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一字不提，野史写到起飞历史挺有趣

元至顺年间，大概是1330年到1332年左右，一个叫做郑宽永的人出生在福建泉州德化清泰里梓溪村的一户贫苦农家。

我们的古代，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其实是很低的，但和多数目不识丁的百姓不同，尽管郑宽永家里很穷，但家人还是勉力让他读了几年私塾，因此他颇通文墨，算是个文人出身。

（流水潺潺）

但是，郑宽永又不只甘心做个文人，学习文化之余，他还舞枪弄棒，还研习兵书，这是一个文武全才，而且郑宽永的性格非常好，他豪爽仗义，在乡里打抱不平，群众基础很不错，威望也很高。

彼时，元朝的统治已然走向了末路，和北方的民族压迫政策不同，处于福建的南方的社会矛盾，主要是在经济层面，比如说，元朝对福建的横征暴敛可以说远远超过内地，各种名目的科差，层层加码的杂税，人祸诸多的同时还天灾频发，底层百姓的日子那简直了，当时有句话说：

虽遇丰岁，犹不聊生。

就算运气好没有天灾，遇上丰年了，大丰收了，但在元朝廷贪官污吏的迫害下，百姓们仍然活不下去。

而郑宽永，自然也是这无数活不下去的百姓中的其中一员。

这种日子，一直持续到了元朝至正十一年，北方地区的韩山童刘福通大起义，红巾起义爆发了，“明王出世，弥勒降生”的口号传遍天下，更越过长江，照亮了戴云山的密林，传到了郑宽永的耳朵里，他决定，他也要起义。

郑宽永起义，还找了两个帮手，一个是道士黄化显，一个是和尚彭莹玉，仨人也供奉白莲教，在德化一个叫做斜岭的地方设坛祭天，而且他们打出的口号也很有意思：

明王出世，老君降生，摧富益贫。

北方是弥勒降生，而南方则是老君降生，名字不一样，但性质差不多，都是有救苦救难的大神仙要来拯救世人了，而至于摧富益贫，则是把农民们发动起义的一个本质直接喊了出来。

但是，这里的摧富，不是简单的仇富，而是农民们对元朝末年财富分配极端失衡的一种看法，凭什么百分之二十的人掌握了百分之八十的财富，凭什么别人生来就有钱，而我生下来就莫名其妙的背负债务？他们是在寻求一种新的经济分配模式，他们更要通过“益贫”来完成分配。

起义之后，郑宽永攻陷了德化县城，之后他横扫闽北，闽中，队伍从最初的几百人扩大到了近万人。

元朝已有火器，但本质上仍处于冷兵器时代，这近万人的兵力，就代表郑宽永已不是散兵游勇，他已经具备了和元朝地方的驻军正面抗衡的实力。

我们讲了太多农民起义军的失败，这些失败的关键原因不外乎一点，那就是往往他们都沉迷于攻城略地的快感，而忘记了政权建设。

当然我们要理解，对于乱世之际那些食不果腹的农民们来说，攻下一座城池意味着什么。

第一，是生存资源的满足感，府库里的粮食，官衙里的布帛，地主家的浮财，这些在平时里是禁脔，但城池被拿下的那一刻，这些东西成了义军可以肆意取用的战利品，这也是一种从赤贫到暴富的剧烈反差，会让人想要不停的这么去做。

第二，是社会地位的瞬间提升，试想一下，一个昨天还在田里被恶吏鞭打的农民，今天就可以穿着抢来的绸缎，骑着夺来的战马，对着投降的官吏发号施令，这是一种权力的幻觉。

历史上诸多起义军，秦末的陈胜吴广，东汉的黄巾，南北朝的葛荣，唐末的黄巢，每一次都是“天下苦秦久矣”的窗口期，每一次都有千万双渴望改变的眼睛望着他们，但结果无一例外，他们都死于长期流寇式的作战方式，换言之，他们停不下来，一直在行动，却一直没有方向和目标，但郑宽永很不同，这也是作者今天为什么要写他的原因，在起义取得一定规模之后，他选择回师梓溪，建立了一个叫做霸王寨的根据地。

这个霸王寨，在一座三面环水的平顶山上，寨里有指挥中心，有点将台，有兵营，有粮仓，基本上什么行政单位都有，非常齐全，而且围绕霸王寨还建立了很多子寨，东北方向叫驸马寨，西南方向叫山仔寨，西北方向叫大帽寨，寨子和寨子之间互为犄角，颇有点“一寨有警，诸寨支援”的现代联防体系。

很显然，这已经不是流寇式的起义了，这是一个割据政权的雏形。

而且我们看，郑宽永是起义军的首领，但他没有称帝，而是称王，而且他和张士诚的吴王，朱元璋的吴王还不一样，他称“霸王”，这个称号很耐人寻味，这说明郑宽永一方面他有割据一方的雄心壮志，但另外一方面，他又保留了某种程度上的谦卑和谨慎。

我们越发掘他的这个霸王寨，就越让人感叹，郑宽永搞了一整套完整的官僚体系，而且搞出很多政策，比如屯田垦荒，开发矿产，设立集市，修建道路等等。

（屯田养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