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的两封信，梁思成和林徽因毫不知情
1942年4月18日，四川南溪李庄镇。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铺开信纸，给代理院长朱家骅写了一封信。写完后，他又写了一封内容几乎相同的信，寄给经济部长翁文灏。
这两封信，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毫不知情。
傅斯年在信末特意叮嘱：
“弟为此信，未告二梁，彼等不知。”
01 李庄的病榻
1940年冬，中国营造学社随史语所迁至李庄。梁思成、林徽因一家和梁思永一家，在这座长江边的小镇安顿下来。
但安顿下来的，只是身体。疾病没有因为迁徙而放过他们。
林徽因的肺结核在迁徙途中复发，到李庄后彻底卧床。傅斯年在信中写道：
“思成之困，是因其夫人林徽因女士生了T.B.，卧床二年矣。”
梁思永的情况同样严重，三年胃病未愈，又突发气管炎，一查，肺病已经很重。
梁家“吃尽当光”。傅斯年在给朱家骅的信中用了四个字概括他们的迁徙历程：
“到湘、到桂、到滇、到川，已弄得吃尽当光，又逢此等病，其势不可终日。”
02 为什么是朱家骅和翁文灏
许多讲述此事的文章把朱家骅写成“教育部长”。李学通在论文中明确纠正：1942年时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是陈立夫，朱家骅出任教育部长是1944年11月的事。
朱家骅当时的真实职务是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1940年蔡元培去世后代理院务。
朱家骅是傅斯年的直接上级。梁思永是史语所专职研究员，梁思成所在的中国营造学社主要成员此时也已划入史语所编制。傅斯年向他们求助，既是爱护人才，也是“组织原则”上的职责所在。
但傅斯年没有把希望只押在一处。他在给朱家骅的信末特别注明：因朱“在病中”，所以又“写了同样信给詠霓（翁文灏）”。李学通将这一做法称为“双保险策略”。
选择翁文灏，有更深的考量。翁文灏字詠霓，中国第一个地质学博士，当时任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时兼任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秘书长。
更重要的是，翁文灏与梁启超有旧交。傅斯年在信中反复强调梁氏兄弟是“梁任公之后嗣”，正是为了让翁文灏在向最高层进言时，多一层可以打动对方的分量。
03 信中写了什么
傅斯年的信不长，但每一句都经过斟酌。
他说梁思成：
“思成之研究中国建筑，并世无匹。营造学社，即彼一人耳。”
“其夫人，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
“思永为人，在敝所同事中最有公道心，安阳发掘，后来完全靠他。”
但他最重的一句话在信末：
“思永、思成二人之处境，恐无外边帮助要出事。”
“要出事”三个字，是傅斯年写给朱家骅看的底线。他不是在求一笔体面的补助，而是在说：再不救，人可能就没了。
他请朱家骅“与陈布雷先生一商此事，便中向介公一言”，建议赠款“二、三万元”。信末又补了一句，请朱家骅谈及时“千万勿说明是弟起意为感”——不要告诉蒋介石，这件事是我傅斯年挑起来的。
04 十天后的公函
私人信寄出十天后，4月28日，傅斯年又写了一封同样内容的信。这一次，是以公函形式发出的，称朱家骅为“院长”，并署上了总干事叶企孙与总务主任王毅侯的名字。
一封私人信，一封公函。私人信给交情，公函给程序。
05 从4月到9月
钱不是立刻到账的。
傅斯年4月18日写信，翁文灏通过陈布雷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批示赠款，款项几经辗转，最终到翁文灏手中时，已经是9月28日。
《翁文灏日记》1942年9月28日条下记载：
“接见周象贤、Fitzroy、周茂柏、李允成、黄人杰、张克忠、胡祎同、周国剑（送来蒋赠梁思成、思永贰万元正，余即转李庄傅孟真，托其转交）。”
日记只写了“贰万元正”，没有写“各一万”。翁文灏日记仅记载“蒋赠”，未说明款项来源。一些通俗文章中所称的“特别经费”属于推测性表述，并非原始史料记载。经手人叫周国剑，不是一些文章中的“周国健”。
翁文灏收到款项后，直接汇给李庄的傅斯年，委托他转交梁家。傅斯年代写了收条，将钱如数送到梁氏兄弟手中。
从写信到到账，整整五个多月。这五个多月里，林徽因和梁思永的病没有等人。
06 林徽因的回函
款项送到梁家时，梁思成不在李庄。林徽因代为回函。
这封回函后来被李学通称为“充满感激之情而又不失知识分子自尊人格的美文”。信中写道：
“孟真先生：接到要件一束，大吃一惊，开函拜读，则感与惭并，半天作奇异感！空言不能陈万一，雅不欲循俗进谢，但得书不报，意又未安。”
她在信中感谢傅斯年“营救护理无所不至，一切医药未曾欠缺”，也感谢翁文灏。信的末尾，她写道：
“希望詠霓先生会将经过略告知之，俾引见访谢时不至于茫然。”
她要当面道谢，但先要知道，该谢谁。
07 这封信为什么尘封了五十六年
傅斯年没有对外说过这件事。林徽因也只写了这一封回函，不曾向旁人提及。
这封回函长期保存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傅斯年档案”中。1998年，学者杨念群赴台湾参加学术会议，邀请单位正是史语所，对方将信件复印件赠予他。第二年，梁思成的外甥女吴荔明在《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一书中将其公布。
从1942年到1998年，五十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