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甲子的命运改变：穿越说毛泽东峻声博客

犬养毅之死结束了日本的政党政治，终结了在侵华策略上的激进与缓进之争。此后日本首相及其内阁完全顺从日本军方，彻底失去了制约军方的作用。接替犬养毅的日本内阁于9月15日正式承认满洲国，又在次年的3月27日退出国联，这标志着日本不再顾忌列强。日本在军方的一意孤行之下，疯狂地走上了使用武力征服中国的道路。

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了解日本当时的政治运作、并据此制定对策了吗？对于当时中国最大、最危险的敌国日本，蒋介石、汪精卫、孙科曾经做过认真深入的研究吗？

1932年1月28日，为了转移针对918事变的国际舆论，日本又在上海发动了1·28事变。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蒋介石为军委会委员之一，一个月之前辞职下台的蒋介石由此复出。

复出不久，蒋介石便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随后立刻筹备剿共事宜。经过半年多时间的准备，1932年12月，蒋介石亲任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一分钱也拿不出来支援东北军抗日的南京政府，此时却能集中50万兵力（含中央军嫡系16万），弃东北沦陷区于不顾，对江西的中央苏区实施第四次围剿。外敌破门闯入，占据客厅，蒋介石视若无睹，急转身闯进卧室剿匪，那股子狠劲就像发现他的情人正在卧室与共匪幽会。

四万中央红军粉碎五十万国军围剿

正是在东北的轻易得手，使得关东军的少壮派军官们喊出了“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口号。继侵占中国东三省之后，日军又进犯热河，接着是华北，又是一路轻易得手。

日本从满洲国掠夺了天量财富，粮食、矿产、税收及无偿的劳役，帮助日本度过了大萧条经济危机，扩建起日本巨大的战争机器。食髓知味的日本军方利令智昏，于1937年7月7日挑起卢沟桥事变，开启了对华全面战争。时任日本陆军大臣向天皇保证：“一个月解决中国事变。”

卢沟桥事变当日，日军在当地约有3000兵力，中国守军是宋哲元指挥的第二十九军，约10万人。7月中旬日军增援2万人，7月底增至6万人。也有说10万人。此时满洲国的关东军已从918事变时的1万人扩增至30多万，巅峰时曾达到85万，号称百万。这都是靠掠夺东北的资源养肥的。当然，日本从东北掠夺的资源远不止这些。

77事变后一个月，日军在中国的总兵力约在36~40万之间。日本军方认为能用这些兵力在一个月内征服中国。

卢沟桥打响第一枪后，没有退路的蒋介石这才发表庐山抗战宣言，组织动员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等大规模战役，迫使日军继续增兵。至当年底，日军在华总兵力已增加到约60万，依然不够。显然，日本的战略制定者没有预料到中国会组织起有效的抵抗，证明了日本不具备一个月内灭亡中国的能力，三个月也不行。日本反而陷入了一场长达八年的持久战。日本的战略已然失败，埋下了最终失败的种子，同时带给中国人民一场惨绝人寰的灾难。

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抗战宣言

回顾这段历史时，我们要问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问题是：这场灾难可不可以避免？

七七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在918事变后，用6年的时间完成了全面征服中国的准备而发动的战争。而这6年中，中国一直在打内战。其结果必然是1937年的日本，比1931年享有对中国的更大的优势。也就是说，中国在1931年的抵抗会比1937年更有效。

我们已经得出前文中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东北军可以与关东军一战。918事变时，如果蒋介石决心抵抗，并调集中央军增援东北，中国军队完全可以打败或者打残关东军，这是关键的一步。关东军的狂妄气焰将受到极大的抑制，从而失去主张激进的话语权。

可以确定日本会增兵救援关东军，但不会因此而引发全面侵华，因为第一，缓进派不会因为激进派的受挫而改变自己的缓进主张，反而因为激进派的受挫而证实缓进的正确性，从而更加坚持缓进的立场。第二，缓进派事实上没有一个马上全面侵华的战略，也不可能立即匆匆忙忙制定一个并付诸行动。第三，正处于萧条之中的日本也打不起针对中国的一场全面战争。所以，增援的日军不会恋战，中日双方最后通过谈判解决冲突，最有可能的结果就是回到事变前状态，如同1929年张学良与苏联的中东路事件。

日本的缓进派将会在与激进派的竞争中占据上风，关东军将受到军纪整顿，不会有满洲国，也就不会有6年之后的全面侵华战争。

对蒋介石个人来说，能够在东北压制关东军的扩张和气焰，就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脉络下，不输就是赢。蒋介石的个人威望将远超同时期中国任何一位政治人物，使其成为中国无可争议的领袖，中国的民族主义将因此而兴起一波高潮，压低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凡民族主义强盛的国家，共产主义都走向式微。俄罗斯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崩溃，民族主义破产，导致共产主义政党上台执政。列宁曾经等待西欧国家成为共产主义国家，结果西欧全都走上了民族主义道路，共产主义走向式微，以致互相碰撞而暴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可是蒋介石没能抓住这个机会，他的学识、格局、胆略哪一样都不能胜任他所处的最高地位。他不是没有过机会，只是他才不配位，注定与机会失之交臂。他舍本逐末，918不抵抗，反而一心打内战，酿成后来日本全面入侵的大祸，留下南京大屠杀的奇耻大辱。西安被囚，给世人留下无可置疑的消极抗日的印象。在现代中国遭遇的最大一次亡国危机时，他在世人面前露出了懦弱无能的本相，失去了权力的合法性。作为民族主义者的蒋介石既不能应付日本带来的危机，更不能应付日本之后更大、更凶险的危机。蒋介石根本就不该在那个位置上，误己误国，最后被赶到小岛上，这是历史对他的惩罚！历史是公正的！

这个机会也给予了918之后短暂取代蒋介石的汪精卫、李宗仁、孙科等人，他们也都没能抓住机会而被历史淘汰。

我们再让毛泽东穿越一次，假如918事变时，他在南京主政，结局又会有何不同？

毫无疑问，毛泽东会奋起抵抗。他会动员足够的兵力击败关东军，压下它的嚣张气焰，这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就能够做到的，而毛泽东还能够做得更多，这是因为他还有一个共产党身份，这使得他手里多了一张苏联牌。

行文至此，需要阐明一点：民族主义者在918事变时能够做的要远远少于在甲午战争中能够做的。甲午战争时，清军还能够到境外作战，而918时，外敌已经登堂入室。由于甲午战争失败，中国与日本的差距拉大了，有了技术代差。这是失败的累积效应。战争失败的效应并不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消失，而是会累积起来，影响、制约后来的历史发展。918事变彰显出民族主义道路越走越窄。这符合民族主义竞争时代的逻辑：只有一个最强的民族主义能够走到最后，其余的民族主义都将被扼杀。哪一个民族主义最后胜出也许会带着偶然因素，但只有一个胜出则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