熬过1480天的大厂打工人，不再渴望上岸新周刊

我上一次见张小满，是3年前。那时候，我们在聊她的第一本书《我的母亲做保洁》，她笑着讲述母亲如何在深圳的高楼大厦里不知疲倦地打工，而她自己则以前媒体人的身份进入大厂，并开始留意保洁这个身处缝隙中的庞大群体。

我未曾想到的是，彼时笑意盈盈的张小满，自己的职场经历也像过山车般跌宕——她刚被大厂冷漠地裁掉，又在最后关头被捞回。

看似蒸蒸日上的生活，不过是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之中。2023年8月10日，张小满接到所在部门的不续约通知。她为此不争气地流泪，躲在公共卫生间里拉扯了很多纸巾，纸巾在手里堆成小山，“感到胃在收缩、绞痛，痛感从腹部传导到脊柱以及腰的两侧”。

这种被人摆布又无力反抗的感觉，让张小满感受到了大型机构把人视为工具的暴力和冷酷。

而在张小满父亲眼中，女儿这份看似极好但充满不确定性的工作，就像“一个人在河边，手中抓着要跑的鱼，明明鱼要滑走了却还越抓越紧，溜掉了又想抓回来。最终，要么鱼儿被捏死，要么人滑进河里被淹”。

工作中的张小满。（图 / 饼干）

2023年9月30日，是合同上约定的last day。那也是张小满34岁的第一天。但还没等到这天到来，她就意外地拿到了“复活卡”——领导帮她争取到一个转岗机会，她也侥幸面试成功。

然而，这趟“复活赛”也没有跑多远。2024年夏天，她又一次被裁。这注定是一趟充满变数和危机感的失控旅程，惊喜和惊吓随时发生。她决定以第一视角把这一切记录下来，并写成《大厂小民》一书。书写对她来说，是一种抵抗和自救。

大厂的一只“鸵鸟”

回顾待在大厂的4年，张小满觉得自己和《长安的荔枝》中的李善德有点像：都是小民，在边缘的岗位上做着大部分时候无关紧要的工作，却总是疲于奔命。

刚进大厂时，张小满的岗位偏向品牌营销。听起来需要与激烈竞争的市场接轨，但其实处于大厂的非生产链条，属于边缘部门的边缘岗位，主要承接其他部门的协同需求——比如，她被分配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写一篇某项目上线的新闻稿。而更多时候，她的工作可以归纳为八个字：组织、编织、汇报、表演。

在张小满眼中，大厂员工分为三类人：“扫地僧”，有专业特长，有江湖地位；“销售员”或“猎人”，擅长做PPT，善于包装和说服；更多的是“农民”，不管风云变幻，只管默默耕耘的透明人。

张小满觉得自己就是“农民”之一。大部分时候，她诚诚恳恳地耕作，但老板是“什么都想尝一口的杂食动物”，去年爱吃苹果，今年可能变成西瓜或者香蕉。

深圳这座城市本来也是一座超级大厂。（图 / 饼干）

无人能每次都真正揣测到老板的心意。在职场的审时度势上，张小满有一种笨拙——有时候，她坚持做的一些事情，就像正在驾驶一架已经冒烟的飞机。其他同事早就跳机逃生了，但张小满还在勉为其难地继续飞行，即使火已经将飞机烧出大窟窿。

但边缘和中心是流动的，就像李善德最开始是个“背锅侠”，最后却变成了项目负责人。张小满所在大厂的很多工作也是如此，一开始或许无足轻重，但之后可能会因为被老板在社交平台上转发或点赞，变成被众人多看一眼的项目。

老板点赞被称为“金手指”。被老板点赞的人都会拿到好绩效，这是大厂人心知肚明的规则。

张小满也领教过这种来自指尖的威力——某篇文章获得“金手指”之后，连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业务线同事也会跑来询问。那一刻，她长舒了一口气，觉得手上的项目终于立住了。但这种开心和安全感持续的时间很短暂，她很快又陷入不断自证的圈套中——如何证明所做的事情对大厂有用，是所有文科生的困境。

格子间窗外的落日。（图 / 饼干）

比如，张小满最初想为大厂做一个高质量的长内容平台，但在公众号影响力整体下滑的时期，此举就像乘上一艘慢船甚至破船。如何证明这是个有用的项目？有一段时间，张小满和小组同事被阅读量、转载量、评论数深深裹挟。他们还需要联系各大高校的学者、教授谈合作，似乎罗列的人选名头越大，就越有效。

这个逻辑很荒谬，但是没有别的替代指标。

在大厂的4年里，张小满经历了一次“创业”，三个岗位，七次考核，但没有一次被评为优等绩效，工资相对于大厂的平均薪资来说也很低。可她有着典型的鸵鸟心态，对升职加薪没有明显的进取心。

但因为背后有考核机制，张小满的行动力和目标感又被激发出来了。她常常觉得，至少要把事做成——哪怕只是运送一颗无甚意义的荔枝。“我们端上的荔枝，杨贵妃看都不会看一眼，这也是有可能的。”

这或许是她在大厂最有“牛马感”的时刻——表面的精英光环跟内心的贫瘠，形成巨大的落差感。在大厂，生活和工作没有太大的边界，一件件琐碎的工作会磨损自我，日常生活被侵蚀。但因为大厂人的工资在大众认知里相对高，他们连吐槽都显得矫情。

虚幻的水晶宫殿

张小满把这个自己待了1480天的地方称作“白领的水晶宫殿”。华丽、光鲜、脆弱，充满梦幻感。

它也像一家五星级大酒店。大理石地面永远光洁如新，扫地机器人随时在勤奋巡逻，前台员工永远让人有宾至如归之感。这让走在里面的人不像去上班，更像去度假。

更抽象地看，这栋大楼就像一座微型城市：囊括了一切日常生活所需，有自动售货机、运动场、健身房、按摩室和心理咨询室等。上下班也不用犯愁，早晚都有班车接送。

这让我想起英国作家J.G.巴拉德所著的《摩天楼》。那同样是一个小型封闭社会的建模：摩天楼里拥有40个楼层，上千套独立套房犹如嵌在峭壁上，里面的超市、泳池、银行、美发沙龙、餐馆和小学设置在中间层，如同一座垂直的小城，约2000名住户被装箱叠上了天。

如同《摩天楼》里的住户，大厂里便捷舒服的配套服务，让职员几乎不需要离开这栋大厦。哪怕在离职倒计时30天期间，职员仍然可以凭工卡享受以下福利：订一间单独的会议室自习；预约肩颈按摩；做心理咨询；以员工折扣吃麦当劳。

从格子间落地窗看到的彩虹。（图 / 饼干）

吃饭是最不需要担忧的事情。早上七点半，食堂就开始供应早餐；一直到晚上十点，大厂人都可以吃到夜宵。而且，晚餐后，每个人还可以免费打包10多个不同口味的包子回家。

胖出肚腩成为常事，因为食堂档口的大部分菜品都是重油重盐的。再加上过劳肥，几乎每一个来到大厂的人都会变胖。

如果加班到晚上十点以后，夜宵免费，打网约车回家还能报销。“加班”和“福利”，就这么诡异地捆绑在一起。“这样的诱惑令人难以拒绝，很多人会主动延长工作时间，参与到加班游戏里。”张小满在书里写道。

除了工作，大家似乎无须思考太多。但正因如此，张小满发现，大家正在变成面目模糊又相似的人。就连读书都有从众效应，特别是被某位重要老板在公开场合推荐过的书，立马会在内网上成为热门，引发大家跟风购买，如《被讨厌的勇气》《奈飞文化手册》《埃隆·马斯克传》……

一切看似可以被管理，包括每一天的工作轨迹。每周五下班，大厂人会收到工作App推送的本周小结，包括开了多少次会、跟同事发起多少次工作对话、加班多少次等。公司倡导员工运动，如果步数达标，还可以获得积分福利，在App上兑换礼物。

它就像一个隐形管家伴随左右——“我有一种被审视或被凝视的感觉，好像后面有一双眼睛在偷偷看着我。”张小满说。

一名程序员正在眺望深圳的高楼大厦，他的身影映在玻璃窗上。（图 / 饼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