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毅：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都是问题饶议科学

对个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都是问题。可以化为具体而细微的问题。

我出生在南昌，生活在樟树及其农村十年半、南昌十一年、上海两年、旧金山六年、波士顿三年、圣路易斯十年、芝加哥三年。2007年之后北京至今19年。

说是樟树人、南昌人，都可以。

我父亲五岁离开南城县到南昌市，他大约在15岁左右再在南城待过半年，估计强化了其南城归属感，他要求去世后葬在他母亲长眠之地。虽然他自己待得最长的是南昌，而且听他的南城话好像不流利。他在南城也只有一家近亲，他舅舅留在大陆的两子一女及其后代。他的父亲于1947年赴台湾工作，因为在南昌失业，他跟着其他南城人去台湾工作，在铁路局的会计室任职员，后来卖字（隶书）补贴。

我母亲的爷爷从奉新县到南昌（中间经历18岁中举、京师大学堂毕业、江西农业学校校监），家主要在南昌。工作很长时间在赣州，当地中学（现在称为赣州一中）校长29年（最后为主政赣州年轻气盛的蒋经国及其主管赣南教育事务的年轻人视为不听话的老朽而撤职）。赣州以前主要是中学教育，大学恐怕只是近几十年的事。周蔚生那时对赣州的教育影响较大。

我父母都讲南昌话，也是我的自然语言。

我出生后当年父母就去樟树。说起来是因为我父亲倒霉，江西医学院本科第一名毕业而分配到貌似时髦而高深的“江西省医学科学研究所”，很快发现江西当年不可能有科学研究，实际只是行政办公室，从而要求去医院，结果不仅去那时大家不愿去的传染病医院（“结核病医院”），而且在那里还受排挤。院领导皆中专毕业生不断打压三个大学生，直到1962年乘国家因为粮食问题需要“疏散”城市人口的时候，把三个大学毕业生扫地出门。其中一位大学毕业生是被排挤到福建三明市、后来其女婿是研究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李晓江教授，我们在美国旅游的时候，两位老同事才见面谈起。以前我从来不知道，因为父亲不喜欢聊，只有未来不谈过去。（我回顾的习惯估计那位京师大学堂的太外公的遗传，虽然他学的是理科教育，不是文科）。

我父亲被从南昌的结核病院排挤到樟树的县医院。可是他立即考研究生，居然考取了。

县医院的院长本来因为不相信他会考取而允许他报考（直接对他说“鸡窝里不可能飞出金凤凰”），考取了只好放行。

1967年之前的十七年，全中国并非年年可以考研究生，而且数量非常少，十七年加起来只有一万多，江西的数量远低于全国平均。那年上海第一医学院好像是43位研究生，只有3位不是上医内部，只有我父亲一位外地平民。我在2016年要了1962年入学的研究生名单，同年有最年轻的20岁入学的桑国卫（我父亲32岁，年龄最大的之一），也有陈冲的父亲、我后来的研究生导师张安中的丈夫陈星荣（放射医学专家、以后的华山医院院长）。

桑国卫念药理学，导师是张昌绍教授（张安中老师的父亲），我国药理学的主要奠基人。桑国卫老师在2000年代主持我国新药专项，是张昌绍先生的传承。

那时我父亲并不认识这些同学，一方面他们接触不多，一方面我父亲在上海时胆小。

我父亲的导师是吴绍青，他的太太是外国人，陈冲书里面写到住在她们那几栋楼里面的一位外国老太太。

吴绍青在1980年去世，他下面的崔祥宾教授在我父亲1981年申请出国的时候写过推荐信。

等我1983年到上医读研究生，那年研究生也只有六十几人，但非上医的来源增加。

我报考研究生期间，父亲在旧金山。我想过科学院生理所冯德培和药物所邹冈，最后决定报考上医张安中老师，整个过程与父亲没有直接关系，但有去父亲的母校上医的心理，而且不想在做成之前告诉他。何况自己也没有把握，因为那时研究生教育的规律无人知道。

父亲回国后，带我去见过一位吴绍青的学生（李华德，中山医院呼吸研究主力）。我带父亲去见过张安中老师。

我父亲在家里、在江西，脾气很大，在上海不一样。看到父亲的缺点，我发誓一辈子无论何时何地对家庭、同事和下级要和蔼，不能像父亲这方面。

现在六十多可以说一辈子做到了这一点：不分时间地点场合，对家庭、同事和下级和蔼。（脾气只对外，对那些损害国家利益或道德的人）

母亲因为我父亲去的樟树，但父亲不到一年就去上海读书，留下32岁的母亲和婴儿的我在樟树。

我最初6-7年是在樟树长大，主要是我母亲任教的樟树农校（中国有很多中专程度的农业专科学校，袁隆平在西南农学院毕业后分配到湖南的安江农校也是一个）。

（右下是樟树农校，现在改名了。左上涂黄的是熊妈妈家住的“边街”，经常去的是“大码头”，熊妈妈去洗衣服，我看船。药都路上有樟树制药厂，是个中药厂。那条河上的桥留下我一辈子第一个恐怖记忆，有个婴儿去世）。

稍微大一点，有个大几岁邻居男孩带我掏鸟蛋、摸鱼。都是他做，我跟着看，他带回家给全家吃，我在他家门缝往里面瞄。他后来是中学政治老师，看不出小时候的活跃调皮。另外一个大几岁的男孩（“冬瓜”）经常拿我开玩笑，吓得我要死。他家后来与我父母长期来往，他的大哥在1970年代由我父母介绍给了我的表姨（我母亲的表妹）。要是我有机会挑选肯定是那个待我好的男孩的大哥。不过，我当然没有发言权。我父母介绍过来的是北大地质地理系地球化学专业的毕业生，1964年入学，后来虽然没去农村修地球，也做过几年农村中学老师。2018年还来北大庆过地质地理系120周年系庆。

樟树农校的第一个“幼儿园”是我母亲与几位女教师发起组织的，也是她们招聘的老师。那时男领导歧视女教师，说她们生孩子带孩子耽误时间。我母亲长期请保姆，熊妈妈住家带我六天，星期天回家而我母亲带。教育是母亲。熊妈妈出身平穷，是童养媳，丈夫年龄大很大（我叫熊公公），但熊妈妈很聪明、脾气也大。曾经在食堂路上大骂农校的老师，让我母亲觉得很不合适。我母亲从来脾气很好，人人喜欢。以前我母亲说我脾气是熊妈妈的，实际也说不清楚。熊妈妈只有一个儿子，其后代发展非常好，但其中有一部分不肯见我，说是角度不好。

年轻的母亲“专职”带我，直接教育和潜移默化肯定都很大。每天晚上讲故事，有些是她自己编的。

有些小时候的笑话也是母亲和熊妈妈记得。诸如卖冰棍的人以为我年龄小而找钱不够的时候我默不作声但站在摊位不离开，遇不平把全部食品扔了全小卖部，与邻居发小温沁画面...。都在樟树。

天有不测风云，我父亲于1969年从上海分回江西，大学第一名分配倒霉、读研究生去上海7年后被江西省卫生厅说他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回县医院。

不到半年县医院还要他下放，他当天扔了白大褂愤而离开。

母亲随父亲下放的刘公庙（公社）滁山大队。那里从此有了一个医生的医务室。我父亲带过赤脚医生（农村机灵的孩子），十几年后成为村委会主任。

我的“启蒙”学校就是滁山小学。

当然，实际上之前我母亲教过我认字。

老师让我从二年级读起。然后在刘公庙的小学读了三年级和四年级。每一年学校都在搬，刘公庙小学最早的那块很好但先成了公社办公室、后成了木箱厂。

前面两年都是合班上课。二年级与三年级合用教室和老师，老师一半时间给一个年级讲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