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革命遇到新问题chufang
父亲是辽宁省辽阳人，生于1927年。从四岁那年起，他便成了“亡国奴”。
“亡国奴”这个概念，是他成年后才有的觉悟。从四岁到十八岁日本向盟国无条件投降前，他所接受的教育一直是：你是“满洲国”臣民，必须效忠康德皇帝，日本太君是来帮助咱们“满洲国”建设“皇道乐土”的。
非常幸运的是，1945年，刚满十八岁、从“满洲国”国立高中毕业的他，还没来得及就业，家乡就被林彪率领的部队解放了。否则，他的历史很可能不清白，摊上“汉奸”的身份也并非绝无可能——在大的时代洪流面前，个人的选择余地微乎其微。
高中毕业，按今天的标准来看，算不上有文化，可当年林彪的部队却非常珍惜这批历史清白的应届高中毕业生。部队对他和他的同学们进行了短暂的政治培训，其中没有高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就是直截了当的“跟队”意识灌输：跟国民党走还是跟共产党走？跟国民党走，就没前途；跟共产党走，才有前途！
父亲选择了跟共产党走，被吸收进革命队伍。短短两年后的1947年，他便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紧跟林彪的部队挥师入关。他所在的干部团队，被安排接管江西政权。
他和战友孙文泮一同来到景德镇工作。父亲担任了市委副书记程震文的机要通讯员，孙叔叔则担任了市教育局的科长。孙叔叔的对象是一同南下的女战友李阿姨，而父亲那时还是个单身汉。孙叔叔便做媒，把科里一位江西本地的女科员介绍给了父亲。
父亲和孙叔叔先后拖家带口来到省城南昌。父亲在高校系统工作，孙叔叔则在文化系统工作。
作者父母结婚照
父亲是家中的长子。在东北农村，长子地位甚高，不用做家务。虽然家里是开面食店的，但他却因为饭来伸手，不会做东北面食，娶的又是也不会做东北面食的南方妻子。有时馋起家乡的面食来，父亲便会对孙叔叔施行“先予后取”之计：先请孙叔在外面喝啤酒、吃皮蛋，然后等着孙叔叔投桃报李，回请去他家吃东北风味饺子，其乐融融。
幸福平安的日子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了“文革”。
父亲与孙叔这些中层干部都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紧跟不紧跟？
紧跟领袖、紧跟中央“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下同）的号召，人云亦云地喊喊打倒最高层的“走资派”，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法不责众嘛！最需要胆量也最凶险的是，“紧跟”往往意味着必须站出来“亮相”，检举揭发、打倒自己过去的上级和同事，与之决裂并进行面对面的斗争。
与“紧跟”形成鲜明对照的态度是“不紧跟”，那就会由“革命动力”变为“革命对象”，不得不接受挨整、挨批、甚至挨斗的噩运。
父亲并没有“文革是一场被领导人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利用的浩劫”这样的先知先觉。但还是选择了“不紧跟”。
他对9年前亲身经历的“反右”运动的深刻经验教训记忆犹新，那就是：“宁可犯政治思想错误，决不可犯组织错误”，决不能反对和得罪自己的直接领导，那样即使一时受到鼓励，终究会受到清算，甚至万劫不复、连累家小。
1957年春天，他曾被安排到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参加“整风学习班”。主持人反复动员学员响应党中央号召，积极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并对天发誓，组织上决不会秋后算账，不打棍子、不戴帽子。
对此，他始终秉持消极态度，不肯紧跟。即使受到学习班主持人的点名严厉批评——“你这位学员对党中央的号召态度怎么如此消极？太不像话了！”——他也含羞忍垢，一言不发，默默承受。
学习班还没结束，便风云突变，整风变成了反右。班上几位紧跟形势，响应号召“积极帮助党整风”，一度意气风发的同学，被打成右派，遭到痛批和组织处理，一个个灰头土脸、后悔不迭。
“文革”期间，他没有勇气去揭发、批斗自己的上级、同事，只能检讨自己，无限上纲，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也在所不惜，只求尽快解脱过关。
其实，他并没有反党反毛主席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最后落实到档案里的运动结论只有一条“与剥削阶级家庭划不清界线”。
他的父亲在土改时期被划为富农成分，“文革”之际又莫名其妙地被当地贫下中农升格为“地主兼历史反革命”。
在“文革”前相对风平浪静的日子里，他曾给他父亲寄过生活费，也在家里多次接待过他父亲——他有一个兄弟在铁路系统任职，每年都有一份免费远程往返火车票的福利，只要社会上阶级斗争不那么风声鹤唳，老爷子便会利用这一福利从东北老家千里迢迢来南昌探望长子一大家子人。
就凭这一条，本来就缺乏紧跟动力的他，又彻底失去了紧跟的资格。
1968年，所在单位江西师大把他下放农村——著名南宋词人辛弃疾归老之地铅山县的陈坊公社陈坊大队，接受监督劳动改造，以观后效。
父亲的战友孙叔叔，家庭出身好，工作能力也很强，却与父亲作了相反的选择——“紧跟”。
紧跟毛主席、党中央，紧跟“两报一刊”，紧跟省革命委员会，积极投身“文革”这一据说史无前例决定中国和世界命运的伟大运动，与江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毫不留情的斗争。
父亲还在农村下放劳动，孙叔叔已经因为“紧跟”而得到省革委领导班子的赏识，荣升省革委文化组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