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人和浙江人的区别梅芯说

今天正好和一个朋友聊天，从江苏高校讲到浙江高校。朋友期待娃上浙江高校，觉得那里环境更适合创业，年轻人更有活力。

于是，就动了写这篇文章的念头，因为我交往的人中大多数是江浙人。我和我爱人又是江浙人的结合。其实从两省经济模式的底色看，两个地方的人就像被脚下的水土捏成了两种活法：一个骨子里透着“士”的稳重体面，一个浑身上下写满了“商”的闯荡基因。

图片：钱钟书馆拍摄

只要你在江苏，逢年过节饭桌上最常听见的就是：“还是考个公务员稳当。”“事业单位也不错，有编制呢。” 这不是一句玩笑话，是刻在基因里的追求。江苏自古就是鱼米之乡，插根筷子都能发芽，温饱根本不愁，日子安逸，读书入仕，光耀门楣就成了理想。明清两代，状元一多半出在江苏，光苏州就占了小半个天下。直到现在，一个带编的工作在老一辈人眼里比啥都强，它意味着秩序、体面，意味着你这辈子不用再折腾。

而浙江则是另一番景象。七山一水两分田，地里刨食真养不活一家人。打小，浙江孩子听的故事不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而是谁家叔叔挑着货郎担走南闯北，最后办起了工厂；谁家大哥亏得睡地板，翻身又开起了公司。“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这不光是温州人的写照，更是整个浙江的生存哲学。在这里，最好的“铁饭碗”从来不是哪个单位给的，而是自己一手一脚打拼出来的生意。他们不信命，信自己这双手。

江苏人恋家，恋到骨头里。哪怕去外地发展，首选也是上海、苏州、无锡这片转一转，高铁一小时内能回家喝碗妈妈炖的汤最好。江苏的高考生志愿一定填省内，心里都有一个目的地——南京。因为鱼米水乡的日子实在太舒服了，干嘛要跑那么远受罪？浙江人的地图却铺满全世界。你到欧洲小镇，拐角开小超市的很可能是青田人；在意大利的皮革作坊里，温州口音此起彼伏；至于义乌，更是把圣诞帽卖到了巴西的贫民窟，把拨浪鼓卖到非洲的部落。他们骨子里有股不安分的劲儿，不觉得背井离乡是苦，反倒怕窝在家里没出息。浙江有句老话，特别能说明问题：“宁可挣一分钱自己做主，不愿拿一块钱听人使唤。”

江浙两地在教育上都是“卷王”，卷的方向悄悄分了岔。江苏家长盯成绩，那是真盯。无数个深夜，孩子刷着“地狱难度”的试卷，家长陪着熬，目标很明确：好大学、好专业，将来进个好单位，端上体面的饭碗。江苏素有“全国教育看江苏”之说，高强度的应试训练培养出大批基础扎实的理工人才。江苏籍两院院士超过500人，数量全国第一，尤以出产科学家、工程师闻名，这背后是追求“正统学问”的价值观，是通往社会认可的正大门。

浙江的家长也盯，但心里总留着另一条路。孩子要是真读不进去，不会觉得天塌了，往往一句话就转过弯来：“书读不来啊？那跟舅舅学做生意去，或者开个网店试试。” 浙江的职校、高校里，学生捣鼓淘宝、跨境电商的氛围特别浓，很多年轻人还没毕业，流水已经比上班族还多。所以浙江不仅有院士，更出了一大串白手起家的名字：鲁冠球、马云、李书福……，当老板不是退路，是另一种出息。

在人际交往中，两个地方的人也不一样，如果你和江苏人打交道，你能感受到那种周到。江苏人，身上都有种“糯”劲儿，话不挑明，事不做绝，始终给你留着面子，也给自己留着余地。先说个生活里的场景。你在苏州老城区的小面馆吃面，觉得今天的汤头稍微咸了点，你跟老板娘说，她多半不会立刻辩解“我们家一直这个味道”，而是笑眯眯地回一句：“啊是？下趟来我帮倷调淡一点。” 她既没承认咸，也没驳你面子，但下次你来，那碗汤大概率就刚好合口了。这就是“不响”——不争对错，但事情悄悄地就给你办了。

由于我曾经做企业管理咨询顾问，所以对江浙两地的企业也有过一些研究。江苏盛产“隐形冠军”，很多乡镇企业、制造业大佬，身家几百亿，你在网上连张清晰照片都难找。比如恒力集团的陈建华，从建筑工人起家，做成世界500强化纤巨头，但他极少接受采访，很少抛头露面。

这种“闷声发大财”的做派，就是江苏商人的典型。厂可以开到全球最大，人最好躲在后面。因为我们从小就听着一句老话：“出头椽子先烂”，骨头里就不爱显山露水，连文化人都是如此。钱钟书是无锡人，当年有外国读者读完《围城》，打电话非要见他，他回了一句：“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这婉拒里的机锋、分寸和适可而止的疏离，简直是把“不响”玩成了艺术品。

你很难想象一个浙江文人会这样说话——不是不能，而是他们更愿意把话撂在台面上。江苏人的“不响”，就像是苏州园林门口那座假山或者照壁。你要绕一下，才能看见里面的景致。它是保护，更是骨子里对秩序和体面那份小心翼翼的守护。而浙江人身上那股气，是带响的，甚至带点“冲”。他们不怕碰一鼻子灰，最怕的是连碰的机会都没有。说个最经典的。

李书福当年要造汽车，一个做摩托车和冰箱配件的民营企业，跟主管部门说“我要上轿车项目”。那个时候，民营资本根本摸不到汽车产业的门槛。领导来考察，看到的所谓“厂房”就是几间破旧的工棚。几乎所有人都觉得是笑话。李书福怎么说？他说了一句话：“请国家给我一次失败的机会！” 这句话是典型的浙江式硬气——不跟你绕政策、讲难处，直插要害，拿决心砸出一条缝来。后面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吉利收购了沃尔沃，成了中国汽车的巨头。这就是“见了红灯绕个弯也要走”。

改革开放前，温州土地少得可怜，饭都吃不饱，那时候外出做生意还是“投机倒把”。据说义乌商人曾经挑着糖担走遍全国，用最原始的“鸡毛换糖”方式，拿自家熬的糖块去换老百姓家的鸡毛、废品，再加工成鸡毛掸子、肥料卖钱。这种行当，风里来雨里去，被狗追、被人赶是家常便饭。江苏的田要是能长出粮食，没人愿意干这个。但浙江人就这么一毛钱一毛钱地攒，硬是从针头线脑、纽扣、拉链这些小东西里，攒出了后来的纽扣之都、电器之都。

他们的逻辑特别简单：不让我干？我先干了再说。别人还在开会讨论，他们的货已经发走了。日常生活中也一样。你在义乌小商品市场走一圈，商户跟你谈生意，很少有云遮雾绕的客套。三句话，就问你要多少量、什么时候出货、价格最低多少。行就行，不行就拉倒，转头招呼下一个客人。浙商中间流传一句话：“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 这“四千精神”，每一个字都是硬的，没有半点退路和犹豫，化成了无路也硬要闯出一条路来的行动力。而江苏人“不响”里透出的余裕和温润，则像长江水，缓缓地流，滋养出一片体面安稳的烟火人间。

这就是江浙人之间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