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夺小区控制权：引发警方介入的中国业主权利抗争
北京周边一个小区的业主们试图更换物业公司，却屡遭阻碍。
他们通过集会和抗议来争取自己的权利，但这场草根组织实验引来官方的干预，警方一度带走了一名业主。https://t.co/RGhjmYIOk6
— 纽约时报中文网 (@nytchinese) April 28, 2026
鼓乐队抵达集会现场时已有些迟了，成员们穿着鲜红色的服装跳下一辆面包车。其他参与者已经在附近音箱播放的音乐声中跳舞，或高呼着他们支持的候选人的名字。
这场面具备了热闹选举竞选的所有特征。但这些人在1月的一个冬日清晨聚集在距离北京西北方向约两小时车程处，并不是来支持政治候选人的。他们是为了自己的业主委员会。
在美国，业主委员会时常为人诟病，它们会规定业主可以在哪里停车，或圣诞彩灯可以挂多久。但对于这些中国业主来说，他们的组织已成为一场小规模的草根组织实验，旨在赢得对他们的封闭式小区“拉斐水岸”的控制权。
在中国，即使是围绕物业管理这样平凡的事情进行组织也存在风险，因为集体行动受到严密监控。警察和保安站在附近密切注视着。在某个时刻，警方带走了一名业主。
业主们已经签署请愿书、走访邻居、起草章程，并为该组织领导层举行了选举。通过集会和抗议，他们试图挑战他们眼中对自己权利的侵犯。
“法律赋予业主当家，”一面旗帜上的标语这样写道。
业主们最初的目标其实并不具有政治色彩。他们对管理着约2000栋房屋的物业公司感到不满，因为在一连串入室盗窃案后，该公司在改善安保方面几乎无所作为。
但当业主们试图聘请另一家物业公司时，由开发商运营的原物业公司拒绝离开。向当地政府寻求帮助的呼声也大多遭到了拒绝。
成员们的决心反而变得更加坚定。1月集会当天，当他们再次试图将旧公司赶走时，数十人赶在日出前从北京驱车前往。（这些通常富有的业主中，许多是将在该小区的房子当做别墅使用。）
76岁的柳信中（音）就是其中之一。作为一家国企的退休高管，柳先生说他最初加入该组织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房产价值，并且钦佩其他业主的满腔热情。
“我参与到里边呢，我又觉得对他们不守法有点憎恨，”戴着绒线帽、拿着保温杯御寒的他说。
这些业主的抗争是一个例子，展示了尽管政府试图扑灭独立的组织活动，但仍有一些中国人在努力维护自己的权益。
近年来，中国各地纷纷成立了新的业主委员会，尤其是在新冠疫情之后，当时地方政府将许多城镇居民长期封控在社区内。突然间，许多居民意识到了掌控自己住所的重要性。
盗窃案后，居民开始组织起来
2021年夏天，拉斐水岸（一个模仿法国庄园风格的高档社区）的生活还很宁静。业主们在塞纳河餐厅用餐，漫步经过一座拿破仑金像。
随后在当年9月，15户住宅遭入室盗窃。当业主们要求负责安保的物业管理公司承担责任时，他们发现小区内的许多监控摄像头根本无法工作。
大约十几位业主建立了一个聊天群来讨论对策。他们认为需要成立一个业主委员会。
“你一个人力量是微弱的，集体力量是庞大的，”早期参与讨论的73岁退休金融工作者詹规（音）说道。
业主委员会在中国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在执政的共产党于1990年代开始允许私有财产所有权后，业主与开发商之间的纠纷增多，业主们开始联合起来。政府于2003年正式认可了此类组织，赋予它们选举领导人并对社区事务作出决定的权利。
杜克大学法学教授乔仕彤撰写了一本关于中国业主委员会的书。他说，政府通常对独立组织持警惕态度，但它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处理大量涌现的基层物业纠纷。
乔仕彤表示，对于一些中国人来说，业主组织是他们初次接触自治管理。“许多中国人并不熟悉民主实践：坐下来，交谈，协商并投票。”
但当局也试图控制这些组织，强调其成员应主要由党员组成，有时还会推行内定候选人。乔仕彤说，党正试图“鱼与熊掌兼得”。
在拉斐水岸，业主们迅速行动起来。
他们收集签名支持成立业主委员会。退休高管柳先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以激发热情。13名候选人竞选七个委员会席位，他们承诺改善垃圾处理并提高管理费的财务透明度。
退休金融工作者詹女士没有参选，但每天花费数小时协调居民群聊，处理各种问题和投诉——关于从未兑现的游泳池、从未修复的脱落墙面，以及冬天经常爆裂的管道。
“我们养老的血汗钱都在这儿，”她说。
最终，超过1600名业主投票支持成立业主委员会。
起初，拉斐水岸所在的官厅镇官员拒绝接受该委员会的注册。他们最终勉强同意，但后来又试图撤销其资格，指责该组织试图进行过于独立的运作。
“任何形式的业主自治都应当在党和政府的指导和监督之下，”政府在一封信中表示。
2023年，一些业主前往县政府办公室抗议干预行为。包括柳先生在内的几人被警察拘留，被指控扰乱公共秩序。
柳先生说他被扣押了六个小时。他说，警察称抗议非法，并施压让他指责业主委员会。他坚称业主们是自愿行动的，最终被释放。
在中国，许多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开发商关系密切，通过向后者出让土地获取收入。拉斐水岸业主委员会在其社交媒体页面上指责政府与开发商勾结。
《纽约时报》无法独立核实这些指控。
镇政府曾表示支持业主的自治权。“但仍有必要重申，保护业主的自治权利不代表放任自流，”它在致该委员会的一封信中写道。
物业管理公司利鸿公司附和了政府的说法，称该委员会的运作不合法。它还起诉了那些作为抗议手段而拒绝支付物业管理费的居民。
这种压力可能会阻吓其他人，但拉斐水岸的业主们有一些优势：时间和金钱。
许多人是退休官员、教授和高管。他们聘请了律师并组织休闲活动以提振士气，其中一次活动中他们唱卡拉OK并起草了给当地法院的信。
他们也很有政治头脑。他们知道必须突出官方的不当行为，同时看起来不能挑战政府。
位于一名成员家中的业主委员会总部的墙上张贴着宣示效忠政府的标语。该组织致当局的信函中引用了党关于基层治理的口号。
“说来说去就是要保持常识，你要开放，然后呢去发现什么地方不公正，”另一位业主、64岁的退休官员贺树忠（音）说。“然后就是利用现有的这种体制的可用的地方。”
尽管如此，一些成员已变得不耐烦。贺先生说，他曾与那些希望直接批评政府官员的业主发生过争执。
1月集会当天清晨，贺先生和退休高管柳先生一起从北京驱车前往。原有的物业公司合同即将到期，业主们打算尝试引入他们心仪公司的员工，即使没有开发商的同意。
在车里，两人讨论了成功的定义。他们应该要求开发商的公司彻底撤离吗？还是说让新公司进入小区就足够了？
当柳先生驾驶着他的梅赛德斯-奔驰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他暗示一场觉醒正在发生。
“大家已经意识到了，这不是简单的一个物业问题了，”他说。
日出后不久，柳先生和贺先生与约50名其他业主在拉斐水岸的大门口汇合。
委员会负责人卫肖扬（音）审议了议程：她和其他几名业主将与当地官员和物业公司领导会面，其他人则在广场上集会。
但官员和公司代表并没有露面。保安试图撕毁业主的横幅。
业主们毫不畏惧，挥舞着中国国旗，高唱爱国歌曲。
几个人设法把他们选择的物业公司——瑞赢物业的员工带进了小区。人群欢呼起来。
“热烈地欢迎瑞赢物业公司！”他们高呼。
几名官员最终到达，尽管物业公司仍拒绝露面。他们与业主在一间会议室里谈了几个小时。
天黑后，他们出来时，卫女士宣布官员已同意要求开发商的物业公司离开，尽管官员声称他们无法强制执行。（卫女士拒绝接受采访。）
对一些业主来说，这听起来像是又一张空头支票。退休官员贺先生则更乐观一些。
他说，整个经历是一场他从未预料到的社区动员实验。他很高兴这件事能继续下去。
“因为这真的是太珍贵了，”他说，并补充道，“我是希望就是慢慢的发酵，如果很快就完了，（就）不好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