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够“反贼”的“反贼喜剧演员”池子纽约时报

今年4月，池子多年来首次在东京登台演出。观众想看到的是一个“反贼”。

今年决定举办自三年前招惹政府以来的首次巡演时，中国脱口秀演员池子能确定的只有一件事：在日本、台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演出，有些人是为看一位“反贼喜剧演员”而来。

他知道自己可以利用这个形象，从手机上一个标着“不能讲”的文件夹里翻出一些笑话——这些段子肯定会激怒中国的审查者。三年前他在加拿大和美国的巡演中就是这么做的，当时他嘲讽了国家的审查制度以及少数民族面临的偏见。

或者，他可以让演出更个人化，向亚洲其他地区的普通话观众介绍自己。他知道避开明显的政治内容会让那些批评现政府的海外华人不满意。

2023年的北美巡演让他付出了代价。中国互联网上所有关于他的内容都被删除，业内人人对他避之不及，他无法在中国从事自己的工作，失去了核心观众和收入。然而，如今在完全自由的环境中表演，他却发现自己在抵抗另一种束缚：人们期望他扮演“反贼”的角色。

这种期望是对他的艺术操守的侵犯。他不是一个意识形态分子。他想讲故事，让人们自己思考，而不是强加结论。他说，否则就只是把他从小耳濡目染的中国宣传换个说法而已。

他只想做一个喜剧演员。对于一名中国表演者来说，这原来已经是一个足够激进的抱负。

在东京的演出前，池子在后台把塑料水瓶当成麦克风练习段子。

池子1995年出生于河南中部，本名王越池。“越池”这个名字来自一个中文成语：不越雷池。父母给他取这个名字，希望他做相反的事。

八岁时，他全家搬到北京，希望为他提供更好的学校和机会。他是那种坐不住、爱逗乐的孩子，常惹同学笑，也因此经常惹麻烦。

青少年时期，他在网上观看美国脱口秀——乔治·卡林、戴夫·夏佩尔、克里斯·洛克——并认为中国永远无法产生类似的东西。“太尖锐、太危险了，”他说。但2015年，他看到一则小型开放麦脱口秀活动的广告。第一次表演时，他在纸片上潦草写下笑话。他天生适合干这个。

在中国早期，脱口秀只在小酒吧演出，几乎不受干扰。池子告诉我，喜剧演员甚至拿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开玩笑。在2010年代后期，随着政府加强对个人表达的控制——禁止男艺人在电视上戴耳环、纹身和夸张发色，脱口秀却有些矛盾地成为最受欢迎的娱乐形式之一。

“越高压越需要笑作为出口，”池子说。

2017年——他母亲因脑癌去世的那一年，池子成为新电视节目《吐槽大会》的常规演员，该节目第一季获得了近14亿观看量。

但随着脱口秀的流行，政府监管也随之而来。作者必须向审查者提交素材，不能即兴发挥。禁忌话题包括国家领导人、同性恋、赌博、贫困和疫情。

池子建了一个“不能讲”的文件夹；里面都是他写下但永远无法在中国表演的笑话。

池子的回应是写下所有他不被允许说的内容。随着时间推移，这成了他的“不能讲”文件夹：他写下但永远无法在中国表演的笑话。

但他找到了其他公开反抗体制的方式。他给社交媒体粉丝邮寄中国宪法的实体副本，并在保护言论自由的条款上做了高亮。当监管机构发布官方文件将他的脏辫标记为“奇装异服”时，他大胆地在微博上发布截图，并在随后的演出中戴上他能找到的最荒谬的帽子，把审查本身变成了笑话。

23岁时，池子在名气最盛时退出了《吐槽大会》。他说，这份工作变得太商业化，而签他的工作室想要控制他的社交媒体账号，认为他说的话“太危险”。

随后是北美巡演和禁令。他回到中国，保持低调，但由于无法表演，他在2024年底选择自我放逐。

他离开的行业正因审查加剧面临生存危机。2023年年中，北京对池子的前雇主处以1400万元罚款，原因是其中一个笑话将中国军队比作流浪狗。几个月前，一位女脱口秀演员在微博上开玩笑说，她生病发烧时幸好没有丈夫和孩子需要她做饭。她的账号因“引发婚姻生育焦虑”和“挑起性别对立”被封。

购票观众在东京新宿文化会馆外排队等待池子的首场演出。现场大约来了1000人。

一些观众表示，他们是来听那些在中国无法表达的心声的。

过去一年半，池子一直在环游世界，没做什么正事，他说他的积蓄允许他这么做。他在学习冥想和做饭（他最喜欢西红柿炒蛋），并关注中国社交媒体上什么被允许、什么不被允许。他说，他仍然对国内的不公感到愤怒。现在他在Instagram上发云的照片。

他这次重返舞台始于一个在台湾演出一场的计划。后来消息传开。东京、吉隆坡和新加坡被加入巡演。令他惊讶的是，除了一个场地外，所有演出都售罄。（他现在计划在北美和澳大利亚举办演出。）

4月在东京，即将面对1000名观众进行首场演出前半小时，他还在改段子。他没有在开放麦测试过素材，而是对着想象中的观众练习，拿塑料瓶当麦克风。他不知道自己的笑话是否会受欢迎。

在剧院外排队的人是来听“反贼”的。“如果他不说那些不能说的东西，我为什么要来？”39岁的IT从业者杰森·李说，他2022年从中国移居日本。“不然我还不如看中国电视。”我采访的大多数人都是李先生这样疫情后离开中国的移民，刚搬到日本不久。在后台，池子用拉伸、下蹲、跳跃来平复紧张。

肩宽瘦高的池子有种戏剧化的形象。演出前几天，他剃掉了著名的脏辫。但当他穿着超大白色T恤、黑色裤子和白红相间的Nike球鞋走上舞台时，紧张依然可见。他忘了几句台词，有几次尴尬地停顿。后来，他在社交媒体上为他认为的糟糕表现道歉。“我可以做得更好，”他写道。观众似乎并不在意。人们轻笑、大笑并鼓掌。

他主要即兴谈论童年——羞辱他扰乱课堂的老师、爱他也打他的母亲、在一个不容忍好奇心和个性的国家里做一个异类。素材很个人化，甚至有些时刻很温柔。政治指涉贯穿其中，但都很含蓄。

然后，在演出接近尾声时，他间接地把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称为“彭丽媛的丈夫”——那位曾比丈夫更出名的民歌歌手。我前排的几位女性原本一直在笑和鼓掌，突然安静下来。在中国，以负面的方式谈论习近平是终极禁忌。在公开场合把他简化为一种家庭成员关系是惊人的。

演出结束后，我们坐下来聊天。他的措辞很谨慎。当我转述一位朋友的批评——类似网上其他人的看法——说他在习近平的问题上有所保留时，他笑了。“就是为了让你不满足，”他说。他在台上的选择是故意的。

他告诉我，言论自由是一种工具。诱惑在于，仅仅因为你可以，你就会去用它。“这很令人兴奋，”他说。但他补充说，这可能是个陷阱，追逐认可本身就是一种腐化，对喜剧的危险程度不亚于审查本身。

“当反贼很简单，”他说。“当好的喜剧演员不容易。”

池子说，“越高压越需要笑作为出口。”

言论自由是一种工具，而诱惑在于仅仅因为你能用就去用。

第二天早上，我们一起吃早餐，再次谈论他前一晚为什么没有讲更多政治笑话。他承认，地理位置起了作用。脱口秀依赖共享语境。他说，巡演城市里的观众并不总是都能理解某个典故，但他们都能理解童年、家庭和学校。

他还认为，他仅仅把习近平称为丈夫的指涉是一种巧妙的绕弯，比直接点名更精妙。

他从小就喜欢“绕弯”。他说，如果他需要从A到B，“我总是先爬到最高的地方，跳下来，翻过几个栏杆，转几圈，然后才到达目的地。”

“这样更好玩，”他说。

他喜欢喜剧演员特雷弗·诺亚，他的关于母亲和南非童年的故事最终勾勒出一幅社会的画像。在为这次巡演准备素材时，他发现自己的童年故事也不断带着尖锐的棱角浮现出来，充满痛苦、愤怒和荒诞。他希望观众也能感受到这一点。

我问池子是否认为自己是流亡者。“绝对是，”他说。他知道如果不自我审查，他就无法回到中国。

东京演出结束后，我和一位姓周的女性观众交谈。她59岁，是一名自由职业译者，2023年底离开中国，差不多就是池子被禁的时候。她告诉我，她很多年没有笑得这么厉害了，但也感受到更沉重的东西。

“自由感觉太好了，”她走出剧院时脱口而出。然后她顿住了。这种享受只能在中国之外发生，她强忍着眼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