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北宋前期任官制度的形成中国历史评论

讨论宋代的任官制度，必定会牵涉到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官、职、差遣(特别是官与差遣)的分离及其制度化，二是人事任用权力问题。

围绕相关问题，近年来已有不少文章面世，从不同角度予以阐发、说明，惟追溯源流、论述制度变更过程似嫌不足。本文拟就此谈些个人看法，以求正于方家。

就官与差遣的分离而言，仅做静止状态下的勾画绝对不够，还需要在历史发展的长期曲折过程中寻其形成脉络，从而真正准确、深刻地认识它。宋代富有特色的设官分职制度，很难仅仅归结为宋太祖、太宗等一二代帝王及其谋臣的精明措置。在他们之前，晚唐五代的精英人物们，已在艰难地摸索解脱困境的出路，无数经验教训的累积，使得调整变革的思路渐趋明晰。宋初政治领袖们对于任官制度的贡献，与其说是创建了一套全新的制度，不如说是在强化中央集权的大背景下，对于二百年间不断变更的任官制度加以整理、改造；而且，当时的设官分职，绝非先规划出蓝图，再广泛推行，恰好相反，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陆续完成了这样一套体制。要真正理解其形成，必须将我们的研究视野拓得更宽，以王朝之废立划为断限的方法，至少在这类问题的研究中是不合宜的。这正如王赓武教授所说，中国历史上很多重大的课题，往往被传统的以王朝为单位的研究方式遮蔽模糊了。

一、“官”与“差遣”分离制度溯源

我国古代曾经存在着两种类型的“官”：一种是职事官，一般来说，“亲职事者谓之职事官”，其名衔与所掌事任直接相连；另一类是标志品位、阶秩的阶官。阶官在历史上有过不同的形式和内容，仅就从隋到宋而言，隋唐时期为文武散官，北宋元丰以后为寄禄官；而宋代前期的情况似乎比较特殊，一方面“文昌会府废为闲所”，另方面阶官却偏偏采取了三省六部职事官的名称。

《宋史·职官志》总序部分，在讲到宋代设官分职之制时，说：

台省寺监官，无定员，无专职，悉皆出入分涖庶务。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类以他官主判，虽有正官，非别敕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十亡二三……其官人受授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

是为北宋前期官、职、差遣分离制度之大概。

这种设官分职的方式，突出地将“正官”与其职事区分开来，虽然名称紊乱混淆，治事系统却明确集中。从实践中看，务实应变的色彩很强。

官员品位与事任的分离、并立，决非始于北宋，这点自无疑问。而说到官与差遣的分离，通常是指身居“职事官”，却又与“本任”分离而另领他事。那么，这一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呢?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名义上皇帝握有一切权力，臣僚领受其旨意，作为其代理人去实施统治及管理的职能；而事实上，在施行过程中，势必部分地拥有自行决定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君主“绝对集权”是不可能的。因此，帝王对于臣僚既有任用的一面，又有防范的一面。在官僚群中，在承认帝王人事大权的同时，亦要求自身的基本权益、地位有所保障。双方利益冲突、折衷的结果，使封建君主往往不直接触动在任官员的原有地位，转而临时任用一些身分相对低微者及左右亲从，或委以伺察群僚之事，或委以掌管机要之任，或委以参议政事之权。早在西汉时，即产生出“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的御史制度。“秩”与“命”分离、“官”与“权”不侔，使最高统治者便于驾驭，亦促成了上下内外百官庶僚相互维系的机制。可以说，这种“分离”状况的不断出现与陆续调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封建官僚任用制度的逐渐成熟。

具体地说，隋唐以来，职事官系统与散官系统的并行，从制度上明确了治事系统与品阶系统的分立。而在此基础之上，职事官体系内部，又发生着进一步的复杂变化，并从而产生了以“职事官”与“差遣”相分离为特征的设官分职方式。如孙国栋先生在《宋代官制紊乱在唐制的根源》中所说，促成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由于政治局面转变，旧的官制不能应付新环境，以至不少旧职事官职权堕落；二是旧官制既不能切合新事机，重要公务只得另派“使”“职”负责，而带本官衔(或加以职事官衔)，职事官逐渐变为不任事之空衔；三是原用以叙品阶的散官，由于授受太滥(特别肃、代、德宗三朝)，不为人所重，不得不以中央职事官(尤其不负实际责任而又“地高望崇”者)作为赏功勋、叙位望的空资格。

唐代职事官之滥授，有两大“高潮”阶段。一是武后为扩大政权基础，大设试官以甄别能否，广置员外而宠以禄位，“殊不知名实混淆、品秩贸乱之弊，亦起于是矣”。二是中晚唐时期“兵革不息，财力屈竭，勋官不足以劝武功，府库不足以募战士，遂并职事官通用为赏”。职官之赏，使职事官队伍的成分及其性质发生了严重变化，冗滥猥杂而无法正常运作。这无疑大大加深了职事官队伍的分化程度——其中既有治本司事者，又有带本官充他职者、更有坐领俸禄者，同时，也加速了所谓“职事官阶官化”的过程。这成为宋代以职事官为阶官、以差遣任实职的直接原因。

前两条原因相互关联，是与制度本身直接相涉的、更为深刻的原因。职事官与其职事的分离，是在以用人权力为关键的冲突中，在旧制度与新事机的矛盾运动中，随着“带本官充他职”现象的普遍化而发展起来的。对此，有必要做稍为详细的说明。

1. 以他官居宰相职

唐承隋制，本以三省长官为宰相之职。而如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所说：

其品位既崇，不欲轻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职而假以他名。如杜淹以吏部尚书参议朝政，魏征以秘书监参预朝政，或曰参议得失、参知政事之类，其名非一，皆宰相职也。

以这种办法，或借重于功臣元勋的经验，或吸收资格较浅者参政。长此以往，势必带来原居职事官与其实际职位的分离。不过，开元以前，这种性质的分离尚不彻底，带本官任相职者，“午前议政于朝堂，午后理务于本司”，并未完全脱离本司事务。

2. 检校、摄、判、知

早在唐代前期，已有由中央特授的检校、摄、判、知等名目。例如贞观年间杜如晦检校侍中、摄吏部尚书，民部侍郎兼检校兵部侍郎卢承庆知五品选事等。这些职任在当时多系特命，资格方面限制较宽，运用灵活。不仅任职者的品位与所委事任间多有差距，而且所“摄”“知”的事务皆非其本官之职(尽管亦有仍理本官事者)，用卢承庆的话说，是“越局”“出位”掌他职。就其性质而言，即属于临时差遣官之类。帝王经常以此表示对于某人的倚重或对于某事的重视。

《新唐书·百官志一》说：

初，太宗省内外官，定制为七百三十员(按：据《通典·职官典一》，贞观时“大省内官，凡文武定员六百四十有二而已。”该说近是。)……然是时已有员外置，其后又有特置；同正员。至于检校、兼、守、判、知之类，皆非本制。

可见，几乎在定制的同时，朝廷即已开始突破“本制”约束，而在规定之外另设权宜职任了。唐代的官制，与其它任何制度一样，是在施行过程中不断调整的，只有在变动之中，才能认清其实际面貌。或许可以说，前期所谓“官制的特别运用”，与其后的“变制”、“乱制”有着内在的联系，有时甚至很难将二者断然区分开来。

至于“行”、“守”之类说法(“凡任官，阶卑而拟高则曰守，阶高而拟卑则曰行”)，主要用以表示职事官与其本品(散阶)之间的高下差异，而不是指职事官与其差遣事务的分离。

3. 使职差遣普遍化，尚书六部渐失职守

使职，本“因事而设，事已则罢”，如监考使、校考使之类。凡任使职者，都带着自己原有的职事官衔，却不再经管原职任内的事务，所居职事官成为其地位、待遇等次的一种标志。正像职事官的散品为其“本品”一样，此时的职事官成了受差遣者的“本官”。

唐玄宗时期，“设官以经之，置使以纬之”的做法，形成为“一代之制”，以本官充职的做法已经十分普遍。“安史之乱”后，节度、观察、防御、团练诸使各辟僚属，开府治事。

《旧唐书·职官志三》在讲到节度使及其属官时，注云“检讨未见品秩”。针对该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58加案语说：

节度、采访、观察、防御、团练、经略、招讨诸使皆无品秩，故常带省台寺监长官衔，以寄官资之尊卑。其僚属或出朝命、或自辟举，亦皆差遣无品秩。如使有迁代，则幕僚亦随而罢，非若刺史、县令之有定员有定品也。……

节度等使如此，其它如盐铁、转运等使莫不如是。不仅使职如此，其它如内廷备顾问的翰林学士、外朝理政事的同平章事，都由于是差遣职任而非在《官品令》中规定了阶次的“官”，因此皆无品秩，必须“假以它官，有官则有品，官有迁转，而供职如故也”。这里的职事官衔皆脱离了原有职事，显然只用来“以第叙常秩”了。

以往权宜设置的使职差遣之普遍化，使尚书省六部所辖职任在很大程度上被抽空了。

《文苑英华》卷601，载于邵大历初年所撰《为赵侍郎陈情表》，其中说到尚书省当时的情形：

属师旅之后，庶政从权，会府旧章多所旷废；惟礼部、兵部、度支职务尚存，颇同往昔；余曹空闲，案牍全稀，一饭而归，竟日无事……

贞元中，陆长源《上宰相书》更指出：

尚书六司，天下之理本。兵部无戎帐，户部无版图，虞水不管山川，金谷不司钱谷；光禄不供酒，卫尉不供幕，秘书不校勘，著作不修撰，官曹虚设，俸禄枉请，计考者假以为资，养声者藉而为地。一隅如是，诸司悉然。

据此，职事官系统失其职任的现象已经十分明显。原职事官设置、名衔虽仍保留不变，却已不预实事，只剩下据以请俸禄、叙资考的作用了。这无疑从根本上破坏了原有的整套设官分职制度，而开启了通往宋代“官以寓禄秩、序位著”的门径。

上述诸因素、诸过程的交互运动，使得唐代后期的“官”与差遣之“职”成为明显区分的两个系统。白居易在《有唐善人(李建)墓碑》中说：

公官历校书郎、左拾遗、詹府司直、殿中侍御史、比部·兵部·吏部员外郎、兵部·吏部郎中、京兆少尹、澧州刺史、太常少卿、礼部·刑部侍郎、工部尚书；职历容州招讨判官、翰林学士、鄜州防御副使、转运判官、知制诰、[知]吏部选事，阶中大夫，勋上柱国，爵陇西县开国男。

五代时期，在冯道《长乐老自叙》中，也把自己的经历分为阶、职、官诸项，分别罗列出来。

可以看出，依制度令文之规定设立、依次正式除授者即为“官”；应局势需要，因事而设、临时差委者即为“职”。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在职事官体系之内，存在着分化不一的状况：有些职务实涖其事，有些则已不领实职了。受差遣者原居之本官，尚未完全演变为纯粹代表身份的标志，待卸去差遣职任后，往往仍回本司视事。即以李建为例，他中进士后，首试校秘书郎，以该身份判容州招讨事，后来调为本官；又以殿中侍御史衔，出任鄜州防御副使，不久“归为殿中侍御史”。

职事官体系与使职体系交叉，带职事官而理差遣事任，出则任差遣，归则复本任，这种办法的普遍行用，很容易造成官员管理中的混乱与不便。诸如带本官者与其“本曹”的关系、以及是否应按“在朝叙职、入省叙官”的原则排列次第等敏感问题，自唐至宋争论不休。

中晚唐时期，既是以种种权宜措置破坏原有官制的过程，又是尝试对设官分职之制进行整理，力求建立能够相对稳定运转的官僚机制的过程。

这一阶段中，职事官队伍已经改变了性质，而差遣体制尚未发育成熟，反映在任官制度中，实际上出现了“双轨制”的局面：一方面，“官”有员额有品秩，却不一定有事权；另一方面，拥有事权的差遣“职”，却由于本属权宜设置，任命不经有司，既无品秩又无员额。

这种状况引起了士大夫们广泛的关注和议论。当时整理任官制度的努力，归结起来，是希望恢复(而非另建一套)以职事官为中心，把官称、员阙、品秩、事任联系在一起的设官分职方式。

早在武后时期，李峤为吏部尚书，许员外官厘务，“至与正官争事相殴”，于是用“停员外官厘务”的办法，把他们与正员官加以区别，维护了职事官的正常工作秩序。中宗、韦后时期过后，宋璟、姚元之主持铨选，一改逆用数年员阙以迁就选人的做法，以“量阙留人”为方针，尽力保证治事队伍的效能。直到德宗时期，陆贽提出注拟时“计阙集人”的原则，进一步明确了铨选中以职事官“阙”为本位的政策与思路。面对官员总额剧增陡涨的形势，朝廷中的有识之士逐渐把限制冗滥的着眼点转移到直接选授任职的“阙”额方面。于是，不仅有正员官与员外官的区分，又有了“厘务”与不厘务、“视职”与不视职、“占阙”与不占阙的类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