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的“taste”是一种高阶兴趣

杨振宁在六旬时提出，一个人童年和青年时期对某学科知识产生的强烈心理共振与积极情感体验，可定义为一个人的“taste”，不但认为其将对人产生终身影响，还将其作为判断青年人能否成才的“金标准”。学界常将“taste”译为“品味”，但杨振宁一直认为此译法不妥，直到九旬时才尝试将其译为“偏好”或“兴趣”。文章明确指出杨振宁的“taste”指代一种高阶兴趣，不仅是为了回归杨振宁的本意，更是为了揭示出其对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意义：大学教师要努力为学生开辟一条挖掘、培养、发展并确立“taste”的路径。

杨振宁于台湾大学领取名誉博士学位后发表科普演说。图源：维基百科

杨振宁的中、晚年期间经常谈论他“taste”形成和发展的几个关键事件。在科学研究领域，taste通常被译为“品味”，而且一个人的科学研究品味决定了他的选题，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成就的大小。但是，杨振宁明确表示过：“taste我倒不知道该怎么译法，有人把它译为品味，不过我想这不见得是最正确的翻译”[1]。有学者坚持翻译为品味[2]，也有学者非常谨慎地对待杨振宁的“taste”，并在使用“品味”一词的时候，特别限定为杨振宁的“taste”[3]。不过，迄今为止的研究都没有回答一个关键问题：杨振宁的“taste”究竟是什么？本文将明确回答这一问题。

文章主要围绕如下三个方面展开。第一，杨振宁童年到青年时期对某些特定的数学物理知识有强烈的共振感，他60岁以后将这种感觉定义为“taste”。第二，“taste”为杨振宁提供了“妙”、“共鸣”、“特别敏感”等正面而积极的情感体验。这种体验在中文里没有一个单独且唯一的词汇与之精确对应，他90岁前后给出过两个翻译，“偏好”和“兴趣”，尽管他不排斥别人将“taste”译为“品味”，但他自己从来不用这个翻译。第三，杨振宁认为“taste”会终身伴随，既是科研人员必须具备的一种禀赋，也是大学生必须自我挖掘、自我强化的一种能力。

对于高等教育而言，第三点具有极高的教育学意义：就学生来说，需要自我挖掘出属于个人的学术兴奋点；就教育者来说，则要善于种植和培育学生的学术兴奋点。

杨振宁对“taste”的定义

1987年，杨振宁(时65岁)在接受倪光炯(复旦大学教授)采访的时候，明确地解释了他对于“taste”的看法和定义。相关内容如下：

杨振宁：“……一个人在刚接触到物理学的时候，他所接触的方向及其思考的方法，与他自己过去的训练和他的个性结合在一起，会造成一个英文叫做taste，这对他将来的工作会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也许可以说是有决定性的影响。……”[1]

倪光炯：“……我在想您讲的taste这个词该怎么翻译？爱好、嗜好都不一定很恰当，不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词。……”

杨振宁：“不错，taste跟style是有很密切关系的。style在中国叫风格，taste我倒不知道该怎么译法，有人把它译为品味，不过我想这不见得是最正确的翻译。我同意你刚才的讲法，taste的形成比style要稍微早一点，往往在自己还没有做研究工作的时候就已经有taste了。”

杨振宁：“……这个taste的成长基本上是在早年。我认为一个人的幼年跟青年以及与他刚跟这个学科接触的时候所学到的知识恐怕是决定taste的基本因素。这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至今我还没有看见心理学家或生理学家对它进行过分析。”

杨振宁：“一个人小时候喜欢吃的东西，在成人甚至到老年时候，还是很喜欢吃。有时这个喜欢是讲不出道理来的，因为在他最早成长时候的喜爱跟不喜爱的东西，大概对他的下意识有很重要的影响。”

从这里可以看出英文里的taste包含了终身不变这个要素，杨振宁非常重视这一要素，但是这一点很难体现在中文的品味二字中。在这次访谈中，他给出了一个反面的例子，说明本科阶段自我挖掘、自我培养和自我发展“taste”的重要性[1，4]。

1995年，杨振宁(时73岁)对上海交通大学的大学生做演讲，再次谈到了这个“taste”：“一个做学问的人，除了学习知识外，还要有taste，这个词不太好翻，有的翻译成品味、喜爱。一个人要有大的成就，就要有相当清楚的taste。……我在西南联大七年（笔者注：原文如此，但上下文及其他地方说是六年。两种算法都对：他本硕期间六年(1938—1944年)，加上1945年等待签证的时间即为七年)，对我一生最重要的影响，是我对整个物理学的判断，已有我的taste”[5]。“我在那里六年，是我一生做研究工作奠定基础的年代”[5]。

2019年，杨振宁(时97岁，在中国科学院大学“明德讲堂”，他最后一次公开学术演讲，可谓“绝唱”)，还在讲解他的“taste”[6]。

值得提到的是，李政道和杨振宁有长时间的亲密合作，但是杨振宁认为他们之间的“taste”不同：“Yet we were quite different in temperament, perception, and taste, which worked to the advantage of our collaboration”[7]。

从杨振宁对“taste”的详细描述可以得出三点结论：第一，大学和研究生期间六年的学习使得杨振宁“对整个物理学的判断，已有我的taste”中的这个“taste”，是说他对整个物理学各种问题和可能的发展方向有了自己的清晰的判断；第二，结合他对自己亲身经历的总结(参照第二节)，杨振宁的“taste”从萌芽到形成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贯穿童年到青年的成长的全部时期；第三，杨振宁认为，“taste”和人对食物的偏好一样能维持终身，“taste”之有无，是青年人能否成才的“金标准”。

杨振宁“taste”萌芽到形成所指的一些具体事件

杨振宁在论文《选集和后记》(英文)[7](发表时61岁，但是前言作于60岁)中，一共使用了十次“taste”，其中一次是引用其他文献且非指人，一次用来比较他和李政道之间“taste”的不同，一次谈论数学和物理的关系，一次谈论选题，其余六次全部用来讨论自己在西南联大六年间“taste”的形成。正是这六年间，他形成了自己的“taste”：“I have said that my ‘taste’ in physics was largely formed during the six years from 1938 to 1944 when I was a student in Kunming.” 关键事件如下：1941年由于本科毕业论文的缘故，吴大猷带他进入到对称性领域；1942年研究生毕业论文的时候，王竹溪带他进入了统计物理领域。他一生中三分之二的研究和对称性有关，三分之一的研究和统计物理有关[8]。

除了“taste”形成的这个大部分(largely)经历之外，童年的经历也有贡献。对称性对杨振宁的第一次冲击，可以追溯到初中。他说：“有一天，我想我大概是初中二年级或者一年级，看见他（笔者注：杂志《中学生》一些趣味数学文章的作者刘熏宇)写的一篇文章，解释奇置换与偶置换的分别，我看了之后觉得非常妙，我对于对称最早知道一点妙的东西，就是从那篇文章了解的”[9]。统计物理的第一次冲击，可以追溯到小学。他说：“我在小学的时候，我父亲是研究代数的，他就跟我说，代数里有个第一定律，就是任何一个polynomial，n次polynomial，一定有n个roots，你可以把它写成product of n factors。我还记得我在小学时，他就impressed我with两个他认为非常beautiful的，一个就是刚才这个定理。这个定理好像是不是叫做first fundamental theorem of algebra?”[10]“我现在觉得，李政道跟我所以在1951年发现那个unit circle theorem，就是因为看见那个polynomial，我就想把它factorized；之所以想把它factorized，是因为我在小时候就脑子里头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好东西”[10]。

从这些事件中可以看出：杨振宁“taste”大部分形成于大学和研究生阶段的共六年间的时间之内，这六年还没有开展科学研究；小部分成长于童年时期。杨振宁把这些从童年到青年时期对某些特定的数学物理知识强烈的敏感性解读为“taste”。

杨振宁对“taste”的心理感受和中文翻译

杨振宁对于某些特定的数学物理知识具有“taste”，而且他对这种“taste”的心理感受是“妙”[11]、“共鸣”[11]、“特别敏感”[11]、“情有独钟”[5]、“特别注意”[5]、“在脑子里生根”[5]等，效果是终身不忘。2015年在南方科技大学的演讲中，他说：“我在小学的时候，我父亲当然就教我一些数学题目，其中就有传统的“鸡兔同笼”、“韩信点兵”等四则问题。我很快就学会了，……，我有三个孩子，他们小时候我也教他们四则问题，……，他们也学得很快。……，大概一个月以后就忘光了”[11]。“结论是什么呢？就是像四则问题，在我的脑子里头，它比较‘对’，我小时候就注意到它的妙。我的三个孩子，他们也学得很快，但他在脑子里不产生共鸣”。“如果你对于某些东西特别敏感，容易发生兴趣，就值得注意。也许这个就是你特别有本事的地方。如果你以此为培养方向，也许将来就可以发展出来”。

2009年，杨振宁和复旦大学物理系的教师座谈[10]。他对于他中小学时期“taste”的萌芽，专门发明一个英文单词seedney：“你不但要懂一个东西，你要对于那个东西有一定欣赏。那个东西跟你自己脑子里的结构结合起来，就变成了一个——我想我要发明一个名词，叫做——seedney，是一个小的种子”。

杨振宁中小学时期对一些数学物理知识特别敏感，是他“taste”形成的萌芽(seedney)期。

杨振宁曾经把“taste”翻译或者注释为“偏好”。2012年(时90岁)，杨振宁讲了“taste”从萌芽到成熟的全过程：“外来的信息如果能够融入个人脑子里面的软件之中，就可能会‘情有独钟’，有继续发展的可能，像是一粒小种子，如再有好土壤、有阳光、有水，就可能发展成一种偏好(taste)，可以使这个人喜欢去钻研某类问题，喜欢向哪些方向去做‘准备工作’，如果再幸运的话，也就可能发展出一个突破口，而最后开花结果”[8]。

杨振宁形成“taste”有一些特定的具体事件，并极言这些事件对他的巨大影响。但是，他在晚年不再使用“taste”而换成了“兴趣”。2011年3月24日在香港浸会大学，2012年10月16日在复旦大学，2015年11月5日在南方科技大学[11]，直到2019年4月29日在中国科学院大学[6]，他一直以《我的学习与研究经历》为题做长时间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包含在文献[8]之内。在这些报告中，他在原来用“taste”的地方使用的是“兴趣”。

“偏好”和“兴趣”都不生僻，非等到90岁才想到，显然不可能。杨振宁对遣词造句有洁癖，一个体现是在他把爱因斯坦的性格特征“apartness”翻译成“孤持”[12]。“孤持”二字确实传神，但是也有生造的嫌疑。当然，一些先贤的生造词后来成为中华词汇一部分也是事实。在科学研究中，杨振宁反对“钻牛角尖”，反对“走火入魔”(obsession)，“偏好”中的“偏”到何种程度是个问题。因此，“偏好”未必是杨振宁认为最好的翻译，也仅仅使用过一次。再看“兴趣”，杨振宁曾经评价他的导师泰勒没有写过一篇关于场论的文章，尽管“他对场论有很深的了解，但是兴趣不够”[13]。反过来，如果泰勒对场论有“taste”就不同了，肯定会有研究论文。杨振宁的“兴趣”也比通常语境中谈论的兴趣(例如俗语“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要强，达到了从最初共振、兴奋到最终开花结果的程度。总之，杨振宁的“taste”其实是指一种高阶的兴趣，少年时候“taste”指一粒有望成长为参天大树的“小种子”，青年时候的“taste”接近“志趣”，“偏好”和“兴趣”其实不足以充分表达杨振宁“taste”的原意。考虑到杨振宁演讲时的主要听众是青年学生，杨振宁主要使用“兴趣”则显得较为符合学生们的用词习惯。

杨振宁“taste”对大学教育的启示

2016年，杨振宁说：“对于一个小孩，父母也好，老师也好，要鼓励他发现自己的兴趣，培养自己的兴趣，发展自己的兴趣(图1)”[14]。

2017年，杨振宁道：“我一直在跟同学们讲，你得对一个东西发生兴趣，发生兴趣以后你得去钻研，……”[15]。

图1 2011年杨振宁在香港浸会大学演讲的最后一页讲稿截屏(取自网络)

2019年，杨振宁把一辈子的经验总结成为：研究的“第一就是要有兴趣!”[6]这里的兴趣，他原来用“taste”。

杨振宁认为成才的关键是要有青少年时期“taste”萌芽、成长和成型的过程，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经验总结，也是“我孩子的发展经验，以及我认识的许多同辈及其孩子的发展经验，……”[14]。杨振宁自始至终都认为，“taste”之有无，是青年人能否成才的“金标准”，是从普遍现象中总结出来的规律。

当今中国大学教育非常明确地规定了教师是主导者，学生是主体；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迫切需要主要在给教师“施加压力”。为了让更多青年学生达到成才的杨振宁“金标准”，在多年的教育实践中，我们发现了一条挖掘、培养、发展和确立“taste”的“三步法”。对于希望从事学术研究的大学生而言，学术兴奋点即“taste”。

第一步，以教、学内容中的疑难问题为切入点。科学和工程以及文化都在持续地发展中，同一个知识点不同时代总能提出新的问题，例如，薛定谔猫、氢原子的微观结构、熵和信息之间的联系和区别等等，就是一些可以不断深入研究的问题。因此，学生和教师必须像侦探一样对待每一个疑难问题，在其中选取一些具有开放性和学术性的问题，作为培养学术兴奋点的切入点。这一步是“taste”萌芽。

第二步，科教深度融合，在切入点中提炼出前沿科研课题形成学术共振点或者兴奋点。必须从前沿研究的高度对“最初疑惑”进行提炼才能获得对其的深刻理解。这个提炼不局限于教材，不止于当事教师和学生，而是校内外多平台广频谱的全员、全方位的寻找和求索的过程，最终形成科研课题。把课程中的疑难问题联系前沿研究课题并开展研究是一个高屋建瓴的过程，有了学术兴奋点才能具有终身的牵引作用。这一阶段是“taste”的强化和成长。

第三步，师生共创发现突破点、迅速开展高强度科学研究并发表阶段性成果。完全依赖本科生实现突破往往是困难的，突破后很快获得阶段性成果，必须要有教师强力且迅速的托举，这要求教师具有高超的学术能力，奋不顾身的英雄主义情怀和蜡炬成灰的无私奉献精神。这个阶段是“taste”的成果。

利用这个三步法的操作程序，我们成功地培养出了一批杰出人才，并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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