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成一座高考工厂？China Digital Times
今年年初，编辑部发表了关于衡水制教育制度及衡中本身的调研倡议，尽管很快就因为不明原因（笑）被举报下架，但对其的调研、讨论与征集却仍然在继续。前几期我们发布了关于衡中的调研，本期是一篇总结性的文章，回顾了这个高考“超级工厂”是如何成长为如今的规模的。
引言： “衡水神话”的重构
在当代中国基础教育的演进历程中，“衡水模式”无疑是最具争议、影响最为深远且牵涉利益最为复杂的教育现象之一。发轫于河北省衡水市这一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的衡水中学，凭借极高的重点大学升学率，不仅完成了从地方普通中学向省级“超级中学”的蜕变，更在此后的十余年间，跨越了公办与民办的体制边界，与各类商业资本、地方官僚深度媾和，演化为一个庞大的跨区域教育资本帝国——“衡水集团” 。
然而，仅仅将衡水中学视为一个应试教育的极端桉例，或是一个单纯的商业扩张神话，都无法触及这一现象的本质。衡水模式的内核，是一场在特定历史时期下，地方官僚体系、房地产实体资本、跨国金融资本与教育管理层共同合谋的政治-“文化”资本交易。在这一过程中，公办教育资源的公共性被系统性地剥离，制度化的文化资本（即惊人的升学率与名校光环）被转化为可在市场上流通与套现的经济资本，最终导致了区域教育生态的严重破坏与教育内卷的无限加剧 。
该如何看待衡水中学，或者说，该如何去理解衡水“模式”的出现？衡水模式实际上是资本主义义务教育体制的寡头化下的一种组织模式。在表面上，人们喜闻乐见的评论是，衡水模式破坏了所谓义务教育的公平性，而实际上，如果我们将教育体制看成是一种资本主义市场的一个亚系统，那么这种对于公平性的破坏，实际上就是一种资本主义义务教育系统中的寡头化的特质，——它破坏了教育的公平，——然后呢？
中国的义务教育，现如今看来，其教育/生产模式实际上已经有了一个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的前提：它就像追逐利润一样追逐升学率，——衡水中学实际上是资本主义义务教育在逻辑的悖论中不断前行的产物，就像资本主义产生了自己的寡头化癌症一样，义务教育也产生了衡水模式。
而支持这种教育寡头化再生产的底层配置，实际上就是衡水集团本身的资本积累。
衡水中学的资本——文化场域
（一） 资本的形态与转换
布迪厄将资本区分为三种基本形态：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其中，文化资本又可分为具体化的（如教养与学识）、客观化的（如书籍与仪器）以及制度化的（如学历与考试分数）三种形式。衡水中学在早期通过极端刻苦的训练，在国家统一的高考场域中垄断了大量的“制度化文化资本”（即、北大等顶尖高校的录取名额） 。
然而，文化资本的积累并非最终目的。衡水模式的核心秘密在于其成功打通了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与政治资本转换的隐秘通道。高升学率这一文化资本，首先转化为耀眼的“符号资本”（即社会的普遍认可与崇拜），随后，这种符号资本被地方政府与商业集团迅速捕获。地方政府借此招商引资、推高地价并获取政绩（政治资本）；商业集团则通过“特许经营”、高额学费与学区房溢价，将符号资本直接套现为巨额的经济利润 。
场域的破坏与重构
教育场域原本应具有相对的自主性，其运作逻辑应区别于纯粹的市场经济逻辑。然而，衡水集团的扩张彻底打破了这一界限。通过引入外部资本，衡水集团将市场场域的逐利原则与丛林法则强行植入基础教育场域。在这个异化的场域中，各地的县域中学原本处于相对均衡的生态位，但衡水系分校如同拥有雄厚资本与政策特权的“掠食者”，通过高薪挖角与高额奖学金“掐尖”，迅速摧毁了原有的场域平衡，形成了赢者通吃的超级垄断局面 。
底层文化资本
“惯习”是布迪厄理论的另一核心，指个体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长期潜移默化形成的性情倾向与行为模式。衡水模式对学生实施了极度严苛的全景敞视化规训，试图重塑学生的惯习，使其成为高度适应考试机器的单向度个体。学术界曾有争论，试图用“底层文化资本”这一概念来解释衡水中学中底层子弟通过坚忍不拔的意志获得成功的现象，认为这是一种对底层生命能量的肯定 。
然而，从布迪厄的批判视角来看，“底层文化资本”的概念在此处暴露了极大的矛盾性。这种对痛苦与隐忍的浪漫化赞美，恰恰掩盖了资本与制度的符号暴力 。学校体制与背后的商业资本不仅没有消除阶级偏见，反而利用了底层对于向上流动的极度焦虑，将这种“不甘被放逐”的生命意志转化为驱动资本扩张的廉价燃料 。
衡水模式扩张史
衡水集团的形成与扩张并非偶发事件，而是深刻映射了中国基础教育政策变迁与资本介入教育领域的历史脉络。从历时性角度考察，衡水模式的演进可划分为三个截然不同的历史阶段，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资本形态的升级与政商互动模式的演变。
（一） 原始积累期（1992-2012）：
衡水中学的发轫始于体制内官僚体系的行政力量推动。成立于1951年的衡水中学，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发展平平，在20世纪90年代初甚至面临着教师队伍涣散、学生纪律溷乱、升学率极低的严峻困境 。转折点出现在1992年，李金池被地方政府任命为衡水中学校长，正式开启了“衡水模式”的初代构建 。
在这一阶段，衡水中学尚未引入外部商业资本，其核心战略是通过极度压榨师生的时间和精力，在体制内实现应试效率的突围。李金池提出并实施了包括“题海战术”、“激情教育”、全封闭管理与精细到分钟的量化考核等一系列规训措施 。这种将工厂泰勒制管理完美移植到教育场域的做法，在短时间内催生了应试效率的极大提升。1995年，衡水中学夺得衡水地区升学率第一名；2000年，其全面超越了石家庄二中等老牌名校，成为河北省的高考冠军，并在此后长期霸占该位置，确立了其不可撼动的“文化资本”霸权 。
在这一时期，衡水中学的资本形态仍局限于文化资本与象征性的符号资本范畴。然而，这一时期所确立的“升学神话”，为日后的权力寻租与资本变现奠定了坚实的符号基础。作为对文化资本积累的丰厚回报，李金池等教育管理官僚获得了显着的政治资本，顺利升任衡水市教育局局长，完成了从教育管理者向地方高级官僚的身份跃迁 。
（二） 资本联姻期（2013-2016）
如果说李金池时代完成了文化资本的原始积累，那么在2004年张文茂接替成为衡水中学校长后，衡水模式则进入了极具扩张性的资本化变现阶段 。这一阶段的核心特征，是利用国家为弥补教育经费不足而允许的“公办民助”或“公参民”政策空间，打通了公立优质教育资源向民办私有资本无偿或低价输送的隐秘暗道。
这一扩张始于2006年省内的初步尝试，公办民助性质的滏阳中学成为第一个被纳入衡中版图的试验田，因其不受户籍限制，迅速成为河北全省家长的热门选择 。但真正的资本质变发生于2013年。2013年2月，衡水中学（公办）与河北泰华锦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泰华集团）正式签署合作办学框架协议，泰华公司投资高达9亿余元，在衡水市滨湖新区高起点、高标准地投建了民办性质的“衡水第一中学” 。2014年8月，衡水第一中学正式落成并投入使用 。
在这一结构中，衡水中学作为公办省级示范性高中，输出其积累十余年的无形资产——品牌、管理、师资队伍与教学研究成果；而泰华集团等房地产资本则提供土地使用权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国土资源部官网数据明确显示，衡水第一中学的土地使用权人实为泰华公司旗下的全资子公司“衡水华瑞投资有限公司” 。
通过“两校一长”的违规制度安排（张文茂同时担任公办河北衡水中学与民办衡水第一中学的校长），公办体系内由国家财政供养的优质骨干教师与教研机密，被名正言顺、源源不断地输送至民办的衡水第一中学 。民办高中的身份为衡水中学彻底打破了公办学校严苛的招生地域与收费标准限制，使其得以在河北全省乃至全国范围内肆无忌惮地“掐尖”优质生源，并收取高额学费 。这种公私边界的刻意模煳与管理层的双重身份，本质上是一场利用公权力进行体制内资源体外循环的盛宴，完成了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直接转化。
（三） 狂飙突进期（2017-2022）
自2014年起，在资本逐利本性（对无尽增长的渴望）的驱使下，衡水集团打破了省域藩篱，开启了疯狂的跨省加盟、特许经营与资本证券化之路。在张文茂的高频站台与全力推动下，衡水中学的分校遍布云南、四川、新疆、河南、山西、浙江、广东等十余个省份 。据不完全统计，仅揭牌过的分校就至少达到21所（其中直接冠名衡中分校13所，冠名衡水一中分校8所） 。
这一阶段，衡水模式不仅与地方房地产商深度结合，更孵化出了高度组织化、专业化的跨区域教育投资集团。以云南长水教育集团（其境外上市主体演变为第一高中教育集团 First High-School Education Group, 简称FHS）为例，其创始人张韶维于2014年搭上了衡水中学的快车，合作创办了云南衡水实验中学 。凭借衡水品牌，该集团迅速在昆明市内的呈贡、宜良、西山等地，以及云南省的曲靖、玉溪、文山、昭通、西双版纳等多个地市州展开了疯狂的“再繁殖” 。
2021年3月11日，第一高中教育集团（FHS）迎来了其资本扩张的顶点——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募资达7500万美元，发行价定为10美元 。尽管衡水中学官方随后在舆论重压下发布辟谣声明，试图撇清与上市集团的直接股权关系，但FHS集团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交的官方招股书却无可辩驳地揭示了两者之间的深度利益依附 。至此，衡水模式走到了资本化扩张的最高形态，实现了从一个地方公办中学的文化符号，向跨国资本市场金融资产的终极跳跃。
衡水集团的资本构成
衡水集团的扩张并非依靠单一的财政拨款或民间捐赠，其资本网络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层级结构与多元化特征。剖析其资本构成，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同利益集团是如何在“教育”这把大伞下，实现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合谋。
（一） 实体经济资本的注入：
房地产商的“学区房”逻辑与土地增值溢价
房地产资本是衡水模式扩张最为重要的早期输血者与最大受益者之一。在衡水模式走向全国的过程中，大量的加盟分校背后都站着当地实力雄厚的房地产开发商。
正如上表所示，房地产资本介入教育的根本动机并非出于对教育事业的纯粹热忱，而是一场精密的财务算计。通过引入衡水中学这一顶级的“文化符号资本”，荒地或偏远郊区被迅速重塑为教育高地，周边的土地价值与房地产项目售价随之水涨船高。在这一交易中，教育完全沦为了推高地价与房价的催化剂和房地产营销的配套服务。
（二） 专业教育集团的品牌变现
除了房地产商，另一股主导力量是高度商业化的教育投资集团，如保定的贺阳教育投资有限公司、广州高新教育集团以及第一高中教育集团（FHS） 。这些集团是衡水模式真正的操作盘手，他们与衡水一中或张文茂本人达成协议，获取品牌授权，随后在各地圈地建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