学过。唯一的办法就是抓紧自学。而自学碰到的第一个难关，就是弄不到一本线性代数的课本。文化大革命真是彻底啊，我们家父亲和两个姐姐都在大学教书，有无数当教师的亲戚朋友，我们要是弄不到一本线性代数的教科书，天下还有谁能弄到？最后大姐从父亲世交的女儿、在清华（北大？）大学教书的钱敏平那里借到了一本“困难”时期他们自己编的用如同手纸的纸张油印的一本《线性代数》讲义。线性代数学起来不算难，作够了题目后，就有了如指掌的感觉。我自学的那点线代数，后来在美国读博士，以及再后来从事的教学、咨询、科研等项目中受益不尽，那是后话了。我从早到晚地苦干不休，不幸罹患十二指肠溃疡，从此折磨了我二十年，多次出血住医院。 1978年5月15日星期一和16日星期二两天参加了研究生考试初试。6月12日星期一取得“复试通知书“。7月17日星期一和7月18日星期二参加了考研复试。最后，讲一段有关研究生入学通知书的小故事。1978年9月19日，我从南京回到西安。9月21日星期四：上午找刘强胜索取录取通知书，他找不到，又说在红梅处。9月22日星期五：上午找红梅索取入学通知书，红梅说找不到。立即去民乐院剧场叫出正在开会听报告的刘强胜回厂，总算终于找到。闹了一早上。同日下午收到南大又一份入学通知单，定于10月5日报到。同时红梅还收到关于出国的政审函。 1978年8月9日我收到父亲两封来信，要我准备参加出国留学的英文考试。 8月12日我去西安市工业科的7.21大学找原光明开关厂技术组组长任恩生，但没有找到；复去尚爱路46号任恩生家找到他。从他那里借得英文文法书一本。再与小任去他哥哥家，借得英语900句和语法书一本。下午再去小任家借灵格风唱片，没借到；相约次日下午去他哥哥家取。8月13日收到父亲一信，告我留学生英文考试可能定于9月5日举行。中午去光明开关厂原三车间车间主任王耀庭家取得唱机和收音机。下午去小任家取得唱片四张、书一本。记得我即将离开厂去南京大学研究生报到，最后一次和厂里的干部一起劳动时，老杜，即，小杜（杜军，原名杜瑞芳）的爸爸杜华贤，对我说：“我们陕西的玉米糊糊你喝到头啦！”他的意思是说，我回到江南，就可以天天顿顿吃大白米饭了。他不知道的是，不到一年以后，我就到了美国。美国才是全世界玉米的真正发源地。美国的南方至今仍有玉米粉糊糊、大玉米碜子糊糊和小玉米碜子糊糊，美国南方叫它grits，意大利更称它为美食polenta。来美后，自己也偶尔做各种玉米糊糊吃。回想在开关厂的那些年月，喝玉米糊糊从来不算一件痛苦的事。 9月28日上午光明低压开关厂7.21大学和技术组为我开了欢送会【见文末注六】，刘振怀主任也来参加了。同事们向我赠送了一个立体画和一只钢笔，我请大家吃糖果吸香烟。 9月29日下午全厂大会，会上新调来的王章书记【见文末注七】宣读了西交大4月份给我的平反结论，调子甚低，脸上的表情是一千个不愿意，实在太委屈他了，太难为他了。看来，所谓平反也就是那么回事了。晚上去龙首村西北区19幢三楼33号贾韶平家，贾韶平和熊少华、陈冬梅、郭素芳为我举行了私人欢送会。 10月2日下午，丁维新在他家为我设告别宴，见到了他的弟妹及弟媳妇们。 10月5日近六点到火车站。丁维新、朱静力与市团委一人来送行。富贵、媛媛先去我在含元殿村的家复来车站送行。我告别了生活了13年的西安，我在中国的心爱的第二故乡。【注一】生于1925年，于2019去世，享年94岁。他后来于1980年当选了院士。【注二】“一批”是批判极左思潮、错误路线和相关人物；“双打”为打击派性（群众组织之间长期武斗、对立）和打击帮派体系（尤其与“文革”造反派有关的组织）【注三】“洗手”＝表示不再参与原来的派性或极左做法，也即思想整顿、自我检讨；“洗澡”＝通过学习文件、写检查、谈话等方式，清理思想、改正错误。【注四】可见当时杜是厂技术组组长，他下台后，组长是王铁锚（新治）至我离厂。可是杜西迁之前是谁呢？【注五】1978年3月9日星期四的日记中写到：“......吉米多维奇的题算过了一遍，完了。统计了一下，四百题的样子，即作了十分之一。”看来当时计划的是做4000道题。【注六】我离开厂前的最后一阶段，厂技术组组长应该是王新治，大家都叫他王铁锚。【注七】1978年3月1日的一个文字记录中称：“吴主任已正式调走了，新主任不想来，还在拖着。刘主任现在暂且双肩挑。”那之后，王章书记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