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昌绍vs季羡林——饶毅的爱国观无无明

2026年7月30日，著名生物学家饶毅发文《什么情况下回国是爱国？什么不是？》，通过对比药理学家张昌绍先生与东方学家季羡林先生在二战时期的不同选择，抛出了一个旗帜鲜明的饶式观点，即只有在国家苦难深重的战时逆行回国，才配得上爱国的称号，而在敌国滞留、战后方归者，不仅不能僭用爱国称号，其在战火中的个人抱怨更是道德瑕疵，其原文如下：

饶毅先生对尊师（张安中，复旦大学教授）之父张昌绍先生的缅怀与推崇，情深意切。饶毅在文中说，张昌绍在抗战烽火中舍弃优渥条件、回国研制抗疟药常山碱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历史丰碑，后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不忍受辱而自尽。

对于张昌绍先生，小编之前并未有任何了解，但看到饶毅的文章，感受到张昌绍这样的贡献和遭遇，让人肃然起敬之余又心生惋惜！

随即，饶毅比较了与张昌绍同时代的学者季羡林，认为其在二战时滞留德国，直到战后才回国，其行为不能冠以爱国的帽子，同样其回国后的研究（东方学），对当时的中国也并非急切需求，而张昌绍的研究则极大的解决了当时的国家和社会的需求，字里行间是季羡林回国的行为没张昌绍爱国，同样季羡林回国后的研究也没张昌绍重要。

然而，当我们将这种对比上升为一种普适性的爱国度量衡时，饶毅的爱国观却非常值得我们深度审视。

一、单一时间轴下的机械爱国

饶毅提炼出的核心公式极其简练：战时回国=爱国，战后回国=不爱国或不能冠以爱国，然而这样的机械论述并没有考虑当时复杂的历史、现实、个人等原因。

饶毅将个人选择简化为单纯的意愿问题，他假设在1941至1945年的二战格局中，任何身处欧洲的中国留学生都可以凭个人意志自由穿梭于交战国之间，并顺利回到中国。

然而，现实情况是，二战期间，国家地缘政治复杂，战乱导致陆海通道中断、中德断交等各种因素，而这些因素不是季羡林一个年轻的学生多能决定的。也就是说，季羡林如何能够在护照失效、德国国境封锁、中立国拒绝过境、陆海通道封锁的情况下，顺利回到中国？

小编认为，张昌绍从美国回到中国的难度与季羡林从德国回到中国的难度不可同日而语。

单纯的文字描述，大家无法感受1941年从德国回到中国时的路途遥远，数字是最直接的。

陆路：从欧洲的柏林（德国）到华沙（波兰占领区），进入西伯利亚段的莫斯科（苏联），穿越西伯利亚大铁路至满洲里/哈尔滨（中国）。

全程约10000–11000公里，耗时约12–15天。

对于这条路线，德国出境许可、苏联过境签证、中国/伪满洲国/日本入境及过境许可获得非常困难。

德国出境许可：自1939年二战爆发后，纳粹德国对出入境管理极其严格，到了1940-1941年，随着欧洲战局紧张，外国留学生想要获得德国官方批准的离境许可非常困难。1941年后，中国对德国宣战，季羡林更是在德国沦落为“敌国公民”，护照失效，更不用不说获得出境许可。

苏联过境签证：虽然1939–1941年6月间有《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但苏联对从德国入境的外国人（特别是来自资本主义或敌对阵营国家的人）发放过境签证审查极其苛刻、流程极长。1941年6月22日凌晨，纳粹德国发动“巴巴罗萨计划”，近300万德军向苏联发起突袭，两国从敌对关系到绝对封锁，绝无可能再发过境签证。

中国/伪满洲国入境及过境许可：伪满洲国和关东军对入境人员审查极其严酷，尤其是从欧洲回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极易被怀疑是抗日分子或苏联间谍而遭逮捕。

若走新疆/西北：新疆当时处于盛世才控制下，政局动荡，对入境人员的管控同样严密。

海路：从德国乘坐火车前往中立国港口（如葡萄牙里斯本或西班牙维哥），穿过大西洋，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洋 ，进入东南亚（新加坡/越南），抵达中国沿海港口（如香港、上海）或经滇越铁路进入云南/重庆。

总里程约20000–25000公里，耗时约1.5个月–3个月。

海路回国可行性依然渺茫。

英国皇家海军的海上封锁：盟军对纳粹德国及其控制区实行严格的海上封锁，敌对国或疑似敌对国的船只极易遭到潜艇袭击或扣押。

太平洋战争爆发出航中断：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全面占领香港及东南亚，美英对日开战，整个印度洋和太平洋完全成为战区，民用海运基本绝迹。

要知道，1941年7月，季羡林才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彼时其30岁，对于一个刚获得博士学位的年轻人来讲，要穿越封锁区，花费大量金钱，以求回国，试想一下，即便放到现在，30岁的年轻人做的到吗？

二、结果导向与功利主义的价值锚定

饶毅的爱国观，本身具有极强的实用主义与功利价值标准，饶毅强调张昌绍先生研究常山抗疟药，是国家和社会的需求，而季羡林先生研究梵文与东方学，不能说那时中国对梵文有急切需求。

在这一逻辑下，能立刻转化为救国、治病、强国工具的自然科学，特别是应用科学，其爱国属性被天然放大，而基础人文学科因无法在战时产生立竿见影的物质与军事功效，其存续与价值被边缘化。

国家的救亡图存固然需要枪炮与药物，但民族文明血脉的延续，同样需要有人在冷清的绝学中守护火种。用急切需求来衡量一门学问及其学者的爱国资格，本质上是用短期功用否定了长期文化价值。

三、 个体情感与宏大叙事的深度剥离

饶毅在文中提到，季羡林自传抱怨盟军轰炸导致生活艰难是道德问题，并断言与德国一道被轰炸也是活该。这一断语体现了其爱国观中宏大叙事对个体人性审判的彻底压倒。在饶毅的价值体系里，处于反法西斯正义阵营宏大叙事下，凡身处敌国阵营者（即便是被迫滞留的本国同胞），均不得拥有作为“人”的真实痛感与情绪表达，一旦表达对战乱苦难的抱怨，即被视为在立场上同情法西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