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春节记忆王成朴

我最初的春节记忆，是别人告诉我的。

妈妈生下我七天后，就被隔离审查了。开始几天，爸爸抱着我在关妈妈的地方的外面等一整天，我只能喝一两次母乳。这样饿了几天，妈妈仍然没有任何被放出来的意思，我也从开始的饿得直哭，到后来的饿得不哭了。家里被抄家和贴着大字报，配给婴儿的牛奶居委会不让定。爸爸自己又被单位催促回去搞运动。爸爸急了，私下恳求居委会管牛奶的齐奶奶，用他的一半的工资，把我托给齐奶奶带，因为他的另一小半工资还要做姐姐的托儿费；妈妈的工资那时已经停发了。齐奶奶的出身好，那时敢接别人不敢接的活，一面也怕她执行正确的阶级路线不给我定牛奶会闹出人命。她看看钱多，我又很可爱，就接下了这个活。

爸爸给的钱足足包括给我定牛奶的钱。可齐奶奶并没有给我花钱订牛奶，而是趁她管牛奶站每天点验牛奶的机会，把好多瓶奶最上面的奶皮和奶油刮出来给我吃，然后再往瓶里兑点水来遮盖。所以，那时其它小孩都是吃奶和面糊长大的，而我却是吃奶皮和奶油长大的。据说我婴儿时白白胖胖，红光满面，两个眼睛很大很亮。

齐奶奶那时的最大心病，就她在外地的大儿子一直没有给她生孙子。有了我，她喜欢把我抱在她的臂膀上，跟人显摆她有了孙子，还给我起了一个姓齐的好名字。齐奶奶对我也是百般宠爱。爸爸病得越来越厉害，妈妈又被关着，很少有人能来看我，大家还都以为我是齐奶奶的亲孙子。那时北方民间有个习惯，就是如果小夫妻老没有要成孩子，要带着我这样的小孩一块睡，希望这样的小孩能给他们“招”来新的小孩来玩。我那时常被别人从齐奶奶那请去在夜里给小夫妻做招子童子，据说还挺灵的。后来据说我说话早而多，别人天天围着齐奶奶逗我寻开心。以后我又被用来预测别人肚子里的孩子是男是女，一直很被齐奶奶周围的平民所夸赞和羡慕。齐奶奶越发宠爱我，天天把我捧在手里。在春节时还特意给我热热闹闹地过小岁（半岁）。文革中那几年春节已经勒令停了，但借给我过小岁的机会，齐奶奶的一家还能名正言顺地欢聚一堂。过春节就那么几天我竟然还把齐奶奶的从外地赶来的大儿子夫妇的孩子也“招”了下来，结果让儿子给妈妈送了趟喜酒表示感谢。我在大半岁以前，是在爱的蜜罐里长大的。

我能想到那个小孩，在一大家子热闹的春节里，带着红色的虎头帽，坐在中间齐奶奶的胳膊上，向着四周的每一个人热情地甜笑。他就是我。

妈妈在被遣送去鲤鱼洲监督改造前，把生病的爸爸一个人留在北京尽量安顿好，把姐姐和我接到一起送到镇江她的叔叔，即我的二公公家。

我的二公公是南京中央大学毕业的。他毕业后凭优异的成绩当上设计桥梁和公路的工程师。抗战胜利后，他们这批“伪学生”，被一律剥夺学位并被从各个职位上开除。他为了糊口，和另外几个同样遭遇的人合伙在镇江开办中学，而且他们的中学很快就办成了镇江最好的中学。一到解放他们马上就把中学让出来，自己只当普通教师，二公公平时也是谨小慎微。文革时又因为这个历史污点，很早就被隔离审查，工资被停发了很久。二婆婆带着四个女儿两个儿子的生活费，有很长一段时间只靠我和姐姐的五十块托儿费维持着。二公公的长子，我的成文舅舅，那时高中还没有毕业，怕他爸爸在牛棚里吃亏或者想不开，自己报名去牛棚做狗崽子，家里还要给他每月交狗食费。那一段时间全家人经常是连咸菜也要省着吃，吃泡饭时要在嘴里含半天，等了有甜味再咽下去。但为了给我和姐姐加点营养，二婆隔一天会给我和我姐买颗话梅、或者腌橄榄、或者一小包几十粒“老鼠屎”（腌的碎金橘）。我那几年在镇江时长大后的志向，就是拥有那样放了一张床以便店主随时起来做生意的半间店，在高柜台上放有六个瓶子，分别装着话梅，腌橄榄，“老鼠屎”，橘饼，柿饼，和水果糖；自己偶尔可以随便吃一下。后来回到北京，看到居委会的代销点，才知道我在镇江的志向太小啦。

我那时最爱做的一件事，就是坐在高高的大门槛上，看街景和等妈妈。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一个骑车留分头穿干部服的乡下叔叔，往我手里塞了点吃的，就把我抱上他的自行车前杠，准备骑走。因为他是男的，不会是妈妈，我就喊起来。那个叔叔已经骑上车，开始使劲蹬，二婆婆追出来，让邻居帮助给拦下来。我才没有被拐走。

那年冬天，家里有了一瓶桔子水——那也是我第一次记得看到桔子水：鲜黄的颜色，甜酸的味道，瓶子上贴着画着两个桔子的很好看的玻璃纸。我每次只能喝一点点。每次喝了一点，二婆婆就往瓶里倒进开水，让那个瓶子永远是满的。那个瓶子里的桔子水颜色越来越淡，味道却似乎是永远一样的。那瓶桔子水这样一直喝到夏天，水完全是透明的了，瓶子外面的玻璃纸还是崭新的，我仍然天天要喝一小口那个瓶子里的水，然后在嘴里反复回味，觉得这永远是世界上最好喝的水。

我离开镇江时，已经是一口地道的镇江话。在南京在玄武湖照相时，被妈妈高高地抱着，四周望着，点评到：“此地蛮好的嘛”。我那时最爱吃的，是二婆婆做的扬州狮子头大丸子；二婆婆一般只有在逢年过节才有机会做。在我临走时，二婆婆特意又给我做狮子头大丸子，我一口气吃了两个半，吃完后撑着了，马上趴在桌子上呼呼大睡。然后就在昏睡中离开了二婆婆。

我曾经问过妈妈她是否到镇江看过我们。妈妈说我差点被拐走后的那个春节她来过：她带来的年货中，我对那瓶桔子水最感兴趣。我左想又想，就是想不起在镇江见过妈妈。

二婆婆的孩子一个接一个地被分配下乡插队当知青去。第一年两个大的最早走了。文革中那几年按照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高中被取消，初中从三年缩减到两年。二公公刚被从学校放回家，就看到他三个还没有受到任何正经的中学教育并仍在发育中的孩子，马上就要像大人一样离家到乡下去刨食了；二公公还要赶紧回学校去预支工资给他们买下乡的行李。我离开时二婆婆的家里只剩下一个最小的仍然在读小学五年级的小姨。二公公和二婆婆的所有孩子们都下过乡，在农村最短的干了四年、最长的干了七年才回家。所幸这些孩子里没有被分配到北大荒或者大西北去的。

我妈妈在鲤鱼洲的劳改生活也结束了，她来接我们时头发已经半白了，以后回到北京，不再像那样挨整，头发又慢慢变黑了。在我三岁、姐姐六岁时，我们才开始和父母一块生活。我对那几年的春节没有什么印象，因为妈妈回北京后爸爸病得很重，我一回北京就被送进全托的幼儿园，经常星期天整个幼儿园只有我一个人坐在自己的被子上发呆。

文革的结果之一就是医院里的护士变得很蛮横，天天像政委那样插着腰在病房里对病人和病人家属吆五喝六。病人从量体温、到在床上排泄、和给伤口换药，都必须由家属自己来做，妈妈一日复一日地在病房里给爸爸陪床护理，晚上就在病床旁的椅子上打盹。文革也使医院里的手术刀变得很蛮横，在几年间把我爸爸健康的胃和肝都一次次地切除干净了，却对真有问题的器官不屑一顾。妈妈只能自己学医来给爸爸治病，不断与医生据理力争；爸爸去世后的遗体病理解剖发现妈妈说的都是对的。

如果爸爸病得不是太重，星期天上午妈妈会把我和姐姐接到医院看爸爸，中午妈妈会带我们走几站路去吃驴打滚或者高庄馒头这样不用餐具的小吃，因为她怕医院的饭菜和外面的餐具不干净。一般星期天傍晚妈妈把我送回幼儿园，她再带着姐姐回家操持一周的家务。有一次一个星期天是节日，妈妈带着我们坐了几站车去王府井北边的豁口吃面。我和姐姐每人碗里有一大根香肠，吃得很过瘾，满头吃出汗。那天反常地热，外套穿不住了。在回家的路上，公共汽车出城穿过一片人工树林，我感到从汽车窗子缝里吹来的风里开始有北方春天特有的尘土的味道，觉得那片树快要发芽了。那天究竟是什么节，我现在弄不清楚了。

我在齐奶奶那里底子打得很好。作为最小的男孩子，我在二婆婆那又是最受宠的。二婆婆偶尔下一次面，大碗的汤底一定让我喝。下面时放的那一点点猪油和酱油，汤底有不少的。我姐姐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她在“四清”时一生下来就因为妈妈要下乡被运动，而被寄托在别人家。姐姐在那个人家时，一直被克扣、忽视、和虐待。以后在二婆婆家的生活又很艰苦，姐姐也有点继续被忽略。姐姐回北京时，外号是“鸡头果子”，六岁才有三岁的身高，因为长期营养不良，维生素从A缺到Z，对营养最敏感的眼睛，近视、远视、散光和弱视全有。后来在北京营养好了，姐姐长大成了聪明窈窕美丽的大姐姐，也不再带眼镜。但她心里的悲观、自卑、敏感和心重，却跟着她一辈子。刚回北京时，她有个一个很简陋的布娃娃、最喜欢，被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用剪刀把肚子剪开看究竟，然后让妈妈用针线缝上，留下一长条难看的疤。姐姐那时哭得好伤心，连哭了好几天，觉得她没有家，陪伴了她六年的布娃娃也死了。可惜那时妈妈不懂、也舍不得钱，那时本来应该给她买个更好的新的布娃娃。我也为此事对姐姐愧疚了一辈子。

那以后有一段时间爸爸的身体好了一些，可以在家养病了。我终于可以在家过一个个星期天了。如果星期一早上是爸爸送我去上幼儿园，他会骑车带着我在家附件转好多时候，带我看果园边上春天的嫩柳、水闸旁欢腾的河水、河里的鸭子、圆明园的残碑、旷野中的花树；一边慢慢给我讲他小时候的故事。每次要看够讲够，等幼儿园都上完两节课了才给我送进去。一次我被小朋友开了瓢，头上缠着绷带在家病休了两个星期。我每天缠在爸爸身上，爸爸吃饭时总要趁妈妈不注意偷喂给我几口他的病号饭，并向我挤眼偷偷笑一笑。爸爸要休息了，我就一个人神气活现地站在公共阳台上往下张望。我其实一直不适应在幼儿园的生活，因为在那里要整天背着手坐在小椅子上大声唱歌、吃难吃的糖包、和照着老师教的样子画小红花和语录本。而我喜欢到处跑，尤其喜欢往幼儿园的大门外面跑。我也喜欢画奔跑中的马、画白云、画小人打架、和给树叶子涂上随心所欲的颜色。我在幼儿园里的梦，永远是要往天上飞，飞出幼儿园的大门，飞向回家的方向；可惜每次飞出大门后不远就会迷路，然后撞在白墙上。所以那两个星期头缠绷带赖在家的日子，是我童年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有一次节日前的中午，竟然是爸爸来接我，竟然是接我提前走。他接了我，就骑车带着我快速地在马路上往前冲，让我兴奋地不断大叫。结果骑车到中关村警察亭子，让警察拦住，被教育了半天，还罚了巨款。事后爸爸带我去汽车站会合妈妈姐姐，她们都等急了，我也第一次看见妈妈训爸爸。结果爸爸懦懦地说他好久没有上街了，看满街都是骑车带人的，不再是小心翼翼的样子，以为那样已经合法了呢，所以才敢骑车带着我过警察亭子。我们一家然后坐公共汽车去天安门，看着广场上的华灯一盏盏地开了，和一起过节的人流兴奋地大喊大叫。然后被人流推着流连在广场上，高兴地为每一盏彩灯欢呼。不知到那时广场上有多少家庭，像我们四个人一样，在时代中经过了不短的磨难，终于团聚了，并借着这个节日庆祝一下。到了晚上九点，爸爸妈妈开始愁了，人挤人，人太多了，他们怕带着两个小孩挤不上公共汽车回家。的确，等公共汽车的人群已经溢出到长安街的中间，来了辆车大家就像疯了一样往那涌，连不该在那停的公共汽车也拦住敲开门往上挤。爸爸妈妈简单地商量了一下，就带着我和姐姐徒步离开广场。离开热闹的地方走几步，偌大的城市就完全睡去，没有声音和多少灯光，只有落叶被风吹着在城市人行道上刮出的声响。我们一家四口的脚步声，在寂静的街道上回响着。一家人手拉手地，仿佛走在黎明前的城市里，或者走在黎明前将要苏醒的大地上。我已经很困了，但觉得和爸爸妈妈姐姐在一起，拉着他们的手，我最好的梦想已经实现了，因为太高兴而在黑暗中暗自流泪。走了不知多久，我们一家人终于连续赶上两班末班车，并在午夜前顺利地回到家。

我知道那个节日应该是国庆节。但那是我们家不多的几次团聚之一，我在心里一直把它当作春节——因为在中国只有春节才是给每个家庭的节日，只有春节之后才是春天。

爸爸终于还是去世了。我那时五岁半，太小，天性快乐，加上对什么是死亡还没有概念。在遗体告别时看到爸爸，觉得他的脸色比我最后一次在医院时看到的还要难看了一些——那次他还递给我一个小药瓶当玩具，里面有片绿叶，绿叶上有条贪吃的小虫子；药瓶的盖子，也被爸爸细心地扎了好多通气的小孔。在遗体告别时我看到爸爸的嘴里塞着棉花，觉得他那样应该很难受，就伸手过去，企图帮他把棉花从嘴里拿出来。另一方面我当时对妈妈和姐姐为什么哭得那么伤心有点不以为然，觉得爸爸不久就会回来，或者很久以后仍然会回来，就像过去如何与我分别一样。直到日后爸爸被装在小小的骨灰盒里回家了，我才知道事情不好了。爸爸的骨灰盒正面在玻璃后，装着精美的原色软木雕刻，雕刻后是他有黑框的照片。所以我以后看到原色的软木雕刻就伤心。

爸爸去世后，他的工作单位一次性地补助了我家两千块钱，就不再管。妈妈从那两千块钱中拿出四分之一买了当时最好的红灯牌收音机和唱机，因为我爸爸给我们遗留下来的最大一笔遗产，就是一大叠他在苏联留学时省吃俭用地攒下来的黑胶唱片。爸爸是浙南小城里一个卖香烟的小商贩的孩子，靠自己的聪颖勤奋一直拿奖学金上到大学。他能从县里简陋教堂里传出的那些唱得低水平的圣歌开始，喜欢上了西方的古典音乐，完全是出于他的天性。其实爸爸留下的那些巴赫莫扎特贝多芬和舒曼的唱片，在他刚去世时的那个年代，是根本不能听的。我真正听到那些唱片，要等到两年以后，在方叔叔和李阿姨有了自己的单元，两家人聚在他们家，把被子蒙在窗户上，把音量开得最小，大家凑在唱机跟前屏住呼吸来听。

妈妈看爸爸去世后我一直没有哭过，怕我悲伤却无法表达，就又从那笔钱中拿出了一些钱带我回了一趟父亲的老家。

在南京又一次看到外公。外公刚大病过，头发完全白了，他坐在病床上一遍遍地摸我的头。

我和妈妈从南京去上海，为了省钱，坐的是慢车，一整天才到，到达上海时已经是深夜。我们给爸爸家乡带的行李太多，她拿不动，就等着人都出站走光了，才下车。妈妈每次只拿几件，走十几步放下，再回来拿另一批，我跟着跑前跑后地照看着两堆行李。出了站，已经没有公共汽车，就雇了辆黄包车慢慢赶路。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城市是如何从黑暗中醒来，看到漆黑的天边露出一点隐约的灰色，渐渐变成鱼肚白；随着第一辆电车的出现，四周渐渐响起刷马桶的嚓嚓声。我感到夜和完全死亡的区别，就是在深夜里，还有人在赶路；有人在赶路，就证明其他人还会醒来。从这以后，我很喜欢凝视黎明前的天边，从那里先看到感伤，再看到更多的希望，每次凝视的体会都不一样。到了目的地，妈妈怕打扰人家，就和我在楼下坐在行李堆旁等天亮。妈妈的中学老同学黄阿姨接到妈妈的信，已经等了好几天，睡不好觉。听到楼下的声响，马上下楼来看。那天清晨，那一幢黑黢黢的大楼的第一扇灯窗，为我们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