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三大才子之首，为何死得最惨？围炉文史

明永乐十三年正月十三，南京下了一场大雪。锦衣卫指挥使纪纲，将一份准备赦免的囚徒名单呈给明成祖朱棣。

朱棣浏览名单时，忽然看到一个名字，随口问了一句：“缙犹在耶？”

这句话后人无法判断朱棣是感慨还是责问，但纪纲完全领会了帝王的意思。他回到锦衣卫诏狱，拿来烈酒将解缙灌醉，随后命狱卒把醉倒的解缙拖到院子里，埋进厚厚的积雪中。当天，解缙去世，时年四十七岁。他本就在待赦名单上，只差朱棣的一句明确赦免，却因这随口一问，丢了性命。

解缙是明朝著名才子，后世将他与杨慎、徐渭并称为“明朝三大才子”。这三人都极具才华，且人生坎坷，相比之下，唐伯虎虽有名气，却因命运波折不及三人，未能入选。解缙出生在江西吉安府的一个官宦家庭，吉安在宋明时期文风兴盛，科举人才辈出，解缙从小就展现出过人的天赋。

据解缙的同僚杨士奇后来为他撰写的墓志铭记载，解缙七岁就能作诗，十岁每天能诵读数千字，且过目不忘，十二岁便读完四书五经，对书中义理颇有见解，是当地有名的神童。洪武二十年，十八岁的解缙参加江西乡试，一举考中解元（全省第一名）；次年进京参加会试，考中进士，是同榜进士中年龄最小的一位。

少年登科后，解缙进入翰林院，得以随侍在朱元璋身边。朱元璋一生杀伐果断，对这位年少有才的后辈却格外宽厚，曾特意召见他，说“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鼓励他大胆进言。

年轻的解缙当真了，当天就写下《大庖西封事》这篇万言书，详细指出朝廷当时存在的问题：用刑太严、用人不当、赋税繁重，甚至具体建议朱元璋该读什么书、不该读什么书。后世很多史学家认为，解缙此举太过幼稚，不懂官场分寸，仅凭一句帝王的鼓励就直言不讳，为后来的命运埋下隐患。

不过，史学家商传经过考证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大庖西封事》中的很多建议，其实正是朱元璋当时正在筹划或已经开始推行的政策。朱元璋可能是故意选中解缙这个初入官场、不谙世故的年轻人，借他的口提出这些主张，以此作为革除时弊的突破口。解缙对此并不知情，他一心想做辅佐帝王的贤臣，写完万言书后，又很快呈上《太平十策》，从分封藩王、民生治理等多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治国思路。

在《太平十策》中，解缙明确提到了明初分封诸王的隐患，这一点后来被历史印证——靖难之役的爆发，就与藩王权力过大有关。但在当时，谈论藩王问题是朝堂大忌。十多年前，官员叶伯巨就因上书指出“封藩太侈”，被朱元璋认为是离间皇家亲情，打入诏狱后活活饿死。解缙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但他还是坚持写下了自己的看法。万幸的是，这次朱元璋只是对奏疏不予理会，没有追究他的罪责，不过心里已经对他产生了不满，而朝堂上的官员，也大多把他看成一个恃才傲物的狂生。

真正让朱元璋对解缙失去耐心的，是解缙的“侠义”性格。他仗着自己有才，又心怀正义，常常替人打抱不平，把官场当成了可以直言仗义的地方。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爆发，牵连人数多达一万五千人；洪武二十三年，韩国公李善长受此案牵连，被迫自杀。满朝文武都不敢多言，解缙却主动站出来，替虞部郎中王国用起草了一篇为李善长辩冤的奏疏。

这篇奏疏写得条理清晰、有理有据，核心意思是：李善长已经是勋臣第一，生前封公，死后可封王，子女联姻皇室，富贵到了极点，根本没有必要辅佐胡惟庸谋逆。就算谋逆成功，他能得到的富贵也不会比现在更多，以他的智商，绝不会做这种得不偿失的事。奏疏还提醒朱元璋，李善长已经死了，希望陛下能以此为戒，不然天下人会觉得“功劳像李善长这么大的人，尚且落得如此下场”，人心会因此涣散。

这篇奏疏言辞直白，甚至有些尖锐，朱元璋读了之后，也忍不住反复翻看。解缙并不避讳自己是代笔人，朱元璋很快就知道了这篇奏疏是他写的。不久之后，解缙又撰文弹劾都御史袁泰，列举了袁泰依仗权势、作奸犯科的种种罪状，把他的恶行写得十分详细。朱元璋此时已经对解缙的“多管闲事”极为不满，不仅没有处置袁泰，反而指责解缙缺乏涵养、不懂分寸。

洪武二十四年，解缙的父亲解开入京觐见朱元璋。朱元璋趁机对解开说，让解缙回家继续读书，十年之后，再回来为朝廷效力。这其实是一种体面的方式，把解缙赶出了朝堂。此时的解缙才二十二岁，入仕不过三年多。后来解缙回忆这段经历时也承认，自己当时太过狂傲，不懂屈膝退让，所以遭到了很多人的诽谤和排挤，才落得这样的下场。

解缙回到江西老家后，闭门读书八年，心中满是郁闷，却也无可奈何。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朱元璋病逝，解缙听到消息后，立刻赶往南京。他的悲伤，不仅是因为朱元璋的去世，更因为朱元璋曾经许诺的“十年后大用”，如今也随着朱元璋的离世，变得遥遥无期。

这次入京，解缙的运气并不好。朝堂上的官员都记得，朱元璋当初让解缙回家读书十年，如今十年期限未到，解缙就擅自回京，于是有人弹劾他违背遗诏。更有人翻出他的家事，说他母亲去世后还没有下葬，父亲已经九十高龄，他却不顾家人，跑到京城来谋求官职，把他说成是“不忠不孝”之人。

新即位的建文帝，最终下令将解缙贬到陕西临洮的河州卫，担任一名普通吏员。河州卫地处西北，气候苦寒，解缙到任后不久，就因心情郁闷加上水土不服，病倒了。走投无路之下，解缙终于放下了自己的孤傲，写信给礼部侍郎董伦求助。

这封信写得十分恳切，其中还提到，自己当年曾多次上书，指出分封藩王可能会引发战乱，如今建文帝推行削藩，正好印证了他当初的预见。他想通过这句话，表明自己支持建文帝的政策，希望能得到重用。董伦被这封信打动，也十分欣赏解缙的才华，于是向建文帝举荐了解缙。不久之后，解缙被召回南京，但在建文朝的几年里，他始终只是一个品级最低的小官，没有得到真正的重用。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解缙身上的锐气和侠气，并没有因为被贬谪而消退。他依旧直言不讳，不懂得迎合官场规则，与当时整个朝堂的氛围格格不入。所以在建文朝的几年里，解缙一直郁郁不得志，没能发挥自己的才华，在历史上也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直到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侄子建文帝的皇位，解缙的命运才发生了转折。靖难之役是明初最大的一次政治洗牌，每个官员都必须做出选择，站错队就可能丢掉性命。最典型的就是方孝孺，朱棣登基后，想让方孝孺为他草拟《登极诏》，以此证明自己即位的合法性，但方孝孺誓死不从，最终被处死，成为后世眼中“忠君”的典范。

而在建文朝备受冷遇的解缙，选择了迎附朱棣。很多人都拿解缙和方孝孺作对比，指责解缙贪生怕死、见风使舵，甚至有史料记载，解缙在投奔朱棣的前一天晚上，还在朋友家发誓要和建文帝共存亡。不过这些记载，很可能是后人故意编排的，目的是贬低解缙，未必可信。

其实站在解缙的角度来看，他在建文朝始终没有得到重用，没有机会为建文帝效力，自然也就谈不上“忠君”。在这场皇族内部的权力争夺中，他选择投靠朱棣，更多的是想找到一个能施展自己才华的平台，而不是单纯的“趋炎附势”。值得注意的是，解缙在洪武朝和建文朝一直强调的“分封藩王有隐患”，到了永乐朝就成了政治不正确的言论，他也很识趣地不再提及这件事。

朱棣在历史上以嗜杀闻名，登基后大肆屠戮建文帝时期的旧臣，但解缙却在此时一路升迁，很快就达到了人生的巅峰。和解缙一起迎附朱棣的官员，大多只升了一级，只有解缙，从从九品的翰林待诏，一下子升到了正六品的侍读，相当于连升八级，速度之快，堪比坐直升机。

解缙之所以能得到朱棣的如此器重，史学家商传经过考证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为朱棣草拟了《登极诏》——也就是方孝孺宁死不肯写的那篇诏书。虽然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这件事，但解缙的友人后来回忆说，朱棣登基初期，所有的朝廷公告和重要讲话，都是解缙写的。而《登极诏》作为证明朱棣即位合法性的关键文献，需要极高的文采和政治素养才能撰写，当时朝堂上，恐怕只有解缙有这个能力。

《登极诏》中，朱棣被塑造成了一个“遵祖训、清君侧”的忠臣，诏书称，朱棣起兵是为了清除建文帝身边的奸臣，本来想效仿周公辅佐成王，没想到攻到南京后，建文帝已经自焚而死。朱棣在万般无奈之下，迫于文武百官的请求，才勉强即位。这个说法，正好迎合了朱棣的心意，也让他的登基显得“名正言顺”。

此后的五年里，朱棣对解缙十分信任和宠爱，解缙也成为明朝最早的阁臣之一，是朱棣最亲近的近臣。有一件事能很好地证明朱棣对解缙的信任：朱棣登基初期，曾让解缙等人检阅建文帝时期官员们上呈的上千件奏疏，并明确指示，除了涉及国家经济数据、有实用价值的奏疏之外，其他涉及靖难之役、削藩等事情的奏疏，一律焚毁。

这些要焚毁的奏疏中，很可能就包括解缙当年为建文帝写的削藩建议。朱棣愿意焚毁这些奏疏，不跟解缙算旧账，足以说明他对解缙的信任。解缙在永乐朝的主要工作，集中在文化和宣传方面，相当于当时的“宣传部长”和“文化部长”。

他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重修《太祖实录》。这部史书是建文帝时期修撰的，其中涉及靖难之役的内容，不符合朱棣的心意，需要重新删改和美化，解缙的才华在这件事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是主持编纂《永乐大典》。盛世修书是古代的传统，这件事正好契合解缙的专长，他也十分乐意做这件事。

《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类书，解缙作为总编纂，统筹了全国各地的学者，搜集了当时能找到的所有典籍，涵盖经史子集、天文地理、医卜星相、戏曲小说等各个领域，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果解缙能一直安心做这些文化工作，收敛自己的性格，或许能平稳地度过一生，得以善终。但他骨子里的“帝王师”情结，终究让他卷入了最凶险的政治斗争。

立储是古代王朝的头等大事，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历史上很多王朝都因为立储不当，引发了内部争斗，甚至走向灭亡。解缙作为朱棣最信任的近臣，担心明朝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于是主动介入了立储之争。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失误，也直接导致了他的死亡。

朱棣一共有四个儿子，其中最受宠爱的是次子朱高煦。朱高煦在靖难之役中立下了赫赫战功，性格勇猛，很对朱棣的胃口；而长子朱高炽，身体肥胖，性格柔仁，朱棣并不喜欢他。朝中很多官员都看出了朱棣的心思，纷纷回避立储这个话题，生怕惹祸上身，但解缙却没有回避。

他多次在朱棣面前进言，劝朱棣早立长子朱高炽为太子，理由是朱高炽仁孝，深得民心，适合做君主。有一次，朱棣私下问解缙对立储的看法，解缙直言“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看到朱棣脸色不悦，他又补充了一句“好圣孙”——这里的“圣孙”，指的是朱高炽的儿子朱瞻基。朱瞻基聪明伶俐，很受朱棣喜爱，解缙想以此说服朱棣，立朱高炽为太子，这样朱瞻基将来才能继承皇位。

据说，正是这句话，让朱棣最终下定决心，立朱高炽为太子。但解缙的这个举动，也彻底得罪了朱高煦。朱高煦本来以为自己能被立为太子，结果因为解缙的进言，储位旁落，他对解缙恨之入骨，开始不断在朱棣面前说解缙的坏话，诬陷他离间皇家骨肉、泄露宫廷秘事。

朱棣一开始还不信，但架不住朱高煦反复诬陷，加上他对解缙的宠信本就随着时间慢慢消退，渐渐就疏远了解缙。后来，解缙劝谏朱棣，让他约束朱高煦的权力，避免朱高煦势力过大，引发争斗。朱棣大怒，认为解缙果然是在离间他们父子，对解缙更加不满。最终，朱高煦诬陷解缙把立储之争的事情泄露到了朝堂之外，朱棣震怒之下，下令将解缙贬谪到广西。

这是永乐五年春天的事情，解缙的好日子，从这一刻起就彻底结束了。但厄运并没有就此停止，不久之后，解缙又被从广西贬到了更远的交趾，也就是现在的越南北部。交趾当时是明朝的属地，地处偏远，环境恶劣，解缙在那里过得十分艰难。

永乐八年，解缙奉命入京奏事，他到达南京时，朱棣正好带兵北征，不在京城。解缙按照当时的规矩，谒见了太子朱高炽，然后就返回了交趾。这件事被朱高煦知道后，又趁机诬陷解缙，说他故意在朱棣外出的时候私谒太子，显然是和太子勾结，图谋不轨。

朱棣北征回来后，听到朱高煦的诬陷，勃然大怒，下令将解缙逮捕入狱。永乐九年六月，解缙被关进锦衣卫诏狱，这一关，就是三年半。在狱中，解缙遭受了严刑拷打，还被牵连出汤宗、高得抃、李贯等一批官员，这些人也都被关进了诏狱。

解缙在狱中受苦的时候，朝中没有一个官员站出来替他说话。一方面，朱棣当时的统治十分严苛，官员们都害怕引火烧身，不敢为解缙求情；另一方面，解缙平时性格狂放，喜欢评价朝中官员，无所顾忌，得罪了很多权贵，这些人不仅不帮他，反而在关键时刻落井下石。

杨士奇后来在回忆解缙时说，解缙这个人重义轻利，心地善良，看到别人有困难，总会尽力帮忙，对老朋友和名士的后代也十分照顾，而且他心胸开阔，不斤斤计较，不管是山野百姓还是小孩子，都愿意和他亲近。但在官场中，这样的性格并不受欢迎，他的才华和狂放，只会招来别人的忌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