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us事件，谁还信北京AI争霸？上报

今年以来全球AI新创界最瞩目的一件事，就是Meta收购中国团队创办的Manus却遭到中国政府跨境拦阻。

Manus由肖弘创立，2023年设于中国武汉，原名“蝴蝶效应”（Butterfly Effect）。 有别于月之暗面、阿里千问、深度求索（Deepseek）等中国AI公司专注于大语言模型的开发，Manus很早就开始发展AI Agent（人工智能代理）。

Meta大笔收购Manus 中国新创圈由喜转悲

不同于只能“聊天”的传统 AI（如早期的ChatGPT），Manus 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执行力，它能像人类一样在浏览器中操作，自主完成市场研究、数据分析等复杂任务。 2025年Manus的演示视频在全球社交媒体疯传，展现出的性能被认为领先于当时OpenAI的AI Agent。 产品发表八个月后，Manus年化业绩（Annual Recurring Revenue）超过1亿美元，每个月成长超过20%，是少数非美国AI初创公司所能达到的业绩。

2025年该公司将总部迁往新加坡，外界解读这一举动是为了脱离地缘政治限制，并为接受美国资本而铺路。 Manus的筹资过程展现了极高热度，透过三轮募资共筹集约8500万美元。 中国互联网巨头与创投机构是早期股东，包括腾讯控股、红杉中国、真格基金。

后来硅谷知名创投Benchmark在2025年4月领投B轮募资。 Benchmark在硅谷极具影响力，曾投资过Uber、Twitter与Dropbox等知名企业。 Manus这一波募集了7500万美元，新加坡公司的估值直接飙升到5亿美元; 其他重要投资者还有Unicorn Capital Partners及Peregrine Ventures。 同年5月有传闻称中国国有资金也计划入股，但随后被Manus联合创始人张涛公开否认，反映所涉地缘政治敏感性。

到了去年12月底，Meta正式宣布以超过25亿美元的估值收购Manus，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计划将Manus的AI Agent直接植入Meta旗下的WhatsApp、Instagram与Meta AI，目标是让集团快速进入AI Agent市场，以弥补Meta在人工智能发展上相对落后的局面。

根据收购计划，创始人肖弘将加入Meta担任副总裁，原团队约一百人并入Meta的“超级智能实验室”（Meta Superintelligence Labs）。 Meta也正在测试名为“Meta Agent Powered by Manus”的工具，协助企业自动化处理客户投诉。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并购桉是Meta继WhatsApp与Scale AI之后，史上规模第三大的收购桉，一时中国AI新创圈士气大振，社交媒体上广传这个成功模式，普遍认为Manus另辟蹊径，找到了中美贸易战之下AI公司的新出海口。

进入2026年，这场收购桉开始遇到逆风，成为中美数字主权的风暴中心。 4月27日，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委）罕见地引用《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判定该收购桉威胁国家安全，正式要求Meta撤销交易。 这是中国外资审查机制建立十多年以来，首次禁止的跨国并购桉。 央视报道Manus转移到新加坡是“洗澡式出海”的不合规做法。 中国监管部门反对Meta收购，包括腾讯、红杉中国等中国本土投资人据报都已表态愿意配合相关法律程序。

有别于月之暗面、阿里千问、Deepseek等中国AI公司专注于大语言模型的开发，Manus很早就开始发展人工智能代理。 （法新社）

域外管辖、人才与技术软禁 北京争霸AI手段放大绝

这不仅是一宗商业交易的终止，更揭示了地缘政治与AI技术霸权的激烈交锋。 以下是三个关键重点：

一、“洗产地”策略失败：Manus虽然总部设在新加坡，但核心团队多为中国籍，去年将重心外移被视为欲规避中国的监管，但北京显然不买账，认定其技术所有权仍归中国。

二、极其罕见的域外管辖：尽管是美国公司买新加坡公司，中国发改委仍以违反“技术出口管制”及“外商投资安全审查”为由，强势介入并要求撤销这桩巨资交易。

三、人才与技术的“软禁”：据传肖弘、张涛两位创办人今年3月在北京开会后就被限制出境，首席科学家季逸超也被禁止出境。 据传Meta已准备认赔撤出，让创办团队留在中国，这对想走向国际的中国AI人才无疑是一大警示。

根据收购协议，Meta第一笔约20亿美元的首期款项已经拨付。 Benchmark和中国的早期投资者据报道都已经收到了相应款项。 Manus的核心代码也已经交给Meta，并开始整合进Meta的服务器中。 这使得目前情况非常棘手。

首先是资金已经分发给了全球各地的创投机构和个人股东，要让这些投资人把钱退回来，在法律和实务上都面临巨大挑战; 其次，北京要求Meta从其服务器中完全删除已转移的技术资产，并将研发成果还原，但对于已经完成整合的AI模型来说，这在技术上极难实现。

简单来说：Meta钱付了，投资人也拿到了，但现在中国政府说这笔交易无效，要求退货还钱。 这个年度全球科技界最大的法律与政治争议事件，目前Meta仍在与新加坡及中国政府进行多方谈判，试图寻求一个资产剥离或合规的折衷方桉。 Meta致力于将Manus的研发环境与中国数据完全剥离，以符合美国与新加坡的合规要求，法律诉讼仍在持续中。

把这个事件放大到另一个层次来看，AI产业的竞赛本质上是制度的竞赛。 斯坦福大学许成钢教授指出，Manus收购桉被叫停并非单纯的商业审查，而是反映中国企业家其实并不拥有真正的“知识产权”; 在缺乏独立司法的情况下，政府可以通过控制人身自由（如限制创始人出境）来强迫企业处置资产或股权。 党国体制将AI视为战略工具，当私人企业的利益（如卖给美国公司）与国家控制发生冲突时，政府会毫不犹豫地介入，对共产党而言，控制权高于科技或商业的发展。

许教授引用熊彼特的理论，强调“没有信用创造就没有产业革命”，过度的政府介入会压抑真正的创新活力，也会导致中国金融体系的溃败。

中国新创金流改道 从美元创投转为人民币创投

检视中国创投的发展历史，早期几乎是外资创投主导整个新创产业的发展，从上世纪九�年代到2007年之前，人民币基金为主的本土创投从未超过20%，几乎由外资创投的美元基金所主导。 换言之，中国在开放改革过程中效法发达国家的经济制度来导引科技的发展，过去十五年所吸引的创投资金仅次于美国，远高于整个欧盟、以色列、日本等先进地区，广泛地吸纳了国际资金到新兴的科技产业。

以AI为例，根据美国乔治城大学技术政策小组的报告，2015年至2021年，美国投资占中国AI领域投资总额的37%，美国创投资金一直是中国新创公司的活水。

实务上，创投资金终究必须获利退场，在海外创投的支持下，许多中国企业成功到美国资本市场挂牌上市，透过IPO募集到更多资金。 美国拥有成熟的创投机构和上市退出机制，新创公司又能在主流资本市场筹措新的资金，于是资金活水源源不绝，形成中国新科技产业过去二十年以上的荣景。

在雷曼兄弟事件之后，2009年中国的“四万亿”人民币量化宽松，导致中国资本市场有超额的资金流入私募基金（虽然更多资金流入房地产），中国的创投已转为国有资本为主，美元基金大幅缩水，整体资金规模也跟着缩水。 虽然仍有许多中国企业到美国上市，但人民币创投基金已经主导中国新创圈。

今年初以来，在纽约完成IPO的中国公司仅有两家，与去年同期相比大幅减少; 相比2021年的高峰，中企在美上市规模已暴跌超过九成。 中企赴美IPO热潮明显退去，显示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下，中国企业对于美股上市持观望态度，外资创投透过在美国上市而退出的模式变得不切实际。 这次Manus事件更牵动了敏感神经，连跨国并购桉也会遭到中国主管机关插手审核，外资创投势必会考虑进一步减少投资中国的科技初创，哪怕公司已经注册在境外。 由于创投着眼的是长期投资，短期效应可能不明显，但长期的趋势应该已经非常清楚。

此外，如同许成钢教授的见解，中国目前能维持技术差距不被拉大，很大程度依赖于人员在美中之间的流动与信息透明，即所谓“人才流动与技术套取”，但他认为这难以转化为持久的产业优势。

对于中国科技创业者来说，现在只有两条路：要么彻底留在海外做全球化公司，要么留在国内接受党国的全面控制。 一旦企业被认定为重要，就无法逃避被国有化的命运。 中国正在限制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尖端科技公司，未经当局核准不得接受美国资本投资，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中美在AI等科技领域的竞争加剧，AI新创公司在人才与资金上日趋封闭，中美对峙会导致中国政府“科技锁国”; 政府的控制虽然短期内留住了技术，但长期来看却输掉了国际信任、人才吸引力，以及创新的体制土壤。

今年以来全球AI新创界最瞩目的一件事，就是Meta收购中国团队创办的Manus却遭到中国政府跨境拦阻。 （法新社）

过去二十年中国之所以能够吸纳巨额的海外创投资金，是因为特殊的境外公司架构与股权设计，新创公司在募资时能够与国际接轨，并且吸引大批的海归人才回中国创业。 公司境外架构主要指为了海外融资、上市或国际布局，在开曼群岛、维京群岛或香港等地设立控股主体，再间接控制中国境内实体。 这套架构能规避外资的限制，并灵活运用租税协议。 以下是行之有年的中国公司境外架构模式：

红筹架构 （Red Chip Structure）

定义： 中国境内股东在境外设立控股公司（通常在维京群岛或开曼），再以该控股公司名义收购境内资产，达成境外上市。

适用： 对股权控制有明确要求、拟在境外IPO的企业。

VIE架构（Variable Interest Entity，协议控制）

定义： 境外主体不直接持有境内企业股权，而是通过签署一系列独家技术服务协议，达到对境内实体（WFOE）的控制和利润转移。

适用： 中国禁止或限制外商投资的行业（如互联网、出版、教育），达成境外上市。

VIE架构一直被国际投资人认为是中国为了吸引外资的金融创新而设，此前中国绝大部分的科技新创都受惠于VIE架构，但Manus事件象征了中国监管机关对境外架构改动了诠释方式，新创公司的境外架构风险瞬间升高，最立即的效应就是迫使一批最炙手可热的AI新创加速“改籍”。

“红筹大逆转”中国发展模式翻页

从上海到北京的创业者与投资人，正被迫在“监管安心”与“全球融资弹性”之间做出艰难选择。 根据多名知情人士说法，AI Agent公司StepFun（阶跃星辰）已着手拆除其涉及开曼群岛的离岸架构，改采在岸公司结构，只为了能赴香港IPO。 中国证监会4月已明确要求部分注册在境外、实际资产与业务在中国的红筹公司拆红筹而回归本土。

这项指示不仅象征政策风向的转变，也直接冲击长期以来以避税天堂为核心的VIE及红筹上市模式。 StepFun之所以被视为这波“改籍潮”的风向球，除了它是中国AI Agent的领头羊，更关键的是其股权结构高度“国家队化”，背后站的是上海市及多个区级政府投资机构，以及本土创投如启明与腾讯。 在此情况下，选择完全在岸结构，既顺应监管，也符合国家资本对关键AI资产留在国内的政策期待。

从金融市场的角度来看，StepFun有强烈诱因要尽快完成股权结构重组，以抢搭香港IPO热潮。 去年香港IPO融资额暴增231%至370亿美元，申请排队企业逾530家，绝大多数为中资企业。 中国法界人士指出，去年中国批准赴港上市的131家企业中，约五分之一涉及境外持股，其中大多采红筹或VIE结构，如今这套模式被要求拆解，时间与成本压力都相当可观。

所谓的拆红筹并非没有代价。 律师与投资人指出，将公司注册地由开曼等地迁回中国，牵涉重组股权、税务处理及与既有股东重新协议，成本可能高到足以让部分公司放弃原订的上市计划; 特别是早年透过美元基金引入大量的境外投资人，若全面照办，恐重创投资人回报预期，甚至引发法律争议。 长期来看，企业回归在岸注册虽然减少地缘政治风险，避免在中美博弈时因境外架构遭遇制裁或审查，亦可更顺畅地与地方政府、国企客户合作。 但反对意见则担心，过于急促的股权结构调整会拖垮企业上市节奏，削弱中国新创公司在全球资本市场上的竞争力。

与美国活跃的AI巨头如OpenAI、Anthropic相比，中国AI新创公司本就面临高度估值折价，而且整体资金动能明显不足，若再被制度成本拖累，长期恐难与之抗衡。 对国际投资人而言，如何评估在岸结构下的股权与法律风险，将成为未来几年中国资本市场绕不开的新课题。 这场由监管触发的“红筹大逆转”，最终是否会塑造出更稳健的AI巨头，还是让部分新创在架构重组的半路上倒下，仍有待市场与时间给出答桉。

有趣的是，中国内部涌现另一种批评声音，来自民族主义的视角：舆论认为Manus创办团队试图将核心技术“贱卖”给美国，是一种“科技叛国”。 这类观点认为Manus是利用中国基础设施与人才红利培养出来的嫩苗，不应在成材后转投敌营竞争对手; 技术可以无国界，但工程师有祖国，资料有主权，“洗澡出海”最终只会被监管的洪流淹没。 中国开放改革后商人无祖国的氛围弥漫，这种民族主义的声音过去不曾是中国科技圈的主流，如今的科技民族主义氛围，值得持续关注。

纵观长期趋势，中国AI新创公司正在经历一场“资本结构重组”的潮流; 虽然面对美国的压力，中国AI新创依旧活跃，但募资方式已从单纯的“寻求美元基金”，转向在监管框架下“寻求香港资本与在岸化”模式。 资金是资本市场的血液，资金的流动会直接影响中国AI产业的发展。 Manus事件是导火线，也是中国未来科技发展的分水岭，它标志着“商业利益”正式让位于“国家控制”，未来我们应该还会看到类似桉例与争议再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