吵了六年，福奇到底有无说谎？离个小谱
在国会听证会上，曾任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NIAID）所长近四十年的安东尼·福奇，在律师建议下，几乎全程援引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议员们的提问。一时间，支持者认为这是依法行使公民权利；反对者则认为，这是心虚和逃避责任。
很多人开始问一个问题：
福奇到底有没有说谎？
如果只看双方激烈的争吵，很容易得出非黑即白的结论。但真正把事情研究透，你会发现，这场持续数年的争论，真正争的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思维体系。
第一层争议：双方说的是同一个实验，却不是同一个定义
争议最大的，是所谓”功能获得研究（Gain of Function，简称GOF）”。
普通人的理解很简单：如果一种病毒经过实验，获得了新的能力，比如传播能力增强、感染范围扩大、复制能力提高，那么它就是”获得了新的功能”。
按照这种理解，很多实验都可以被称为GOF。
但是，美国政府内部采用的，却是另一套更狭义的监管定义。
它关注的不是所有获得新功能的研究，而是那些可能制造出具有全球流行潜力、危险性明显增加的病原体研究。这套定义更强调监管对象，而不是字面意义。
于是，双方出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定义冲突”。
批评者说：“病毒明明获得了新的能力，这就是GOF。”
福奇则一直回答：“按照美国政府当时采用的监管定义，这项研究并不属于需要特殊审批的GOF。”
注意，双方讨论的是同一件事情，却使用了不同的定义。
因此，双方都认为自己没有说错。
这也是这场争论持续多年始终无法结束的重要原因。
第二层争议：科学价值与公共风险，哪个更重要？
真正值得讨论的，其实不是定义。
而是另一个问题：
对于可能存在巨大风险的研究，人类究竟该不该做？
支持研究的人认为，人类只有深入了解病毒如何变化、如何跨物种传播、如何逃避免疫，未来才能提前预警，研发疫苗，应对下一场疫情。
他们的逻辑是：
研究危险，是为了避免未来更大的危险。
这个逻辑没有问题。
现代医学的发展，本来就是不断研究风险、理解风险、控制风险的过程。
但是，反对者提出了另一个同样合理的问题：
如果一种研究，哪怕只有极低概率出现意外，一旦发生，后果却可能影响全球，那么这种风险究竟由谁承担？
普通人关心的，并不是实验有没有科学价值。
普通人更关心的是：
万一出事怎么办？
科学家看到的是知识。
公众看到的是代价。
两者关注点，本来就不同。
第三层争议：真正的问题，不是科学，而是治理
很多人把这场争论理解成”相信科学”与”反对科学”。
其实完全不是。
真正的问题在于：
高风险科学，应该接受怎样的监督？
一项研究是否值得做，不只是科学问题。
也是管理问题。
更是制度问题。
如果一种研究可能影响整个社会，那么社会就有权知道：
资金流向是否透明？
风险评估是否充分？
是否存在独立监督？
一旦发现风险扩大，谁有权叫停？
研究过程中，如果实验结果超出了原先的预期，是否必须重新评估？
这些问题，比”它到底算不算GOF”重要得多。
因为名称可以争论，制度却决定未来。
为什么很多普通人总觉得哪里不太对？
很多朋友说，自己虽然听不懂那些专业术语，却总觉得这件事情”哪里有点别扭”。
这种感觉，其实来自一种非常朴素的风险意识。
科学共同体更容易思考：
“这项研究有没有科学价值？”
普通公众更容易思考：
“如果失败，代价由谁承担？”
两种思维都没有错。
只是站的位置不同。
一个站在实验室。
一个站在整个社会。
过去几十年，人类越来越相信专家。
但疫情之后，人们也开始意识到：
任何专家，都可能判断失误。
专家值得尊重。
但任何重大公共决策，都不能仅依赖专家内部形成共识。
因为承担风险的，不只是专家。
还有整个社会。
比争论更重要的，是留下什么样的制度
今天回头再看这场持续多年的争论，我反而觉得，它最大的价值，不是谁赢了，谁输了。
而是它提醒了全世界：
未来，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新材料、脑机接口……
越来越多的新技术，都可能面临同样的问题。
科学发展得越快，风险治理就必须跟得越快。
如果科学没有监督，就容易走向技术至上。
如果政治压倒科学，又可能扼杀创新。
真正成熟的社会，不应该在二者之间二选一。
而应该努力建立一种新的平衡。
科学负责探索未知。
制度负责约束风险。
政治负责代表公众利益。
三者彼此制衡，而不是彼此取代。
站在人类整体利益的角度，我既不认为所有批评都是阴谋论，也不认为所有科学家都是不可质疑的权威。
真正值得守护的，从来不是某一个人，也不是某一种立场。
而是一套能够同时容纳创新、监督、透明和纠错的制度。
因为历史反复证明：
科学会犯错，政治也会犯错。
真正能够不断纠正错误的，从来不是某一个天才，也不是某一个英雄，而是一套允许质疑、允许监督、允许修正的文明机制。
也许，这才是这场争论留给未来最重要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