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上演全球资本主义转型华尔街日报

瑞典对“从摇篮到坟墓”福利体系的彻底改革大幅降低了政府支出，在削减财政负担的同时，也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国家主导模式。

这个集体主义标杆国家正在转向坚定的个人主义。

几十年来，瑞典一直是高税收、高支出政府模式的代名词。通过公立医院、学校和养老院，国家包揽了民众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部生活。

如今情况已然改变。这个拥有1,100万人口的北欧国家已在不知不觉间拥抱了资本主义。

现在，瑞典近一半的初级医疗诊所为私营，其中许多归私募股权投资公司所有。三分之一的公立高中由私人运营，而2011年这一比例仅为20%。一些学校运营商甚至已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瑞典的经验为美国等其他发达国家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启示。在美国，纽约市市长佐兰·马姆达尼(Zohran Mamdani)正寻求效仿瑞典这种以国家为中心模式的部分做法，例如普及儿童保育和开设市营商店。

这场资本主义改造让瑞典做到了近年来鲜有工业化国家能做到的事：缩小政府规模。由此，瑞典政府能够大幅减税。经济学家指出，这还催生了一波创业热潮，推动了经济增长。

瑞典的公共社会支出总额已降至GDP的24%，涵盖医疗健康、教育和所有福利支出。这一比例与美国相近，远低于法国和意大利等国超过30%的水平。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简称IMF) 4月份的预测，到2030年底，瑞典经济预计每年将增长2%左右。这一增速与美国大致相当，是法国和德国增长率的两倍。

“瑞典是一片真正充满机遇的土地，”瑞典财政大臣伊丽莎白·斯万特松(Elisabeth Svantesson)说，“我希望人才和资本能留在这里并发展壮大。”

在许多欧洲国家纷纷增税之际，·斯万特松已连续三年实施减税。瑞典的最高所得税率已从20世纪80年代的近90%降至目前的接近50%。

斯德哥尔摩私募股权投资公司殷拓(EQT)的亿万富翁创始人康尼·琼森(Conni Jonsson)表示，考虑到整体税负，“这里比美国……更具吸引力”。

批评人士认为，这种缩减政府规模的做法有些矫枉过正。在这个传统上崇尚平等的国家，不平等现象正在加剧。在数十个移民聚集的郊区，帮派暴力事件激增，当地犯罪网络公然挑战国家权威，阻碍警方执法。此外，一场关于营利性学校的公开辩论愈演愈烈。批评人士称，这些学校通过在操场、图书馆和教职员工配置上偷工减料来牟利。

“美国人对瑞典的看法与现实相去甚远，”曾在美国加州生活、最近刚回国的瑞典作家安德烈亚斯·塞尔文卡(Andreas Cervenka)说。“我们正从一个‘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走向一个‘各人自扫门前雪’的社会。”

激发创业精神

瑞典并非一直拥有庞大的公共部门。在截至1970年的100年间，该国在未实行高税收的情况下，从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跃升为欧洲第三富有的国家。

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主导该国战后政治的中左翼政党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大幅提高了税收和支出，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将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推高至70%。

这些变化导致了长期的经济增长乏力、税后收入停滞，以及预算赤字和债务的急剧膨胀，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初引发了一场银行业危机。

迫于投资者压力，瑞典政府在此后二十年间实施了全面的经济改革，具体措施包括削减失业救济金和住房补贴、推行公共服务私有化，以及实施减税和改革退休金制度以减轻财政负担。政府债务也被施加了严格限制。（目前瑞典的债务占GDP之比仅为36%，而美国则高达129%。）在21世纪头十年的中期，瑞典政府还取消了财富税和遗产税。

瑞典工业家族成员雅各布·瓦伦堡(Jacob Wallenberg)表示，改革的结果是，那些曾因高税收而逃离瑞典的富裕企业家们纷纷回国。该家族在爱立信(Ericsson)、萨博(Saab)等大公司拥有大量股份。

瓦伦堡说，在他成长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瑞典人并不算非常富有。他提到一个广为人知的细节：当时瑞典全国只有一辆劳斯莱斯(Rolls-Royce)汽车。

如今的国际民调显示，瑞典人对财富的包容度远高于法国人、德国人、西班牙人或意大利人，对市场经济的积极态度在欧洲国家中也仅次于波兰。瑞典现在的劳斯莱斯保有量已超过800辆。2016年，当这家汽车制造商决定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开设首家展厅时，斯德哥尔摩成为了它的首选。

随着政府角色淡出，私营部门不断壮大。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Stockholm School of Economics)今年4月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在瑞典于2005年取消遗产税和赠与税后，有潜在家族继承人的私营企业比没有自然继承人的企业增长更快、投资更多，缴纳的企业税也更高。

瑞典企业在承担风险的过程中积极拥抱新技术。在一个由传统产业主导且对科技态度矛盾的地区，这种冒险精神极为罕见。

互联网电信先驱Skype的亿万富翁创始人尼克拉斯·曾斯特伦(Niklas Zennström)表示，私有化有助于推动电信等行业的创新，而这些行业正是瑞典科技繁荣的基石。曾斯特伦本人的职业生涯始于20世纪90年代，当时他为一家私营电信运营商铺设光纤网络。

“瑞典在移动电话领域起步很早，3G普及率高，移动网络竞争激烈，”曾斯特伦说。“当时有一种浓厚的创业氛围。”

前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在2024年发布的一份关于欧洲经济的里程碑式报告显示，在截至2024年的十年间，瑞典完成了500多宗首次公开募股(IPO)，超过了德国、法国、荷兰和西班牙的IPO总和。得益于蓬勃发展的科技初创企业和游戏产业，瑞典目前的人均亿万富翁数量已超过美国。瑞典的游戏产业诞生了《我的世界》(Minecraft)、《糖果传奇》(Candy Crush)等热门游戏作品。

“事半功倍”

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圣戈兰医院(St. Göran’s hospital)，放射科医生卡琳·登布罗尔(Karin Dembrower)俯身凑近电脑屏幕，指着黑白影像上几个指示癌症的微小亮点。

她说：“我们用肉眼看不出这里有什么异常，但AI却能发现。”

AI彻底颠覆了放射科医生卡琳·登布罗尔及圣戈兰医院同仁的工作方式，在协助癌症筛查的同时也为他们“松绑”。

近三年来，登布罗尔一直在该医院率先使用AI来筛查乳腺癌。每年有8万名女性在这里接受筛查，AI在检测病例时既快速又准确，使得登布罗尔所在放射科的候诊名单大幅缩短。

她和同事们已不再上晚班和周末班。他们有更多时间为确诊癌症的女性进行高级诊断。圣戈兰医院现在经常接收来自其他医院的转诊病人，那些医院没有配备AI，人满为患。

与所有瑞典医院一样，圣戈兰医院也由公共资金资助，但归私营医院运营商Capio所有。该公司首席执行官曾在麦肯锡(McKinsey)接受培训，满口都是关键绩效指标(KPI)和丰田(Toyota)的精益管理模式。

正是这种思维方式，使得圣戈兰医院在推广AI等提高生产力的工具时，速度远快于公立医院。

Capio首席执行官古斯塔夫·斯托姆(Gustaf Storm)说：“我们做到了事半功倍。”他估计，瑞典公立医院治疗阑尾炎等疾病的费用要比他的医院高出15%到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