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纽约到上海跨洋求药 现在轮到美国人去中国了
对60岁的纽约珠宝商黛比（Debbie Doppelt）来说，时间曾经是数着日子倒计时的。
2024年底，罕见的肺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了她的脑部，形成了10个微小肿瘤。尽管身处全球医疗资源最顶尖的纽约，这里的医生们却只能无奈宣告：目前唯一可能有效的靶向药，在美国根本买不到。
“真可惜她不是中国人，”当地医生无意间的一句话，成了最后的稻草，“她本可以在中国的药房买到这种药。”
几个月后，她的儿子马科斯（Max Doppelt）踏上了飞往上海的航班，像走私一样带回了26盒名为舒沃替尼（Sunvozertinib）的靶向药，价值大约1万美元。“登上飞机把药带回家，感觉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事。”2026年10月20日，马科斯在美国医疗媒体KFF Health News上表示。
这款2023年就在中国获批的药物，奇迹般地扼制了黛比体内的癌细胞扩散，如今三年过去，她仍在世，仍在工作。她对儿子说：这三年过得“不可思议”。
“数据非常明确地表明，这种药物对脑部有显著疗效。如果她不采取其他措施，可能撑不过一年。”马科斯说道。
马科斯的这趟跨国航班并非孤例。据他透露，至少有30名美国人为了这款抗癌药，不远万里奔赴中国。
全球重症患者的求医版图正在发生逆转：过去是绝望的癌症病人涌向美国、日本和德国，现在，中国成了肿瘤、心血管外科等重症领域的新选项。
吸引他们跨越太平洋的，不再是廉价的牙科手术或中医理疗，而是代表着现代医学巅峰的肿瘤诊疗、心血管外科和CAR-T细胞免疫治疗——那些真正用来“救命”的技术。
马科斯的无奈，撕开了中美新药审批系统之间那道致命的“时间差”。
舒沃替尼并非没有敲开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大门。它在2025年1月就拿到了优先审评资格，并于同年7月获批。然而，繁琐的定价、生产、保险谈判和铺货流程，硬生生将这款救命药上架美国药房的时间拖到了2026年10月22日——也就是医疗媒体KFF Health News发出马科斯越洋求药报道的两天后。
从中国获批到美国上市，中间隔着漫长的14个月。对于像黛比这样被医生断言“可能撑不过一年”的癌症晚期患者来说，系统运转的迟缓，等同于宣判死刑。
这种巨大的落差，甚至让美国顶尖医院的专家开始主动“向外指路”。当高龄肺癌患者丹尼尔（Daniel）在全美公认的肿瘤治疗权威机构——MD Anderson癌症中心穷尽了所有临床方案后，医生告诉他：“有一种数据非常好的药（依沃西单抗），唯一的问题是，它只在中国有。”
这款药与舒沃替尼类似，是另一种吸引外国人来华就医的中国原研肺癌救命药。
丹尼尔的儿女都是医生，今年3月，他们将父亲送入了上海嘉会国际医院接受治疗。这家医院是上海2025年接诊外籍患者最多的医院，超过10万人次。截至10月29日，其今年海外患者咨询量几乎是2025年全年的5倍。其肿瘤内科的多位医生向凤凰网表示，今年以来，“冲着中国原研药”来咨询的患者越来越多，“现在每周都安排数个海外患者咨询，有的希望来中国治疗，有的希望来中国开药带走”。
中国医疗系统极速运转的“高效”也让丹尼尔家人震惊。丹尼尔的女儿向医院工作人员感慨道：“我和弟弟都觉得这里太高效了——我在美国医院工作过，请人会诊、让营养科来、让护士做点什么，可能要等四个小时、甚至一天。但在这里，是即时的，你要求转诊，他们马上就来，化验结果也出得飞快。”
黛比和丹尼尔的故事，只是浮出水面的一角。这场逆向的医疗迁徙背后，是中国制药产业一场蓄势已久的身份重塑。
“中国原研药不是突然冒出来的，新药从研发到获批至少要四五年，只是现在才开始看到成果。”嘉会医疗管理执行委员会主席项乃强对凤凰网说。他曾在西雅图瑞典医疗中心担任神经外科主任，10年前到中国时，这些原研药还“听都没听过”。现在，看到外籍肿瘤患者主动找上门来，“风向好像开始倒过来了，这是个开头”。
过去，中国在全球医药版图里扮演的，更多是廉价原料药和仿制药的初级供应商。但现在，剧本正在被改写。据医药魔方统计，2025年全球首次进入临床阶段的创新药中，中国占比达47.4%。
“历史上药品流向一直是反过来的，”CIC灼识咨询合伙人刘立鹤对凤凰网分析，“这次（马科斯飞来中国买药的）事件证明，中国原研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供给时差，它反映的是全链条效率——审评速度、制造能力、医保准入和定价。”
刘立鹤认为，转变背后有三股力量在推动：“制度端，是2015年药审改革清理审评积压，2017年加入ICH（国际药品协调会）让中美欧用同一套标准对话；资本端，是2018年港股18A和2019年科创板，让没有收入的biotech融得到钱；人才端，是一批在跨国药企做过全球开发的科学家回国创业。”此外，由于集采政策大幅压缩了仿制药的利润，客观上也逼迫着整个行业只能向创新转型。
这种转变，在今年6月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上也有显现。大会最受瞩目的几个主旨报告之一，是一项只在中国进行的依沃西单抗III期临床试验（也就是丹尼尔来华奔赴的那款原研药）——这在过去几十年里，还从未有过。
原研药的崛起，不止体现在靶向药上。在细胞治疗这个更前沿的领域——CAR-T，中国甚至走得更远。
这是一种细胞免疫治疗方法，通俗来讲，是从患者的血液里取出免疫细胞，给它装上“导航”，再把它输回身体，这些改造后的细胞就能认出并杀死癌细胞了。
这一疗法最初由美国开创，如今中国也已迈进全球第一梯队。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安德森癌症中心（MD Anderson）的艾哈迈德（Ahmed）医生曾推荐患者去中国做CAR-T，“在那里，CAR-T疗法的费用在15-23万美元，而美国需要55-85万美元”。
但相对更低的治疗费用只是原因之一。项乃强对凤凰网说，过去的确有不少病人是因为中国更便宜来的，不过现在，中国高效的医疗体系、更多的治疗方案、其他地方还没上市的药物，以及更短的等待时间，都是优势。
2026年6月，全球首款实体瘤CAR-T药物在中国获批。几天后，一位59岁的新西兰晚期癌症患者飞行了9000公里到达上海。在这之前，他已经在新西兰做了化疗及免疫治疗，但肿瘤还在变大。医生告诉他，新一轮化疗的成功率只有15%。
7月，他在嘉会国际医院接受了实体瘤CAR-T治疗，一个半月后返回新西兰。
但外籍患者跨国求医，还横着一道现实的坎——签证。项乃强说，最长一个月的免签时间够体检，也能做个简单的医美，但肿瘤、大手术这类治疗需要更长时间的“医疗签证”。CAR-T尤其如此——采血、采细胞、给药厂改造，中间会有两周左右的等待时间。“有些患者免签时间不够，得出去兜个圈再回来，”他说，“但你不要忘记，他们是肿瘤病人，没法折腾。”
然而，要断言中国已经彻底颠覆了全球医药格局，还为时尚早。
一些美国生物技术公司确实开始警惕中国同行的研发速度，但业内人士看得更透彻。某头部投行医药产业分析人士对凤凰网表示，因为研发能力高效、能快速进行临床验证，中国的药企正逐渐受到国际大药企的青睐。他也补充道，这虽然意味着中国的医药正在变得更有竞争力，但还没有到“领先”的地步。
原研药里，最稀缺的是“首创药”，它针对的是一个此前无人攻克的靶点，风险最高、最难。据国家药监局，2025年，中国批准创新药76个，其中中国自主研发的首创药仅4个。“数量上已是第一梯队，质量上仍在补课。”刘立鹤说。
简言之，中国是极其优秀的“快速跟随者”，而在真正考验无人区探索能力的“首创药”领域，中国仍有很长的课要补。
但在行业的宏大叙事外，对那些在生死边缘挣扎的癌症患者来说，更快、更便宜、更有效的救命药，才是他们最在意的。
如今，马科斯还在跟母亲身体里的癌细胞赛跑。一年前，他辞去了计算机工程师的工作，创办了一家免费帮助癌症患者寻找合适临床试验的公司。他在邮件中向凤凰网透露，接下来，他的生活重心是继续照料妈妈，并经营好这家公司。
“她患的是转移性癌症，癌细胞迟早会绕过这种药。到那时，我们将不得不依赖更新、更有效的疗法。如果这些疗法恰好在中国，我会竭尽全力带她去那里。”马科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