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能考的那批人，最后都去哪了？最爱历史

嘉靖二十六年（1547）春，尚未度过23岁生日的张居正考中了进士。然而，相比同科进士的放松与喜悦，张居正却显得紧张而忧愁。

在他眼里，此科只考了二甲第九名，离梦想中的状元还有差距。

明清时期，新科进士出炉后，除状元、榜眼、探花会被直接授任翰林官员外，其余进士一应听从吏部安排，参加“进士听选”。

所谓进士听选，即吏部根据进士们的成绩及名次，结合朝廷所缺职位，对他们进行相应的官职任命。一般情况下，进士中二甲者，可内授主事，外授知州；中三甲者，则内授评事、中书、行人，外授推官、知县。

不过，朝廷向来“僧多粥少”，吏部留给新科进士入职的中央岗位也杯水车薪。为了体现官职分配的公平性，吏部通常会根据实际情况，每隔两个月分批次安排进士上岗。但，这仍然无法解决岗位分配不均的问题。

于是，在进士听选之外，朝廷又开设了“进士朝考”通道，允许新科进士参加考试，继续深造，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待三年后散馆，再依照实习成绩决定去留岗位。

张居正发愁的，正是自己能否成为翰林院庶吉士的大事。

明朝建立以来，“非科举者毋得与官”已经成了朝野共识。然而，大多数进士自投身科举起，便养成了一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习惯，由此带来的弊端显而易见----进士们文词能力尚可，一到为官理政时，就两眼抓瞎，“能以所学措行事者甚寡”。

有鉴于此，洪武十八年（1385）会试后，朝廷有意在原先考中进士即授官的基础上，改进科举取士之道。殿试结束后，明太祖朱元璋即下令：“擢一甲进士丁显等为翰林院修撰，二甲马京等为编修，吴文为检讨。”进士之入翰林，自此始也。至于其他上榜进士，朱元璋“使观政于诸司”，并允许他们进入翰林院、承敕监、六科等天子近侍衙门办公，称作“庶吉士”。

▲明太祖朱元璋。图源：网络

庶吉士的设立初衷，就是为了让新科进士脱胎换骨成为文学、政事兼长的官僚。到了永乐朝，随着内阁制度的确立及发展，庶吉士们也就成了皇帝用得最顺手的咨政人士。于是，“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遂成明朝官场铁律。

由于庶吉士在明代属于通往阁臣高位的捷径，所以它的选拔考试也比过去进士们参加的任何一场科举考试都要严格。

庶吉士的考选，秉持“一次开科，一次选用”原则，只要考中，即进入备选。前提是，所有欲选庶吉士的进士，必须在一个月内将平日所作论、策、诗、赋等不少于十五篇呈交礼部。礼部审阅后，编号糊名封送翰林院，翰林院再根据这些文稿的辞藻文理进行打分、排次，以前二十名为标准，列入备选名单。之后，翰林院再将结果上呈内阁，由阁臣携进士试卷，召集进士会考于东阁，唯有“试卷与所投之文相称”者，才能入选。

在庶吉士的选拔上，除了朝考的成绩外，年龄也是一项相当重要的指标。据《皇明贡举考・纪略》载：“凡考选庶吉士，或间科一选……或限年三十五岁以下，或不限年……”《国朝典汇》记载，嘉靖十一年（1532）十月，“上命李时等于新进士未选者年三十而下，悉令就试，取二十一人”。

张居正考中进士时不满23岁，自然不必为年龄限制而过分担忧，但与他同科的进士马一龙可就差点被年龄难住了。据《嘉靖丁未科进士序齿录》载，马一龙生于弘治十二年（1499）五月初三，登科时已49岁。虽然他在殿试中考中三甲第29名，符合庶吉士选拔标准，可触及年龄红线，差点吃了瘪。好在朝廷发现他才华横溢，能诗善文，在农学、书法界中造诣匪浅，认为他若入选庶吉士，为“储才”备选馆阁有重要意义。这才准予其破例“减年十岁”，入翰林院为庶吉士。

▲明朝著名农学家马一龙。图源：网络

马一龙“减年十岁”入选庶吉士，是朝廷对特殊人才的一种破例，但当时的官员对此事依然多持否定态度。文渊阁大学士、礼部尚书高仪比张居正早一届中举，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代高拱为礼部尚书，并教习庶吉士。他开阁授课的第一天，就告诫在座学生，日后若身居高位，万不可再开此后门：“减年入齿录，嘉靖辛丑（1541）以前无此事，今日始有之，诸子慎勿为。”

明朝官员俸禄皆按月发放，除非有特旨，一般不会给致仕官员任何退休补贴。进士若能在入仕前完成“减年入齿”，并被官方记录在案，那么，该名官员即使实际年龄已超限，仍旧可以占据任官，理所应当地吃着俸禄。在实际利益驱使下，高仪的话并未产生多大的效果，反之，庶吉士们此后变本加厉，“卒无人从先生之言者，致齿录与同年叙会大相矛盾，恬然不以为非”。

进士们尚未晋升为庶吉士之前，或许还会致力于自我完善，一旦成功跻身为庶吉士，这群人的关注点立马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以张居正为例，自从选上庶吉士后，他就变得比以前更忙了。他经常自觉“加班”，把明朝各项规章制度及历朝执政文件都研究了个遍，只为在各大庶吉士教习面前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

朝廷为体现对人才的重视，庶吉士的教习多由台阁重臣兼任。如此一来，庶吉士与阁臣除了形成一种学生与老师的关系外，还获得了锻炼和发挥自己行政能力的机会。

张居正入值翰林院时，正好赶上严嵩与夏言两位内阁“大佬”内斗。当时，为了消弭蒙古人南下侵扰大明的隐患，陕西三边总督曾铣向朝廷递交了一份《请复河套疏》。曾铣所言的“河套”，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那里往北，就是当年明武宗御驾亲征与蒙古小王子对抗的战场。曾铣的提案，引起了嘉靖帝的高度关注。

嘉靖本人也想在史书上留下一笔丰功伟绩，遂令兵部会同户部拟出战争预算。结果，兵部经过推敲，给出了一个不宜开战的选项。面子上挂不住的嘉靖只好下令要求内阁会同翰林院，组织朝臣及庶吉士们分析收复河套地区的利弊。

▲张居正。图源：网络

对此，内阁首辅夏言决定力挺曾铣，主张收复河套，而地位仅次于他的严嵩则将主要心思放在了收集对手的“黑料”上。夏言及严嵩的私下争斗，也使得内阁及翰林院等官员快速站队，只为赌一把自己的前程。唯有张居正，此时既不参与廷议，又不着急站队，而是将自己结合大明规章制度及舆图信息所列陈的收复河套建议，递交给他的座师----时任内阁辅臣、礼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徐阶。

徐阶对这个年轻人的举动刮目相看，认为他好学深思、深沉稳重，同时也不缺乏年轻人该有的心思灵动，以及初入仕途的那股青涩认真劲儿。他开始关注张居正，并试图使这种形式上的师生关系变成更具实际意义的朋友关系。而对于张居正来说，能获得徐阶“慧眼识珠”，已相当于为自己日后的仕途铺平道路，这正是一个平凡的庶吉士所能发挥的最大价值。

当然，庶吉士的这条路并不好走。

依照惯例，庶吉士进入翰林院后，在三年时间内，除了要上好每一节“馆课”外，还得定期参加“馆试”及“阁试”。馆试有点像今天大学里的随堂小测，由庶吉士教习出题，一般不计入期末考核。阁试则需要庶吉士们赴内阁参加统考，考试成绩将直接记入档案，作为三年期散馆后官员任职的一个考量分数项。

在此期间，倘若有庶吉士因丁忧或患病等个人情况需要中断馆课，那么，他在翰林院进修的资格也大概率会被提前剥夺。

永乐朝礼部侍郎李时勉于永乐二年（1404）中进士之后，即被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不幸的是，他在翰林院听政不到两年，家人就因病去世了。按惯例，他需要向朝廷请假回家丁忧。而此时，明朝除了允许庶吉士“每五日一休沐”外，对于在朝人士的事假、病假等均没有形成统一的管理制度，所以，像李时勉这种特殊情况，朝廷给出的裁决是：“庶吉士服阕未经考校者，量授科道或部属官，毋再送读书。”李时勉就此失去了在翰林院继续深造的机会。待其丁忧回来，朝廷任命他为礼部主事，让其正式入朝，参与重修《明太祖实录》。

▲明朝国子监祭酒李时勉。图源：网络

虽然庶吉士在“请假”之后多不得重回翰林院，但在明朝276年的历史中，也总有例外。弘治朝进士孙绍先就开了先例。

孙绍先与明朝内阁首辅顾鼎臣同榜，不过，他的成绩远不如后者，在殿试阶段只考了个三甲第118名。按常规，像他这种成绩，若依进士听选，指不定会被派到哪个山旮旯去当小推官了。可孙绍先当真是位能人，他不仅在庶吉士选拔中崭露头角、顺利入选，而且还摆脱了李时勉的命运，服阕回朝后继续留在翰林院学习工作----正德三年（1508）秋，孙绍先“冀留翰林，托其同年检讨段炅为言于大学士焦芳，遂愿，入院肄业，后授翰林院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