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收养了一个朋友》：跳出婚姻与血缘南方周末

家人，是否只能依靠与生俱来的血脉绑定？

《我收养了一个朋友》给出了一个否定的答案。这本书在韩国面世三年，掀起一阵关于家庭形态、独居养老的公共讨论。作者银曙澜本是一个默默生活的普通人，她写下自己在不同城市与乡村独居，而后收养挚友一同生活的经历。她的经历仿佛回应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不结婚、不生小孩，当老了病了，谁来为我签字？今年，这本书的中文版在中国面世。

银曙澜是韩国人，在首尔出生、长大，从未想过结婚。35岁那年，韩国兴起回归乡村的热潮。在这种氛围下，银曙澜也辞去工作，离开了高度内卷的首尔，她先是旅居济州岛，又到寺庙短暂停留，最后在乡村定居。

脱离城市完善的配套与社交网络后，独居单身女性的现实困境接踵而至，日常琐事遭旁人异样审视，半夜还曾遭到陌生人试图闯入。在乡下几次迁居后，银曙澜遇见了娥丽，两人相处愉快，价值观也契合，于是开始共同生活。有一次银曙澜突发急病，被推向急诊室的时刻，她突然感到独自终老的局限，因为即使有相处融洽的朋友陪伴，但按现有法律，朋友终究不能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也无法成为对方的法定监护人。

“友谊珍贵，但终究没有法律效力。”通过查阅相关法律文书，银曙澜和娥丽发现了“成人收养”的路径。在韩国，只要双方没有血缘关系，收养人比被收养人年纪大，征得双方父母同意，就可以建立法定关系。2022年，她们走进所在镇的事务所，提交领养申请。就这样，两个相差近5岁的人成了法律意义上的“母女”，从此成为彼此的法定监护人。

“这其实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银曙澜对南方周末说，这一制度本意是为解决孤儿或继承等问题，但客观上成了非婚伴侣或生活共同体获取法律身份的唯一通道，假如韩国早早出台完善的生活伴侣法，她们不会选择这种方式。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能只用一把尺子来衡量。”银曙澜知道，书籍出版后引起颇多争议。她坦言她们并非同性恋人，只是主动选择当彼此的家人，“两个人一起生活，不能就断定一定是恋人关系。像我们这样超越友谊的特殊家庭关系也是可能的。”银曙澜也从不认为自己的故事可以作为任何人的生活模板。“人生没有既定的标准答案，找到适配自己的生活才最重要，”她说，“无论你选择怎样的人生，都值得被尊重。”

韩国首尔街头。视觉中国 图

寻找舒适的生活

银曙澜从未想过要结婚生子。她成长在一个四口之家，小时候和父母、哥哥一起生活。银曙澜记得，父亲在家里是常年缺位的，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压在母亲一人身上，夫妻争执是家中常态。吵架后，母亲常常向银曙澜倾诉婚姻里的委屈，作为女儿，银曙澜听完甚至感到愧疚。日子就这么勉强继续，直到成年后，银曙澜推动二人结束婚姻。

35岁时，银曙澜辞去工作，离开首尔。她先去了济州岛，那里湿润的海风对皮肤的刺激比城市小得多，后来又到寺庙短暂停留，最后在乡村定居。银曙澜从小患有严重的过敏性皮炎，瘙痒、红肿、反复发作的炎症，让她的身体对环境异常敏感，空气、湿度、季节变化，甚至情绪波动，都会直接反映在皮肤上。换个环境，除了精神放松，身体也轻松了一些。

然而乡村生活并未如想象中那般安宁。在银曙澜定居的第一个村子，仅仅因为“独自居住的年轻女性”这个身份，银曙澜就遇到了很多麻烦。邻里不断打听她的情感生活，张罗着给她介绍对象，对她的生活指指点点。起初甚至因为她是外来的陌生女性，连房子都租不到。后来好不容易住下了，又在深夜遇到想闯入家中的男性，她吓得用力踢门把人赶走。城市里的独居，背后有相对完善的社会网络和公共服务托底，到了乡村，这些支撑都消失了。

搬到第二个乡村后，银曙澜遇到了娥丽。两人在频繁的交流中发现性格和价值观高度一致，于是决定成为彼此的“安全网”。但起初，她们只是作为朋友同住，没想到后来关系会走向法律层面。

尽管书名是《我收养了一个朋友》，但全书前半部分都在讲述银曙澜此前的人生轨迹。她向南方周末解释说，这是在向读者说明自己为什么会领养朋友，以及做这件事的过程。“如果我没有在充满父权偏见的乡村生活过，就不会产生组建家庭的想法，可能会一直不婚独居。我的书是沿着我的人生轨迹，最后说出‘所以，我领养了朋友’。”换言之，“收养”不是突然的决定，而是她基于此前的生命经验，在某个时间点上自然浮现的答案。

写作自己的“来时路”的过程中，银曙澜坦言也有难以重新面对的回忆，即童年时父母的那些事。不过，也正是这些事让她意识到，婚姻关系、血缘关系并不等同于情感安放之所。银曙澜在书里的着墨并未袒露任何情绪，她告诉南方周末，其实后来站在父母的立场去回看，觉得这些事可能也是他们想隐藏的部分，所以其实也有些歉疚，“不过回头看，我的童年并非只有不幸，而且时间已过去很久，家人都各自过着不错的生活，所以现在没关系了”。

从一直独居到与人共同生活，银曙澜没有否定任何一种形态，只要那条路适合自己就好。她认为，在决定与人共同生活之前，每个人都需要先花时间探索自己的性格、承受能力和真实需求，“因为组建家庭一起生活，伴随着责任和义务，不是仅仅因为孤独就轻率决定的问题”。

韩国济州岛。视觉中国 图

“人活一世，总会遇到紧急情况需要住院手术，或者某天需要法定监护人，而朋友无法成为法定监护人。”一次突发疾病，让银曙澜开始思考独自老去将面临的困难，正巧娥丽也并不打算结婚，两个人决定结为一起老去的生活搭子，成为彼此将来生活里的“安全网”。

彼时，她们已经共同生活近五年。两个人的同居生活合拍，她们各自保有独立的生活空间，白天分开做事，晚上在各自房间入睡。由于患有皮肤病，银曙澜格外注意居家整洁，物品必须分类摆放，外出到家得从头到脚换洗干净，且地面不能残留水渍，娥丽一直配合维持屋内整洁。她们都吃素食，娥丽喜欢做饭，银曙澜则负责洗碗。起初，因家务分配不均，她们也产生过摩擦，但一次深入沟通后，她们按耗费时间和频次列了张家务分担表，很快问题解决。

这样松弛自在的共处，让二人友情日渐深厚，在她们的计划里，日子还将这样过下去。收养程序完成后，银曙澜有了一个比自己小五岁的“女儿”，不过她认为这个关系只存在于法律文书，她们的共识是在和一个同龄人一同养老。成为法定家人后，日常生活也并无改变，但银曙澜觉得自己有了一种心理稳定感。

这一决定从最开始就得到了双方父母的支持，银曙澜说，双方父母其实都觉得“自己的孩子有人陪了”，如今她的母亲也将娥丽视作“二女儿”。不过，总有人觉得，她们的生活是暂时的，将来迟早有人要结婚。银曙澜和娥丽并未对此感到困扰，眼下她们仍然没有结婚的计划，假如真的有那一天，还可以当作邻居相处。

如今她们已经在一起生活了九年，成为法律上的家人也有四年。现在两个人不用说话，只看眼神就能理解彼此，“成为了最舒适的家人”。银曙澜形容自己当下的生活平凡而平静，从早上起床一起喝茶开始，各自做自己的事，一起吃饭聊天，过着平和的生活。

银曙澜说，这样的生活并不算成功，也不算富裕，算不上多么了不起的人生，但她却感到满足。小时候追寻幸福时，并不知道幸福是什么。等过了四十岁，她才明白，“幸福不过就是过好自己的生活”。

“世界上有多少人，就会有多少种生活，只用婚姻和生育来规定家庭形态，是时代错误的想法。”银曙澜的书籍出版后，曾经引起过讨论，有人质疑她们的关系，银曙澜大方回应，“仅凭同居就断定是恋人关系，我觉得那是眼光太过扭曲的人。”

她提到，在韩国，除了“家族”一词，也常用“食口”这个词，意思是同住一个屋檐下、一起吃饭的人。虽然不是法律上的家人，但是信任的朋友，且长期同住，“我认为这也是家庭”。银曙澜说，“人们喜欢对别人的人生说三道四，但其实并不那么关心别人的人生，很快就会忘记。我认为，不管别人怎么说，按自己的方式默默过好自己的人生就好”。

电影《好东西》剧照，这部电影描述了两位女性之间的友谊。资料图

一个人的路，不必是所有人的标准

“如果社会制度完备，我们本不需要让朋友变成女儿。”银曙澜说，“老老照护”是将来社会绕不开的难题，“等我们都老了病了，两个老人互相照顾，这在韩国已经是很大的社会问题。”她认为，国家层面的公共照护体系必须跟上，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推给家庭，更不应只认可传统血缘家庭。银曙澜指出，她们的“母女关系”是一种权宜之计，真正的解决方案应该是一套能容纳多元生活共同体的法律制度。

近几年，韩国曾多次讨论过确立生活伴侣法，试图将两个愿意共同生活、彼此照护的成年人认定为“生活伴侣”，赋予他们类似婚姻的权利与义务，如财产继承、税务减免、医疗监护等，但每次提案均以失败告终。

在中国，非婚同居伴侣在对方生病需要手术时，通常也没有法定的签字权。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33条规定了意定监护制度，即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这个个人并不限于家属。假如自己丧失了民事行为能力，这个监护人就成了第一顺位的医疗决策人，需要履行监护职责。“上海老人房产赠水果摊主案”就是这一制度的现实例证，2020年，上海一位88岁的老人将自己价值300万元的房产留给楼下毫无血缘关系的水果摊主，并做了公证，引起轩然大波，老人的家属和水果摊主因遗产继承问题对簿公堂，2023年底，法院认可了该协议的效力，因为这位老人在生前早已通过公证指定了长期照顾自己的水果摊主为意定监护人，在其失能后负责医疗决策与财产管理，而该水果摊主也履行了生养死葬的义务，承担起了监护人的职责。

“我认为的家庭，是与相处最舒适的人相互依靠、彼此照顾。”银曙澜呼吁社会制度尽快做出改变。在她看来，这种以传统的血缘和婚姻关系为核心的家庭法，已然无法覆盖日益多样化的人际结合方式。银曙澜认为，对家庭的定义，不应以如何构成的形式来划分，而应以成员的心理稳定感来划分，因为通过非婚姻的方式与他人建立新家庭，也可能在情感上更亲密，感受到幸福。

“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就有那么多种生活，世界在快速变化，但东亚社会仍然只以婚姻和生育来规定家庭形态，法律和制度跟不上社会变化的速度。”近年来，银曙澜从韩国媒体看到了各种家庭形态，比如接受精子捐赠从而独自抚养孩子长大的单身妈妈、接受精子捐赠的女同性恋伴侣、领养侄子的男同性恋爸爸、三位七十多岁的女性朋友共同生活等等，这些都已成为社会热点。她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国家能制定真正包容各种家庭形态的生活伴侣法，赋予这些生活共同体基本的代理权和照护义务。

《我收养了一个朋友》在韩国出版后，银曙澜收到了许多善意，也遭遇了不少尖锐的批评。有人称赞她勇敢，有人指责她“破坏伦理”，还有人把她的故事简化成“女权主义宣言”或“挑战社会秩序的行为艺术”。银曙澜拒绝被任何词语定义，她从未自称过女权主义者，也从未想过挑战谁，只是在过自己的生活。

“我唯一希望的是，你们读了这本书之后知道：啊，原来世界上也有人这样生活。这就够了。”银曙澜并不认为自己可以给别人“指导”，也不敢轻易说“你应该怎样”，她从不认为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也不鼓励别人效仿。她只强调一个原则：无论选什么，都要基于对自己的深入了解，而不是为了逃避或追赶某种社会风潮。“不要被别人的声音左右。你过去所有的经历和思考，已经为你铺好了属于自己的答案。相信那个答案，然后坚持下去。”

银曙澜和娥丽已经对未来做好规划。她们准备在明年共同创业，开一间结合药房和传统茶室的空间，在生病或衰老到无法工作之前，她们会一直做下去。如果其中一人先离世，另一方将处理所有后事。至于财产，则全部由对方继承，她们相信，无论是谁，为对方操办完身后事之后，都会将剩下的财产捐给有需要的地方，银曙澜还开玩笑说，为了捐赠，她们现在首先得努力赚钱。

现在，她们已经是法律上的第一顺位继承人，而未来，她们将是共同生活了几十年的家人，是最了解、最珍惜彼此的人。“我们互相信任，这是法律之外更坚固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