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毅：我爸的影响，照葫芦画瓢

父亲对我们三兄弟的成长都有影响，其中我长期与他同行，受影响最大。在科学方面，他对我弟弟的影响有可能还低于我。

后代的学习和工作，显然受家庭影响，但间接的一般多于直接的。

1）无权家庭

如果靠以权谋私，我父亲一辈子没有权力，我母亲家里也没有。

我父亲教育背景不差，特别是在1980年代中期的江西而言，读过研究生、出国进修过。

他在大学的学习成绩全优。

1969年之前，全中国一共只出现过一万多位研究生，在江西我父亲的研究生毕业背景属凤毛麟角。

而他1962年读研究生的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的呼吸科--肺科--当时是全国第一。

他在1981年出国进修也是全国呼吸科比较早的。而他在1990年代初期开始分子医学，在中国呼吸界肯定是领先的，北京上海的呼吸界那时还很少开展。

他一生非常专注、工作努力。

但是，父亲一辈子最大的行政职位是江西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内科副主任、呼吸科主任，还是我们三兄弟都离开江西之后。

行政上无级别。他们医院那时是处级，如果硬套他当时不过是副科级，全中国最低行政级别（而且当时不一定给了行政级别）。这样的行政级别，影响不了其他人的行政晋升，没有官员会听我父亲的，没人会为他的孩子提供特别途径。

2）直接影响全无

1978年，我高考那年，我自己达到了自己的低端记录，但也超过江西省当年所谓重点大学录取分数线（而远超江西医学院录取分数线，但目标是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物理分数够了，语文不及格），后来查过是超过北京大学在北京录取的分数线（当年全国一张卷子）。当然理解高考不公的意见，自己所在省份当年多少人流血牺牲，后来照样教育资源贫乏，青年学生吃亏，吃所在地的亏。但不可能怨天尤人，天底下有各种先天不平衡，没人有办法让人人都一样。

我父亲1978年编制还在江西省医学科学研究所，前面第一次晋升副研究员的时候失败，而在江西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只是借调，还不是正式工作人员。不仅那时不能影响大学生录取，后来也照样不能影响。

父亲在江西，实际上一辈子受排挤。后来，他作为专家在江西有影响，但那时我们三兄弟都不在江西了。

我父亲在江西是呼吸界的重要医师科学家，可能有一段时间是首屈一指。他在全国的影响局限于呼吸界，而且是少数（包括北京、上海）特别热爱科学的同行，虽然他当时有些方面的水平（包括分子医学）超过同行（包括当时协和医院的同行）的水平，但影响力受江西的局限。

他因为专业而具有的影响力，范围有限，远不涉及我们三兄弟学习、工作的范围。

而在上海读研究生和美国进修期间，他都是乡下人、外地人，之后回到他的乡下。对于上海和美国，他丝毫没有影响力、更无权力。在上海，他读了六年之后无法让自己留在上海工作，那里谈得上影响后代。1962年他的同班43位研究生，40位是上医本身的，2位是上海的，只有他一位外地人（乡下人），而且后来重新回江西（到江西农村、比他去读研究生之前境遇更差）。对于上医他根本毫无影响，大部分同学，他可能都不认识。我是近十年查到他们同班学生的名单，他从未说过我后来研究生导师的丈夫（华山医院院长）是他的同班同学。

我报考上医的研究生的全过程，父亲在美国，他回国在我已经去上医之后。

我最初想过报考科学院药物所的邹岗、生理所的冯德培，也自己联系，有多封信件来往，冯德培先生是让助手回复，邹岗每一次都是自己回复（我因此都保留了下来）。最后才确定是上医张安中老师。邹老师还回信说理解，因为张老师当年有一个出国留学的指标。那年张老师也不在国内，是其他老师组成的面试组（许绍芬、褚云鸿，参与的助理是吴根成老师）。复试过程有一项是翻译一篇Science上的原始研究论文，对那年要发表两篇文献综述的我来说非常容易。

我大舅1950年入学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1954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其后一直在上海的第二军医大学药学系工作（从植物提取分析药物分子，与屠呦呦同专业，实际在北医高屠呦呦一班，但不一定认识）。他托二军大药理系的老师从上医听说我的面试特别突出。最后上医当年给张老师录取了三位，其他两位是上医应届毕业生。出国的是其中一位，他舅舅是上医的老师，但我后来观察只可能是他分数高于我们两位，他舅舅不可能影响录取过程，更不可能影响张安中老师。

在美国，父亲更是寄人篱下，他最多能够推荐他自己在中国的研究生去美国的实验室，但决策权在美国教授。我们都不是那个专业方向，而且对我来说，那个专业不是我有兴趣的。我弟弟在大学学化学，更没有兴趣做动物实验。后来他转生物也只是生物化学，最多研究细胞也酵母，从未研究有心肺的动物。

3）间接影响

父亲的医生职业，让全家、大家庭很多人能够及时得到医疗信息，而小家庭有很大的安全感。

父母的背景，也可以得到相关教育方面的信息。但都不是内部信息，而是刚刚出台的公开信息。是敏感性，而非提前知悉。

我读大学期间，他建议我加强英文，不仅读而且听，母亲购买唱机、父亲购买英文学习的唱片，父亲带着听英文广播，看星期天CCTV的英文教学节目等，是直接帮助。

二年级下学期带我去教师阅览室，可以接触英文期刊，当时看不懂，以后逐渐进步能够看懂，很有意义。

1980年父亲自己通过读肺水肿方面的书籍，认为作者Norman Staub是大专家，他直接写信联系，得以赴旧金山加州大学心血管研究所，从事疾病的动物模型研究。他自己后来还联系到旧金山总医院观摩临床。他的申请过程，我知道，有助于后来自己照葫芦画瓢，且我后来有机会找到更好的推荐信。

我申请研究生、录取研究生，他都不在国内。

当然，我申请上海第一医学院与父亲去过有关，心理上熟悉。但是即使父亲在国内，也不可能有帮助。

我申请美国多个学校录取，去加州大学与他待过而我特别注意有关，但关键是我比较了几个学校（哈佛、UCSD、UCSF、Einstein医学院）的神经科学，特别是否结合分子生物学。我的专业，从1985年起就是分子神经生物学，神经生物学问题，结合分子生物学、遗传学、细胞生物学、发育生物学、药理学、免疫学。

父亲既不可能影响美国，也没有影响我的专业判断，但他曾经寄过一两篇英文文章，我比较喜欢，但并非我当时选择的专业。他寄的文章一篇是Robert Lefkowitz写的GPCR受体，这是重要的方向，我现在研究的方向之一，但不是我在美国读研究生的领域。那时我迫切希望学习分子生物学应用于神经生物学。

他对于专业要求先进、有实质内涵的看法，应该影响了我。

而科学研究的有趣、兴奋性、优雅，潜移默化的影响来自母亲家、看文献、与同学老师互动。

父母的影响，并非后人就是学长辈的样，也可以是不一样。我到上海读研究生的第二年，已经回国的父亲从江西到上海。

那次父亲上海之行我印象很深刻。

一是我们在公交车上，居然一位乘客倒地，父亲马上救助，而我当时佩戴上医校徽，旁边有人建议我参与。我根本不会，我还没有反应过来，父亲已经救活了那位乘客。后面司机把乘客放在一个医院。这是我一辈子做不到的，我的医学只是考试，毫无医学实践能力（虽然有过大半年的实习）。

那次，父亲见过我的老师、也带我见过他的老师。他的导师吴绍青已经去世，中山医院和上医其他老师还在。

看到父亲在他们面前谨小慎微的样子，与他在家里、在江西脾气很大不一样，我当时暗自下决心一辈子对待全世界所有人都一样。

这也是父亲的一种间接影响，让后代决定故意不一样。当然，父亲家庭是一般市民，他是他家第一代大学生。从他那里算起我是第二代大学生，从我母亲家里算我是第四代大学生、第三代研究生、第五代老师。我的坦然是自然的进化，并非比父亲高明。

施一公有一次写到这一点，让我想起这是22岁时的决心。

我应该是做到了：平等对待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