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人的洗浴史悟空孙
中国幅员广大，东西南北不同地区，资源、气候、风俗有很大差异。相比南方地区，北方水资源缺乏，冬天气候寒冷，洗澡困难度大增，因此，这里的习惯和南方比，相差较大。调查者在山东邹平调查时注意到：“乡人很不注意，更不洗澡，尤其是北方人更厉害。就拿邹平来说：全县有十六万五千零七十口（公共机关寺院及商店中之寄居人均不在内），仅仅城里有个清华池，在半年以前，每隔四五日营业一次，现在是天天开了，可是水要三四日方换一次，生意总不发达。每天至多洗了二三十人，少的还不到十人，可见乡人不肯洗澡的情状了。”对邹平第十一乡都鲁平村的调查显示，该村“每人每年半洗澡一次，已经算是干净了。如第五八户，差不多每十九年洗澡一次，第五九户，每十二年洗澡一次。不是很可惊异么！该村离齐东县城不过四里路，城中本有浴室，还不肯去洗，省钱固然是一个原因，可是没有洗澡的习惯，也是一个很大原因了”。豫南一些地方“不是遇到婚丧喜庆大事的话，普通以每年元旦、端节，是一年中二次沐浴时期”。艰困的条件下，老百姓不得不因陋就简：“山东乡间的老百姓……洗起澡来，真是很难，难到一定要遇到机会才可以洗。机会是什么呢？就是夏天在田间工作，做得大汗淋漓的时候，顺手把身上的肮脏擦掉一些，这是一个机会。还有一个机会，是利用夏天的阵雨，在大雨倾盆的当儿，无论大男小女，都把上身的衣服脱掉，故意的淋在阵雨之下，洗个爽快的澡。”
抗战时期中共在根据地所做相关调查注意到这里民众对洗澡的态度。1941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部长李卓然带队在固临县调查时发现：“卫生方面，这一带的老百姓也是一样的不讲究，妇女常是整年不洗澡，无论男女冬季都不洗衣服，洗脸、洗脚的也很少，有病时用‘ 法马、敬神、许口愿’等来代替医药的现象是很普遍的。”之后，张闻天主持的晋西调查留下大量资料，其中也涉及乡村卫生问题。有段记载70多岁老太婆对剧团女演员洗脸洗澡反应的材料，颇能显示乡村民众对洗澡的态度：
“她们进了窑，门子不关，窗子不闭，真是可惜（！）了水啦！一天要洗两回脸！这还不算！黑夜脱光光的，拿上手巾，在身上左擦右擦，最不干净的地方还要擦了又擦，你看这像什样子？我活了七十大几岁都没能见过这种不像样的人、不像话的事！
在中国西北这样的严重缺水地区，洗澡成了一种奢侈，热水澡尤其难得。红军长征进入西北后，洗澡成为严重问题：
急行军快到半月，战士们都未曾洗澡，各人都感到身上有点不大好受。恰巧这天，在圩上旁边就有一条河流，我们经过时，一纵队的战士们都在河上洗澡和洗衣服了。……为求得相当的恢复战士们体力，司令部决定次日各部留原地休息一天，故第二天清晨各部都准备有组织的，一班一班轮流出去五六里路远的山沟里找水洗澡、洗衣服，洗一次澡、洗一件衣服都要跑五六里路才有水，这是如何的麻烦呵！
作家高敏夫1938年8月参加抗战文艺工作团，从延安到各根据地，一直到9月底才“到管理科洗了一次痛快的澡，离开延安这是第一次洗热水澡”。匮乏的条件下，人们不得不 制造一套话语克制身体的本能需求。中共在调查中注意到：“不卫生与迷信在农村中还相当盛行。衣服的洗涤很少，每天洗脸、洗澡的习惯是没有的。据老百姓说：‘衣服洗了容易破烂，不经穿。’穷苦的农民没有衣服来替换，是不洗衣服的物质原因。‘洗了脸容易使皮肤不结实’，是老百姓对不洗脸的解释。‘洗了澡容易伤风’，是他们不洗澡的理由。”不洗澡的遁词后面实际是物质资源的极度匮乏。正因此，中共提倡清洁卫生的宣传并不那么难于被接受：“宣传要他们挖厕所，他们马上就动手挖，我们在那个地方也帮助他们挖；让他们洗澡，他们也接受。从这里证明只要我们很好的进行宣传工作，实际的给他们解决困难问题，他们的厕所也可以挖的，澡也可以洗的。”
相比吃饭睡觉，洗澡能被抑制的重要原因在于，洗澡虽然也是人类的本能需求，但毕竟不像吃饭睡觉那样不可或缺。因此，除了资源和环境造成的限制，怠惰也常常影响人们洗澡的热情。有人观察到：“北方人和内地人是不大洗澡的。我在川东四个月，就没有见过房东洗过澡。疥疮、皮肤病，往往而是。重庆附近的镇上，夏天已经冰室林立了，然而没有一家澡堂子，即重庆也属不多见，慢说每条街有一所了。做过医生的，大致总有过这样的经验：一块消毒用的棉花，在打扮时髦的女子的臂上一擦，顿时变了色。”不仅仅是北方和内地，江南地区不大洗澡的案例也处处可见，阿英在浙江海盐的澉浦观察到：
此地城乡的人，夏天过后，是绝对的不洗澡。初去的时候，正值夏天，在家里洗浴，还不感觉到。到最近，天凉了，家内不能洗了，我便去寻浴堂，找不着。后来问问朋友，才知道此地的人过了夏地[季]，绝对的不洗澡，为什么原因，本地人也说不出，只是习惯如此。我于是问，是不是有一部分人家有‘暖锅’供给一家人在秋冬打浴，应覆是无论有钱无钱，‘暖锅’是没有的。我们在历史上，是曾看到北方的某一部分人是不打浴，并且以谁的身上垢为荣，却没有想到在交通极便，而又靠近文化中枢的地方，也竟然保着这种不卫身[生]的习惯，真是令人奇诧不置。
江南这样洗澡相对便利的地区人们为什么也不爱洗澡，阿英甚为困惑：“固然中国人，也自穷，没有余钱，也自忙，没有余闲。但用一点水，洗洗身子，其实是不花什么时间和金钱的。……显然穷和忙是不成其为理由的。”写这篇文章时，正是抗战时期，作者甚至抬出了抗战的神主牌，声称：“提倡洗澡……从狭义的洁身，进而为广义的洁身，亦不失为抗战建国之一助欤。”或许是为不愿洗澡提供理由，江南有些地区洗澡伤身的说 法颇为流行：“在安吉、孝丰等地方洗澡是在锅子里洗的，一个人在锅内洗，一个人坐在灶下烧，像煮浑猪一样，一锅水要洗二三十人，先男后女，有条不紊，但是谁也不肯洗第一个。也不用肥皂，原因是‘避免减少身上的脂肪质’。”
正因为洗澡无法完全依靠自觉，而为养成洗澡的习惯，当时的学校多有强制洗澡的规定。如陶行知创办的新安小学计划“每年每人洗澡八十次到一百次”。梁实秋回忆他在清华学校时的情景：“洗澡的设备很简单，用的是铅铁桶，由工友担冷热水。孩子们很多不喜欢亲近水和肥皂，于是洗澡便需要签名，以备查核。规定一星期洗澡至少两次，这要求并不过分，可是还是有人只签名而不洗澡。”
二、洗澡的方式
清末民初，作为清洁卫生的一部分，洗澡开始被社会关注，并得到提倡，城市地区大众澡堂涌现，让洗澡更为便捷。即便如此，这时候人们洗澡还不是很频繁，女明星“林楚楚每日必洗澡一次”，会以“信不信由你”的方式报道出来，可见每日洗澡的稀罕。即便官居全国防空委员会厅长的黄镇球，自己家拥有浴室，也不能做到每天洗澡。从黄镇球1937年8月13日到11月24日的日记中，共检索出“洗澡”29条。8月、9月夏秋时，他有时每天洗，或者隔一两天洗一次，10月、11月后随着气温降低，洗澡频次下降，大约一周一次。这在当年应该算相当频繁了。值得一提的是，黄镇球的洗澡习惯在当年国人中颇为独特，都是早晨“回家中洗澡”。由于洗澡还不是那么普遍，当年的人们对洗澡颇为郑重其事。陈果夫在1947年出版的有关提倡卫生的著作中特意提醒：“洗澡应察天时与环境宜否。如果天气不好，或是冷热不调，即不如不洗。如有好的设备，则应规定时间入浴。”
在当年的中国，尤其是都市地区，像黄镇球这样拥有独立浴室者，非常罕见。上海寸土寸金，拥有洗澡间的房屋凤毛麟角。“上海的单幢的屋子里，往往住上六七家人家，放在客堂里洗好？放在灶披间去洗？屋小人多，攸关风化，似乎又是诸多不便。”很多人洗澡只是“向老虎灶上泡一点水，在家里用一个大脚盆，就这么的洗一下。有些苦力、单身汉，他们根本没有那些设备，花了一千五百元的代价，跑到老虎灶附设的盆汤那里，但洗起来，总觉得不够舒服，不够爽快”。部分家庭“一家老小都挤在一间里，媳妇要揩身用水，碍着公婆的面，尚且脱不出来，何况洗澡”。为此，《大公报》曾刊登过一篇文章，教大家怎么做家庭简易澡堂：
到北京路去买三尺至四尺的旧白铁管（大概一块钱），一只凡而（大概六毛钱），再到马口铁店里去做一个莲蓬式的铅皮，莲蓬头直径四英寸，大概二毛钱就够了。再去请一个机器匠（或者托大房东去喊一个熟识的机器匠），叫他把白铁管和凡而接在自来水管上，再叫白铁匠把莲蓬头焊在白铁管上，这样经济洗澡室就成功了。……洗澡时把后门和灶披间的门关上，那时你可将装好的凡而一开，水便会从莲蓬管里源源而来，擦肥皂，洗肮脏是最便当不过的。
不仅普通人，当年大城市多数中产阶级家庭也没有完备的洗澡间，年底想要痛痛快快洗个澡尚不容易。因此，郁达夫在春节前，只好到旅馆开房间洗澡，而且招来一班还算富裕的朋友，到他开的房间洗澡：
三四点钟，迁入此房内住，Burlngton Hotel本系住外国人的旅馆，所以清静得很。
晚上周氏夫妇和徐家三姊妹来此地洗澡，一直洗到深夜的十二点钟……
今天华林也来，他也在这里洗澡，中国人住处，设备不周，所以弄得一间房间内，有七八个人来洗澡，旅店的Manager颇有烦言，也只好一笑置之。
旅馆的设备齐全、卫生。如时人说的广东各大城市的大旅馆，“都是每一层楼设一间洗澡室，里面装有磁盆，水由自来水管输送，冷热皆有。……旅馆的这种洗澡设备是为兜揽旅客而设的，故构成为一种例外了。普通都没有这末考究的”。上海的高级旅馆房间里会有单独的浴室、浴缸，郁达夫和朋友们过年时郑重其事地开房间，轮番洗澡，看上的就是旅馆良好的设施。
到旅馆洗澡，当年在中产阶层中颇为时髦。当时报纸说：“旅馆里全靠雌雄档、打牌和洗澡三种生意，才可维持下去。”这三种生意中，开房间洗澡是旅馆方最不待见的。“雌雄档来了便干，干了便去，再可卖钱，是最好的生意。打牌赏赐大，亦受欢迎。开房间洗澡，男男女女一大淘，阿姨、小姐妹、前楼嫂嫂都来揩油，从早晨到晚上，浴缸里没有空过，毋怪茶役听客人问连浴室房间，要大摇其头，说‘没有’了。”到旅馆洗澡甚至形成一套生意经：“往往有一种人，他们开了一间沐浴房间，足足沐了二三份人家，这确是一个经济办 法。譬如一间房间房金是四元，连小账和捐款以及自备毛巾肥皂，一共六元足了。假使到浴室去沐浴，先后共有四十人，每人总扯仅一角三四分，真是便宜之至。”所以，不仅是郁达夫住的酒店，很多酒店对洗澡客人都敬而远之，但也无法拒却，这毕竟是客人的自由。
“开房间洗澡”，当时还有另外一种意义：
我们汉口市上，在衣冠稍为端整一些的人群里，常听到有“开洗澡房间去”这么一句话。开洗澡房间的目的，当然是为洗澡了。可是实际上也不然，记者承各位朋友们不弃，也曾被请过到所谓洗澡房间里去。一进房间，迎面便是黑压压的一堆人，心想今天有这许多客，大概要挨了几个钟头才洗得着澡……正踌躇间，主人却大呼小叫地指挥茶房摆起桌子来了。接着豁郎一响，分明是麻将出匣的声音；门帘动处，又含羞带笑地塞进几位时髦女士来，顿时全屋子里，便来了一阵欢呼，至于洗澡，却没人提及。
说是开房间洗澡，实际却是打麻将，这也正证明了开房间洗澡的时兴，人们把附着于其上的其他活动，一概都归结到洗澡这个大环节上了。
开房间洗澡虽然时髦，但所费不赀。即便是郁达夫，也只是在特殊日子才会去开房间，更多时候，还是去澡堂洗澡。澡堂是近代中国兴起的沐浴集中地。随着卫生观念的普及，洗澡成为清洁卫生的象征，大批满足人们洗澡需求的澡堂应运而生。澡堂一般多分布在城市地区，尤其像北平、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更是密集。另外，北方冬季寒冷，水资源缺乏，洗澡难度大，相应地对澡堂的需求更大，而像广东这样的温暖地区，“就是在热闹的广州市也不能找到一个澡堂”。澡堂的发展首先是缘于观念变化，也和气候、自然条件息息相关。
澡堂一般分大池和小池：“池有二种，一是单人洗的盆子，一是众人同浴的大池（俗称大汤）。”大池多人同浴，“具有两个优点：（一）闷热——这是别人最讨厌的——进去可以出身大汗；（二）宽大，可以仰卧，可以游涉”。大池的最大问题是卫生缺乏保障。洗澡本来是为了清洁，可是洗澡时的清洁保障，却又是个大问题。时人描述当时大池的龌龊状况：“室内气味尤为特出，如语人以‘澡堂子味’则听者未有不了解者。”“澡堂子味”后来成为汉语中的一个特定词汇，可见当年澡堂的气味给国人留下多么深远的印象。面对肮脏的澡堂，有自暴自弃心理的不在少数。“虽然朋友劝告我洗大汤肮脏，没有盆子干净，我说我每月洗澡一次，身上还清洁得来吗？以龌龊之躯报龌龊之池，那真要叹‘得其所哉了’。”
不仅清洁无 法保障，集中洗浴，还会产生传染疾病的隐患。有人记载：“正在我放心大胆洗着的时候，从门外走进一位先生来，约摸三十多岁，胖胖的，混身长满了一层癞疮，有的在淌黄水，有的在冒花脓……这位先生则悠然自得，旁若无人地，先从凉池挨次向热池洗着，未到五分钟，所有四个池子的水，这位先生全沾过。”虽然澡堂管理者有挂牌提醒患有皮肤病等传染疾病者勿入的义务，但出于揽客需要，多睁只眼闭只眼，患病者带来的交叉传染成为很大隐患。特别是公用品，如毛巾、拖鞋等，更是污秽：“在浴堂里，最龌龊的无过于大众使用的公共毛巾了，几十条白中带黑的毛巾，大家轮流的揩着，揩面孔是这几块，揩下部也是这几块，真是使人不敢领教。”所以，梁实秋说：“‘早晨皮包水，晚上水包皮’，怕的是水不仅包皮，还可能有点什么东西进入皮里面去。”
针对浴堂的卫生和管理问题，管理部门和浴堂本身也在设法改进。当时有人提出改进方案，比如：“浴堂一律用池堂，不宜过大，以便不停的换水，同时又不致过于耗费热水，每一个只能在池外用肥皂尽量洗净，并以盆掬水洗涤清洁，然后再浸入池内，以使池水不致易于污秽。”新生活运动中，相关规定强调：“浴衣围巾，于每日用后，须用开水烫洗一次”；“浴池每日须换水两次，并于每次换水时刷洗洁净。”上海市专门公布公共浴室管理规则，规定：“凡在本市开设公共浴室应先向社会局声请登记，俟转送卫生局审查合格后，方准给照营业。”20世纪30年代前后，澡堂卫生确有所改进，这和多方面的敦促是分不开的。
淋浴也是防止交叉污染的较好措施。人数众多的地方，比如学校、工厂，常设立集体淋浴间。当时的清华大学就是淋浴：“要洗澡的同学们，在更衣室里人声嘈杂中脱了衣服，一丝不挂的走进浴室。浴室里的人口的密度也不在更衣室以下；尤其是在喷水管底下的地方，这里一方尺或者可以站两个人，因为一个喷水管底下同时有好几个学生洗着。”广州的大学也多采用淋浴：“在学校里因人数多了，都是另筑一间大房子为洗澡室，里面用木头或士敏土隔成许多格，那形式就有点像公共厕所，只差的没有垫足的和盛粪的装置。格里什么亦没有，什么人要到那里洗澡都得自己动手。广州中山大学有莲篷式喷水管送冷热水供学生洗澡，那是非普通人所能享受的了。”淋浴可以避免共用洗澡水导致的交叉感染，但设施简单，难以与拥有放松和社交功能的澡堂相提并论。
三、洗澡的社会和政治化
20世纪前半期，澡堂逐渐发展为中国人洗澡的重要场所。据1932年北平市社会局的调查，全城有浴堂140余家，工伙三四千人。著名的浴池——清华园新建楼房耗资即达数万元。南京1936年的澡堂大小共有80多家，较之20世纪20年代中期翻了一番。福州澡堂更为密集：“福州人是有洗澡癖的，城区之内就散布有五十多家的温泉澡堂。”就连冀中的高阳县，作家高敏夫去访问时，还可以到“设置完备的浴池洗澡，看到用美丽花纹的玻璃砖镶的墙壁和地板，光亮的电灯”。
当时不仅私人去澡堂，公司也和澡堂签订合同，让员工去澡堂洗澡。北平电车公司就与澡堂立约，规定：
第一条凡公司工程处所属各厂课工友，持公司所印制之沐浴券前往澡堂沐浴者，得准入内沐浴。一切待遇均须与普通客人相同，但只供给白开水饮料，不另收费。
第四条沐浴券印有月份，每券只限一人一次，在该月内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