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罗克之死与西纠的消亡

遇罗克于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十万人公审大会上被宣判死刑，并被立即执行枪决，终年27岁。罪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撰写了著名的《出身论》，猛烈批判了当时盛行的“血统论”（即“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令人费解的是，陈伯达在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公开批判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副对联，指责其为“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那么遇罗克应该是“英雄”啊，为什么遭此下场？

其实，了解中共运作的人不难明白，同样一句话，同样一件事，取决于谁来说，谁来做。不同人就有完全不同的解读也有完全不同的结果。

陈伯达对血统论的批判，与遇罗克的《出身论》在本质目的、理论深度以及政治底线上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

陈伯达是在充分领会了伟大领袖的意图后才做了那个讲话的。伟大领袖十分满意，批示：“改稿看过，很好。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二本。”

领袖为何特别关照要给每个红卫兵小队二本？因为陈伯达的讲话是针对西纠的，而西纠就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总代表，他们仗着自己的红色基因，只批判普通人，却极力保护自己的高干父母。周恩来作为他们的后台，利用他们保护了一大批人，包括溥仪。

但最高领袖不这么想，他喜欢轰轰烈烈的革命，要通过大乱得到他的“大治”。陈伯达投其所好，讲话中矛头直指西纠的头头脑脑以及他们的父母：“在有些学校，有些单位，高干子女一定要掌握领导地位，是没有好处的，对我们将来的革命事业不利，对他们自己也没有好处。” “为什么因为是高干子女，就一定要掌权？难道因为他们的血统高贵吗？”；“我们有些同志，是少数同志，以老革命自居，在解放后做官当老爷，甚至把自己的革命历史忘记得一干二净。毛主席多年来批评的“官、暮、骄、娇”，他们全有，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不让群众去触动，而只是想利用毛主席和党在群众中的崇高的、无限的威信，动员一小批不明真相的群众去保他们。”；“封建地主阶级宣扬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就是这样的血统论。这是彻头彻尾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彻头彻尾的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根本对立的。”

不难看出，从表面上看，陈伯达说的话和遇罗克差不多，但政治动机的根本不同。一个是争夺话语权，一个是追求人人平等。

西纠的那些红卫兵宣扬血统论，目的是保卫自己的父母，对抗中央文革小组，这无疑干扰了毛泽东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战略部署。陈伯达批判血统论，但他依然死守官方的“阶级论”和“无产阶级专政”制度，认为人的阶级属性是绝对的。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打压这批不听指挥的干部子弟，把出身不好的青年组织起来充当造反的“炮灰”，其核心是政治权力的争夺。江青也对西纠开炮：“纠察队有一小撮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家伙。”西纠的那些高干子弟终于被中央文革关进大牢，西纠被取缔解散。

另一边，遇罗克出生“黑五类”，《出身论》更是从根本上为千百万因出身遭到歧视、迫害的青年争取基本的人权与社会平等。他明确提出“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并呼吁青年“自己解放自己”。这在当时被统治者视为对整个社会体制的挑战。 遇罗克批判了“阶级论”本身，就触碰了体制的底线

遇罗克在《出身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官方表面上说“重在表现”，实际上搞的却是彻头彻尾的出身歧视和新型的宗法隔离。他撕下了当时“阶级路线”的虚伪面具，直接触及了文革乃至当时政治体制建立在阶级斗争之上的统治根基。中央文革绝不可能容忍这种带有现代人权、民主色彩的独立思想。

随着《出身论》在全国引发巨大的社会共鸣，大量底层青年开始觉醒并联合，这让当局感到失控和恐惧。1967年4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公开宣布：《出身论》是“反动文章”，是“大毒草”。这一表态直接为遇罗克在政治上宣判了死刑。在当时的语境下，一旦被中央高层定性为“反动”，就意味着他走到了体制的对立面。

总之，陈伯达批判血统论是一场“奉旨造反”的政治权谋，他的讲话只有空洞的口号和结论；而遇罗克的《出身论》是一次纯粹的、追求平等的思想启蒙。两者的出发点和终点截然不同，这也是为什么官方一边在口头上批判着血统论，一边却将真正反抗血统论歧视的遇罗克残忍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