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和他的女人们读彳亍

如果民国时期有热搜榜，徐志摩的感情生活大概能霸榜十年。

他娶了张幼仪，追了林徽因，迷了凌叔华，恋了陆小曼。

四个女人，四种命运，被他活成了一部八点档连续剧。有人说他是渣男，有人说他是情种，也有人说他就是个被宠坏的诗人。可你想过没有——如果没有这些女人，徐志摩的诗集大概只有现在的三分之一厚；而如果没有徐志摩，这些女人的故事，大概也不会被这么多人记住。他负责浪漫，她们负责收拾烂摊子。这就是民国顶配的“情感连续剧”。

张幼仪：被抛弃的“传统”在柏林站起来

1915年，浙江硖石，十八岁的徐志摩娶了十五岁的张幼仪。这是一场典型的包办婚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门当户对——张幼仪的二哥张君劢是梁启超的弟子，四哥张嘉璈是浙江都督府的秘书。两家都是有钱有势的大家族，婚礼办得风风光光。

可徐志摩对这个新娘的第一印象是什么？他在洞房花烛夜看了一眼，然后转头看书去了。

张幼仪后来在回忆录里说，新婚之夜，“我们俩就坐在那张老式的红木床上，他看他的书，我看我的天花板”。这个画面搁现在看，简直是大型社死现场。一个十五岁的姑娘，穿着大红嫁衣，坐在婚床上，看着自己的新郎在旁边翻书，大概觉得自己嫁了个书呆子。可她不知道，这位新郎不是书呆子，是个眼睛里只有远方、没有身边人的诗人。

婚后，徐志摩外出求学，先是在北京大学读预科，后来去了美国克拉克大学学历史，又转到哥伦比亚大学读政治学。张幼仪在家里生孩子、带孩子、伺候公婆。1920年，张幼仪去欧洲与徐志摩团聚。她坐了整整一个月的船，从上海漂到伦敦。在船上，她学英语、学西方礼仪，想着要给丈夫一个惊喜。

船到马赛港，徐志摩来接她。张幼仪后来回忆说：“我一眼就看到他站在码头上，穿着黑色的大衣，围着白色的围巾。我兴奋极了。可他把我的行李放上车，然后说了一句：‘你真是个土包子。’”

“你真是个土包子。”这句话，张幼仪记了一辈子。

在伦敦的日子，徐志摩早出晚归，有时候几天不回家。张幼仪一个人待在公寓里，做饭、洗衣、等他。有一天，她听到有人敲门，打开门，是一个梳着学生头、穿蓝布旗袍的中国女孩。张幼仪后来才知道，这个女孩是当时正在伦敦留学的林徽因。那天她来还书。张幼仪给她倒了杯茶，两个人聊了几句。徐志摩回来之后，三个人坐在一起吃了顿晚饭。张幼仪说，她注意到徐志摩看那个女孩的眼神，跟看自己完全不一样。

1921年，张幼仪怀上了第二个孩子。她满心欢喜地告诉徐志摩，以为他会高兴。徐志摩的反应是——“打掉。”张幼仪说：“不行，打胎会死人的。”徐志摩冷冷地说：“坐火车还会死人呢，难道就不坐火车了？”

张幼仪拒绝了。

此后不久，徐志摩就消失了，音信全无。一个怀有身孕的女人，独自被困在伦敦的公寓里，举目无亲。她给二哥张君劢写信求救，二哥让她去德国柏林。张幼仪收拾行李，拖着身孕，坐火车、坐轮船，辗转到了柏林。

1922年2月24日，张幼仪在柏林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徐德生。等张幼仪从医院回到家，消失已久的徐志摩忽然出现了——手里拿着的不是什么补品，而是一份离婚协议书。那时候林徽因已经回国，徐志摩急不可耐地要恢复自由身。他在吴经熊、金岳霖等人的见证下，拿出了那份由他单方面草拟的离婚协议。协议写得很公事公办：男女双方已经一致决定终止婚姻，女方将获得5000元赡养费。

张幼仪看着那份协议，沉默了很久。然后她说：“你去给自己找个更好的太太吧！”这话说得不卑不亢，没有哭闹，没有哀求。她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那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桩依据《民法》的“西式文明离婚案”。

这事儿搁现在可能不算什么，可在1922年的中国，这是爆炸性新闻。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报道，有人骂徐志摩“始乱终弃”，有人说张幼仪“可怜”，更多的人在争论“自由恋爱”和“传统礼教”到底哪个对。

张幼仪离婚之后，没有哭天抢地，没有回娘家诉苦。她去了裴斯塔洛齐学院，攻读幼儿教育。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的中国女人，用德语读完了三年课程。1925年，她的次子彼得夭折，年仅三岁。她一个人在柏林处理了孩子的后事，然后收拾行李，回到了上海。

回国后的张幼仪，简直是开了挂。她先在东吴大学教德语，后来被聘为上海女子商业银行副总裁。这家银行当时经营不善，濒临倒闭。张幼仪去了之后，整顿业务、拉拢客户、规范管理，硬是把银行救活了。与此同时，她还接手了“云裳服装公司”。她引入西方时装理念，设计了一系列中西合璧的旗袍，在上海滩风靡一时。当年的上海名媛，以拥有一件“云裳”的旗袍为荣。

徐志摩后来对朋友说：“张幼仪是个有志气有胆量的女子……她现在真是什么都不怕。”这话听着像是在夸人，可从一个抛弃了人家的人嘴里说出来，总觉得哪里不太对。

1931年，徐志摩飞机失事之后，葬礼是张幼仪操办的。徐家不承认陆小曼，不让陆小曼参加葬礼。张幼仪以“前妻”的身份，料理了后事。她还负担了徐志摩父母的养老，一直到他们去世。晚年，有人问她：“你恨徐志摩吗？”她说：“不恨。我还要感谢他，如果不是离婚，我可能永远都找不到自己。”

这句话说得轻描淡写，可你细品，就品出了一种“感谢当年不娶之恩”的潇洒。

林徽因：康桥的雾，伦敦的雨

1920年秋天，十六岁的林徽因跟着父亲林长民来到伦敦。林长民当时是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的驻欧代表，带着女儿在欧洲考察。父女俩住在伦敦的一所公寓里，林徽因一边读书，一边帮父亲处理些外文信件。

就在那一年，二十四岁的徐志摩也来到了伦敦。他本来在美国留学，读着读着觉得没意思，就跑到英国来了。他先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旁听，后来经人介绍，进了剑桥大学当旁听生。就是在伦敦，他认识了林长民。林长民是个老派文人，热情好客，喜欢结交青年才俊。他把徐志摩引为忘年交，时常请他到家里做客。

徐志摩第一次见到林徽因，大概是在1920年11月。那天林长民设宴招待几个中国留学生，林徽因穿着学生装，梳着短发，坐在父亲旁边。徐志摩后来在诗里写过那种感觉——“你是我生命的唯一泉源，是我灵魂里唯一的亮光。”这话写得肉麻，可那时候的他，大概真的就是这么想的。

接下来的日子，徐志摩成了林家的常客。他跟林长民聊政治、聊文学、聊人生，跟林徽因聊诗歌、聊艺术、聊梦想。那时候的剑桥，雾气弥漫，康河两岸的柳树在风中摇曳。徐志摩拉着林徽因在康河边散步，给她读雪莱的诗，给她讲济慈的故事。林徽因后来回忆说：“他在康桥的河边给我读诗，我那时候还不懂什么是诗，可是我觉得很美。”

这一年，林徽因十六岁，徐志摩二十四岁。一个已婚的诗人，爱上了一个十六岁的少女。这个剧情搁在今天，大概会被骂上热搜。可在1920年代初的欧洲，在那种“雾里看花”的浪漫氛围里，一切都显得那么顺理成章。

张幼仪后来在回忆录里写过一件很扎心的事。她说，有一次徐志摩让她陪他去邮局寄信。张幼仪照办了。到了邮局，徐志摩拿起笔写信，张幼仪站在旁边等着。她瞥了一眼信纸，看到抬头写着“徽因”两个字。那一刻，她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的丈夫心里有了别人。她没有哭，没有闹，只是默默把目光移开了。

1921年秋天，林长民任期结束，带着林徽因回国了。徐志摩没有跟着回去。他留在剑桥，继续他的学业。临别时发生了什么？史料没有详细记载。有人说林徽因给徐志摩写了一封信，委婉地拒绝了这段感情。有人说林徽因走的时候，徐志摩站在码头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也有人说，他们只是在康桥的河边道了别，然后各自转身，谁也没有回头。

1928年，林徽因与梁思成在加拿大渥太华结婚。消息传到中国，徐志摩写了一首《偶然》：“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须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有人说这是写给林徽因的。可谁知道呢？诗人嘛，写完一首诗，可以送给任何人，也可以谁都不送。

有意思的是，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后来回忆说，母亲从不在家里提起徐志摩，也不许家里人提起。有一回，有人送来一本徐志摩的诗集，林徽因看了一眼，说：“拿走，以后别往家里带。”梁从诫问母亲为什么不看，林徽因说：“已经看过了。”看过了，就是看过了。不需要再看第二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