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纷乱的年代YangLin64

还有两件与上课有关的事，值得一提。其一是有一篇课文《井冈山牌汽车光荣诞生》。当时觉得江西能造汽车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后来才知道，这类在政治运动推动下仓促上马的项目，大多缺乏经济和技术基础，不少后来都难以为继。

其二是发动全民找矿。一次，课堂上来了两位外地人，手里拿着一些石头，教我们辨认矿石。具体认什么矿石已经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带着北方口音不停地喊着“找矿报矿”。

可以说，《井冈山牌汽车光荣诞生》和“找矿报矿”，都体现了那个年代发动群众搞建设的思路，与大跃进一脉相承。

如果说我在数理化方面无人能及，那么在劳动方面，我就是绝对的垫底。我们每周要劳动两天，项目包括种田、砍柴和秋收。

学校还养了一头山羊（好像开始时有两头），学生轮流放养，就看着它在附近的山上吃树叶。后来吃羊肉的时候我正好不在，大概是得了肝炎在家休息。我们还捡砖头建了一个厕所。

我们学校有好几亩水田，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末。我入校时，学校已经实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负责管理的是一位老农民。他为人本分，从不干涉教学，平常主要负责打点水田。插秧、耘田、收割都由学生完成。收上来的稻谷如何处置我不太清楚，大致是卖给国家，收入记作勤工俭学。

秋收时，我们主要收蓖麻籽，也会到收过油茶的油茶山上“捡漏”，我们村的油茶山自然是目标之一。蓖麻籽卖钱算勤工俭学收入；油茶籽榨成油改善老师伙食，学生一个学期大概有一次“会餐”。学校的油缸里长期存着几十斤油。

最让我发怵的劳动是砍柴，因为砍柴是按重量定任务的。力气大的同学最高指标是一趟一百斤，我的指标是四十五斤，一天要两趟。有些同学比我大四五岁，身体已经成年，一趟能扛两百斤。我一趟只能扛三十来斤。别人半天就完成了任务，而我常常是天黑了还在路上。

几年后有人告诉我，金发文校长还向学生表扬我，说我“能吃苦，砍柴的时候劳动到天黑”。我听了恨不得跑去骂他几句——谁愿意天黑还在路上？那不是吃苦，是迫不得已！而且天黑了还一个人在路上，很不安全。

也有同学愿意伸手帮我。一种是在山上帮我砍柴，另一种是直接从记账本上把一部分重量记到我名下。我记得有两位同学帮得最多。一位是叶凎泉，他父亲曾和我母亲同事。后来他父亲叶积青负责修公路，遇到哑炮，身先士卒上前查看而被炸死。叶凎泉曾任县财政局干部，为人耿直，在官场不算顺利，五十多岁中风（不算严重）后提前病退。

另一位是马茂林，他一趟能扛二百斤，偶尔就拨给我几十斤。他考虑辍学时，我劝过他，也帮他复习，使他独立考试得了70几分。后来他还是没读到毕业，但人聪明能干，在乡下倒也过得不错。我回国时曾和他一起吃过饭，后来慢慢失去联系。

那时全国流行一句口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为了向军队看齐，“班”改称“排”，大概是因为人数规模相当。初一叫“一排”，初二叫“二排”。农村女孩上学极少，我已不记得一排或二排是否有女生。中学后来增设了一个“三八排”，我不确定是我们公社的发明，还是更大范围的政策。学生来自各个村庄，我们村有一位，是大队长的女儿。她们的文化基础几乎是文盲，虽然设在中学，但本质上是扫盲班。三八排好像只办了一年，就取消了。

“管理学校”的贫下中农定期给我们讲课，还组织“忆苦思甜”活动。我们也曾参加过公社统一组织的忆苦思甜大会，在大会堂举行。

所谓“忆苦思甜”，就是请据说“苦大仇深”的老农民讲述“解放前”生活的艰难，地主恶霸如何欺压百姓等。“不忘阶级苦”是忆苦思甜会上必唱的歌之一。

据传，有些忆苦思甜的演讲者没搞清主旨或者弄错了年代，把三年大饥荒的灾难当作“解放前的苦难”来讲，使忆苦思甜沦为闹剧。不过，在我参加过的几次活动里，好像没有出现这样的失误。

与忆苦思甜相对应的是学校组织我们去县城电影院观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影片内容我几乎没有任何印象，只记得我们是在半夜起床出发，一路摸黑前行。婺源三面环水，靠近我们这边的东门木板桥被洪水冲垮，我们只能绕远路去走当时县城唯一的水泥大桥。

林彪于1971年9月乘飞机叛逃，坠死于外蒙古温都尔汗。他是写进党章的接班人。当年群众高呼“万寿无疆”时，还要再喊一句：“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这样一个被塑造成“红色接班人”的人物，竟然反对最高领袖，其对全国造成的震撼可想而知。

林彪死亡的消息几年后才正式公开。那段时间，报纸和广播都以“刘少奇一类骗子”代指林彪。当时有关消息只传达到公社一级，我们中学生也得到了传达。那时的我懵懵懂懂，并未意识到它的意义竟如此重大。

关于林彪，后来不断有人试图“翻案”：有的强调他的战功，有的则因为他“反毛”而对他表示同情。在我看来，他在中国“死无葬身之地”，完全是咎由自取。这两种“翻案”本身就说明了问题：所谓“战功”，是建立在对百姓犯下累累罪行的基础之上；所谓“反毛”，不过是对执政者的背叛，而不是对人民的负责。

林彪在所谓解放战争中的“战功”，是以屠杀本族百姓为代价换来的，“长春战役”更是惨绝人寰。围城前，长春约有六十万人口。据较为保守的估计，被饿死者约占三分之一。饿死是人类最残酷的刑罚之一，其痛苦几乎可以与凌迟相比。

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后，毛泽东的权力一度旁落。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林彪站出来为毛张目。他厚颜无耻地宣称，几年来出现的错误和困难（即大跃进造成的灾难），“恰恰是因为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去做。如果听了毛主席的话，困难会小得多，弯路会弯得小一些。”他的总结更是荒唐：“凡是跟着毛主席走的，革命就胜利；凡是背离毛主席的，革命就失败。”

正是这番颠倒黑白的讲话，使毛重新回到权力中心，也使林彪从党内第六位迅速跃升为第二位。也正因为他的支持，加上他在军中的巨大影响力，毛得以发动文化大革命，把全国重新推入一场新的灾难。

大概在我读初二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要给全公社的猪打针。公社兽医站只有两位兽医，需要从我们班抽调两名学生跟着他们分头行动。被选中的是我和另一位成绩较好的同学，好像叫董新生。之所以挑成绩好的学生，大概有两层考虑：一是不怕耽误学业，二是认为我们能够胜任登记工作。

跟我一起的是江主任（“主任”就是他的名字），他是兽医站站长。我一路跟着他，每到一个猪圈，都要问清主人姓名、猪的数量，再仔细登记，然后通知主人准备给猪打针。若家里没人，我们还得等。前后大约忙了一个星期。吃住都在农户家里，我们按标准支付饭钱和粮票。

在余家坑发生了一件小意外：针头断在了猪的身体里。江主任如实告诉主人，结果主人当晚就把猪杀了，还请我们吃了猪肉。那头猪其实还只是猪仔，估计只有五六十斤。那个年代的农民淳朴厚道，也好说话。

我们还亲历了一场悲剧。一位同学的父亲砍柴回家，脚下踢到石头摔倒，肩上的一根一百多斤重的树干正好砸在头上。事故现场就在学校旁边。很多同学跑去围看，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死人。那个同学从此辍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