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公博自述逃离南京的经过
日本于8月15日公布投降消息，日皇和铃木内阁总理广播投降，南京政府也决定于16日宣布解散。
南京最危险的时期，悬在10日至13日那几天，因为阿南陆军大臣在13日 还发布继续作战的命令，并勉励官兵努力作战，ifi在南京的日本总军部态度始终不明。我那几天分头和军部及大使馆接洽，以为中日感情如果要恢复，我们更要为中国前途计，应该服从日政府命令投降，而且千万勿在此时更留一恶劣印象在中国，使中日感情万劫不复。
我当时所忧虑的只有二件事，一件是日本继续作战，如果日军不顾一切，那么中国一半地方，必会糜烂不堪，人民伤亡，更加惨重。一件是日军和共产党联合，成为长期内战，因为日军部许久就放出谣言，万一无路可走，只有和延安携手。
一直到 8 月14日，情况比较安定。谷正之曾劝冈村说投降已是不免。但日本能够协助复兴，使中国能为东亚领袖，则东亚尚有前途，而日本也可以依中国自存，这也是一种事业，一个伟大理想。
到14日谷正之正式来见，说明日本投降已没有问题。军部的今井少将，海军的小川少将也分别来见，报告日军决以最大诚意履行投降条件，并表示设备都不破坏，俾与换取中国之好感，以留将来中日合作之基。至此我才放心。
16日早上，佛海（周佛海）由上海来京，下午举行会议，宣布南京政府解散，并发布宣言，勉各将领以统一为重，不得有轨外行为，更不得意图割据，因为办理各部门的结束，是要有机关的，于是成立一个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维持各地治安，也要有机关，于是将以前的军事委员会改为治安委员会。
我连夜草了一个电报给蒋先生，说明南京政府已解散，并报告蒋先生几件事，那个电文已没有存稿。大致第一件是：说明日军投降没有问题，不过集中需要时间，由小队归中队，中队归大队，集中于杭州、上海 南京、徐州，听候缴械归国，希望中国勿迫之太急，恐有意外。
第二件是：日军决定不再与共产军作战，因此冈村说：共产军也是中国的部队，是与重庆军队无别的，也是战胜国的部队，除非共产军袭击，否则日军必定退让。我特别请中央注意。
第三件报告：宣城已为新四军占领，芜湖被围，六合告急，南京岌岌可危。大意如此，并乞指示机宜。这个电文是写了，可是没有密码，电台叫不通。17日下午，我才交何世桢先生转译电呈蒋先生。
南京政府解散的那一夜，京沪行动总队发动了，我在下午6时接到报告说：周镐拟于是夜行动，占领各机关。我只知周镐是佛海推荐为军委会的科长，后又推荐为无锡行政专员。我打一个电话给佛海说：此时治安是第一紧要，南京一乱，恐无法收拾，请他劝周镐不要随便举动，等候蒋先生派人来接收各机关，以免南京混乱。佛海说已派人找周镐来劝告了。
不久警察总监李讴一又来一报告说：周镐已张贴布告，若银行不能提款，其他还有好几条，都可以动摇治安的，并揭那布告来见。我叫讴一去见佛海，请示办法。因为我那时已解除一切职行不能提款，其他还有好几条，都可以动摇治安的，并揭那布告来见。所谓临时政务委员会、治安委员会只是临时机关，就是指挥也只能指挥原有的机关，对行动总队，我是无法指挥的。
我又电话问佛海，佛海说找不到周镐。到了11时，军官学校又来电话说：有人到军官学校演说，要接收军校。这样四面八方报告，使我无法处理。如果要镇压，必致立刻冲突，以致刚在日本投降以后，同室操戈。如果不镇压，眼看南京立刻成了混乱状态。我徘徊至天明。我想，支持南京残局，是佛海和我共同负责，佛海既无意见，想或另有办法，我可以趁这时候卸责了。拂晓时，军官学校又来电话，说是否让人接收？我立刻答复倘然于国家统一有好处，于地方治安有好处，就听候接收吧。到了17日 8、9 时，说肖叔宣受伤，赵尊岳、吴颂皋及其他许多人，都已被逮捕，我只好回到西康路办公室，听候事态的发展。我一个人约周镐和祝晴川于11时来一谈，我想接收机关，没有什么大问题，但南京治安和一切善后，我倒想知道他们的办法。等到11时，二人都不来，我决定三件事，一不再打听消息，二不向日本人要求援助，三静坐办公室等候逮捕。这样在办公室内屹坐，一直到12时半才回家。
到了下午 2 点钟，军校全体员生都武装到西康路来了。当时我还以为他们奉令要我表示态度或是来逮捕我的。我一问才知道是他们不肯收编而来请示的。我集合学生的代表，问他们有何要求？并告诉他们在中国大统一的时候，应该服从蒋委员长。他们说：他们绝对服从蒋委员长，但不愿受不知哪里来的人收编。我只好向他们安慰，答应去电蒋先生请示办法。同时佛海派人送上一信，说已由日军部小笠原出商调停，周镐已停止行动，此事已告一段落。
然而经过这次行动之后，南京真是一日数惊，新街口新四军发传单了，四郊新四军蠢动了，南京秩序我只好勉强维持。17日下午5时后，才会见佛海，我和他二人打了一个电报报告蒋先生，请即派大员来京维持，以免纷乱。佛海终于19日上午匆匆回上海了。
任援道在14日以前，曾二次派人来京说已就任蒋先生委任的先遣军总司令，维持京沪路及南京治安，我极盼他早日来京，商量一个办法。不知任先生从哪里听来的谣言，说我在南京集中兵力反抗，所以他原定16日和佛海同来的，届时也不来，并且在苏州对佛海说：公博要干，那我是不能去的。我想想真是奇怪，我于去年11月已发布声明，党不可分，国必统一，为什么援道还有这种怀疑？而且日本以一百多万军队的力量都投降了，我难道用这些残破部队来反抗中央吗？我深深自叹，数年来的心情，而被人误会至此，真是无话可说。
我于16日见援道不至，和佛海联名去电，促其来京。恰巧援道也派他的军长徐朴诚来探听消息，我把我的心情告诉徐朴诚，并嘱其转达援道立刻来京一行，共商维持治安办法。
援道于18日下午到京的，可是局面僵着了，第一，冈村说没有蒋先生的正式通知，不承认有先遣军执行任务；第二，警卫师刘启雄不愿受援道改编；第三，海军不愿编人先遣军，要候蒋先生的命令。我那时的地位已处于万难之境。南京治安是要维持的，治安委员会的地位是不能指挥的，军校学生住在西康路不肯撤退，正等蒋先生的复命。江北屡次告急，无兵可调，眼看南京受到极大的威胁。行动总队还要行动的消息，每日仍有这种情报。仅有军校一千余学生、宪兵和警察，倘然南京一旦有惊，我是无法面对国家的，只有尽我个人之力维持吧。我又草了一个电报报告蒋先生，说明以上情况。那电报是借市党部许志远密码打的，大概是说明任援道不便指挥，刘启雄盼示机宜，军校请先生自兼校长，候蒋先生到时再行解决。
但任援道先生到京以后，告诉我许多消息，说蒋先生是对我谅解的，因此我不宜留京，若滞留南京，反使蒋先生处理困难。任先生直接劝我二次，间接托人劝我二次，当时我无法能得蒋先生的真意，而能通电话的只有任先生。任先生还说蒋先生要我离京是不会来电，而且不好来电的。但我还是等候蒋先生的命令，而且我一离京，治安是否发生问题，殊不敢必，我非俟有人来京，我不轻易离京。
24日，今井少将已由芷江见了何敬之先生回京，报告赴芷江之经过，并说冷欣副总参谋长将于26日抵京，中央部队将于27日由飞机输送到京，何总司令于30日抵京。这样负责有人，我可以暂时离京了。在国家大统一的千载一时之际，我怎么可以使蒋先生为难？而且24日3时，任援道还带张海帆来见，海帆劝我急于放手，我想还有什么手可放？因此于24日下午5 时，与日本使馆接洽，借中华航空公司的飞机，于25日离京。当时预定或飞青岛，等候海船赴日，或飞日本都没有决定，因航路已发生种种障碍。临行之前留呈蒋先生一函，说明我的心情，并谓钧座一有命令，公博当出面自首，那封信很长，并没有留稿。但回京之后，曾问肖毅肃参谋长，他说已经见过，那未蒋先生一定见到了。我那封信是留交浅海和岗田两顾问转致何敬之和王东丞二位 先 生 转 呈的。我把那信交浅海和岗田，是我不知道离京之后南京再有何人留京，日军等候缴械，不致走的，所以我托了他们。此外留一函给任援道和胡毓坤，托他们维持治安，因为他们都是治安委员会的副委员长。有云：望兄之来，有如望岁，请他召集原有军警机关，维持治安。
我预定25日 离京，冷副参谋长26日抵京，南京治安决没有问题，我也可以放心卸责了。
于此，我附带说明几件事，第一我离南京，不是放弃责任，
我记得何世桢先生在8月16日到南京，携有顾墨三先生一个电报，是给周佛海、丁默村、罗君强、任援道和我五个人的。那电报据说是侍从室打给他转的，说日本投降叫我们协同国军缴日军的械。可是那个电报并没有叫我维持南京治安之责。同时另外有电报是命周佛海维持上海，委任任援道为先遣军总司令，维持京沪线及南京治安。我立刻发生困难，因为援道已受命维持南京，不必说警卫第一师，刘启雄也已接任援道的通知为先遗军第一路指挥负责有人，我再不能负责了。
我呈蒋先生二个电报，一是报告南京政府解散情形，一个是报告警卫第一、第二、第三师，海军及军校情形，中间免不了有所条陈，是函盼指示的。除第一电报交何世桢先生代发，我恐怕转辗迟到，后来因为重庆和南京电台已叫通，二个电报一起借市党部许志远的密码再发，及后又以电台的密码再发。（重庆电台和南京电台约好暂以总理遗嘱作密码。）
可是截止24日，我得不到蒋先生或侍从室复电或指示。不过我因为任援道还未能执行先遣军的职务，依旧勉强维持。这九日以来，真是精疲力竭，寝食不安。幸而据今井报告，冷副参谋长可于26日到了，中央部队也可于27日倒了。我在24日下午还集宪兵和首脳会议，这样我自问已尽了我个人应尽之力，而且我不但顾到南京治安，并且顾到各地治安，我深怕各军还疑虑没有保障。
20日前后，我打了一个电报给庞炳勋、孙良诚、张岚峰、吴化文、孙殿英、郝鹏举，勉励并嘱咐他们接受中央命令，维持地方。同时我还广播叫各军接到蒋先生委任后，应该立刻接受和服从，没有委任的请他们直接电呈蒋先生请系，这个广播词登了各报。布置完毕，我才准备离京。
我为什么赴日呢？因为当日京沪谣传我还要拥兵反抗，援道疑我固不必说，而且援道对我说已有人报告蒋先生，蒋先生并说公博断不至此。可见有人报告我拥兵自卫是真的了。我要离京，最近的不外扬州、蚌埠、徐州，三个地方都有南京管辖的部队，岂不又要发生谣言，使我无从自明。我想青岛是没有南京部队的，日本是打败仗的国家，国军就要进驻的，这可以免去拥兵反抗的嫌疑了。
我们这次同行的有五六人之多，因为林柏生和陈君慧在24日中午，两个人的狗同时被人毒死了，这事太过于离奇，令人不由得感到恐怖。他们都愿意受合法的裁判，而不愿恐怖的威胁，可以一并暂离。而且我当时也曾声明，何时蒋先生有命，即何日回来，以此大家同去也同返。
25日离京，飞机以天气关系，一直飞日本的米子，事前毫无联络。到了米子，三日后，东京外务省才派古川科长来探视。我表明我到日本只是暂居，何时蒋先生有命，即行归国，并不要求日本任何保护。
9月初旬，离米子赴京都，住在京阁寺。大概是中旬的一天，日本外务省的大野局长来见，说何总司令有一个备忘录给冈村，说我自杀是假的，要日本护送归国。日本政府已指示冈村答复，说陈公博是爱国的，绝不会反对政府，希望中国重行考虑。我问大野我留呈蒋先生一函，究竟浅海和岗田已交何总司令没有？他说不知道。我托他打电报问冈村，俟得消息，然后归国。
9月24日早，大野又来，说我那封信到了19日才由冈村交何总司令，至于何以延误，他不知道，并说了许多抱歉词。他并说何总司令曾派钮处长去见冈村，依旧希望我何日自首。我立刻草了一个电报交他回东京拍发，我又恐密码有错，再抄一份电文和致何总司令一信，交他寄南京，因他说最近将有交通机可至京沪各地。
托大野拍了这封电报，寄了这封信以后，渺无消息。直至 9月30日夜间，外务省驻京都的办事人山本来说已接外务省的长途电话，说中国飞机已到米子。翌日下午，才于米子动身，在福岗又住一夜，于10月3日到达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