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娃情史：不忠于任何人的忠贞文史留痕

翻开波伏娃的人生履历，我不得不叹服，她的人生是这么的精彩，她的情史是这么的混乱。

西蒙娜·德·波伏娃，这位存在主义女斗士，一生都在用身体和笔杆子实践她的那套“自由哲学”。1947年，她在美国芝加哥邂逅作家纳尔逊·奥尔格伦，两人一拍即合，激情如野火。奥尔格伦这耿直、粗犷的美国佬，爱波伏娃爱得死去活来，很快与自己的妻子离了婚，转身向波伏娃求婚，要波伏娃嫁给他，做他的妻子。波伏娃呢？确实也动过结婚的念头。但是经过深思熟虑，她拒绝了奥尔格伦，甩出一句必将流传千古的经典反问：“我怎么能只做奥尔格伦你一个人的妻子呢？”

这话听起来可不是在撒娇啊，是波伏娃一辈子的爱情宣言：爱不是牢笼，而是并肩的冒险。在萨特、自己还年少轻狂时，他和她就约定了两人之间的“必要之爱”和“偶然之爱”，他和她，一个是不肯被任何男人独占，一个是不愿被任何女人所禁锢，这正是她拒绝奥尔格伦的原因。

波伏娃的一生其实就是现实版的《第二性》，纠缠着萨特、奥尔格伦、朗兹曼，还有一堆年轻女学生，写到这肯定让你惊愕吧？没错，波伏娃是双性恋，既爱男人，也爱女人。她的情史，伴随着男人，也伴随着女人，甜蜜、痛苦、背叛、解放，全搅在一起。

1929年，二十出头的波伏娃遇见让-保罗·萨特，两人同时考过哲学教师资格，她第二，他第一。萨特这矮个子天才，一眼就看出她不是凡人：“咱们签个两年合同吧，必要之爱，但允许偶然之爱。” 波伏娃乐了。两人从不结婚、从不同居、也不生娃，却约定绝对坦诚，互相分享一切——包括情人。萨特是她的人生灵魂伴侣，波伏娃是萨特的河狸（Castor，她的昵称，河狸是勤奋的象征）。确实，波伏娃年轻时也是很拼的，不然怎么能夺得哲学教师资格考的第二名呢？第一名虽然被萨特所得，但是他却是一个“复读生”。没错，萨特大学毕业第一次参加哲学教师资格考的时候，竟然没有通过，当年夺得第一的是巴黎高师的同窗、好友雷蒙·阿隆。

波伏娃很早就尝试“性自由”，她不仅爱男人，也爱女人，她是个不折不扣的双性恋。几年前，我在一篇评论《第二性》的文章后提醒作者波伏娃是“双性恋”，作者回复我“这样诬陷抹黑偶像，有意思吗？”。完了就把我拉黑了。拉黑我没有任何问题，问题是作者完全惘顾事实，文过饰非。

20世纪30年代，波伏娃在鲁昂著名的贞德中学、巴黎的莫里哀中学教书时，认识了几个女学生，后来发展为情人，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奥尔加·科萨基维奇，这个美得像妖精的人，波伏娃爱她，也把她“介绍”给萨特，三人组成了闻名一时的“家庭”。

奥尔加后来跟波伏娃的另一个异性情人雅克-洛朗·博斯特结婚。博斯特本是波伏娃的学生，22岁那年认识波伏娃，很快成为她的情夫。谁能想得到，博斯特转眼娶了波伏娃的同性情人奥尔加，成为她的丈夫。波伏娃在《女客》里把这三角恋写得淋漓尽致：嫉妒、占有、背叛，全是存在主义的活教材。

该怎么来表述这段关系呢？波伏娃的男学生、异性情人博斯特，娶了波伏娃的女学生、同性情人奥尔加。我的天！试想一下，除了波伏娃，现实中还有谁能拥有这种比“小说”还小说的世俗生活呢？

客观地说，这时候的波伏娃，已经在玩火。我很难在道德判断和价值判断上给予波伏娃正面的评价。身为老师，她面对学生的时候，双方的权力绝对处在不对等的位置上，无论波伏娃事前事后美其名曰“解放女性”，从道德情操、价值观选择方面都是难以容忍的。

姑娘们有的崩溃，有的被萨特甩了就人间蒸发，从此不知所踪。波伏娃在《第二性》里痛批“痴情女人”把自己献给男人，变成“内在性”的囚徒。可轮到波伏娃自己，一面把萨特当作爱的主心骨，一面享受多角游戏，心安理得地那些男女情人纳入自己怀中。1939年二战爆发，萨特不得不走上前线，波伏娃在巴黎几乎每天给他写信：“亲爱的，你是我的全部。” 同时她跟博斯特的私情还在轰轰烈烈地继续着。二战结束后，波伏娃在小说《他人的血》里把爱情幻化为政治的影子，自由绝不是空谈，而是一种在炮火里淌血的真实。

战后，法国的存在主义文学大师们如萨特、加缪、波伏娃先后去美国访问，这仨都在美国找到了情人。波伏娃稍晚于上述两人于1947年飞到美国巡讲，很快搭上美国作家奥尔格伦。这可以说是波伏娃情史当中最野、最轰轰烈烈的一把火。在芝加哥的破旧公寓里，两人滚床单、聊文学、骂资本主义，奥尔格伦叫她“我的疯青蛙”，她回他“我的甜鳄鱼”，这种激情持续好几年，波伏娃甚至为了这段感情开始学英语，写了一堆越洋情书，里面全是“我要你整个身体”。奥尔格伦恐怕也是动了真心，跟原配离婚，并多次向波伏娃求婚，想把波伏娃留在美国，过普通日子。

波伏娃犹豫过，但最终选择回绝：“我不能只属于你一个人。” 为什么？因为巴黎有萨特，有《现代》杂志，有她的写作事业。波伏娃说，婚姻是“社会劳役”，会把女人变成附属品。奥尔格伦伤心、绝望之后，在小说中骂她“法国婊子”。这段恋情，成了波伏娃精彩而混乱情感史的高潮：她尝尽了纯粹的肉体狂欢，却用冰冷的理性浇灭了它。某种意义上而言，这不是冷血，而是波伏娃对“偶然之爱”的忠诚，可以爱得热烈，但绝不能被绑死为“必然之爱”。

同奥尔格伦分手之后不久，1952年，44岁的波伏娃在徐娘半老之际，又爱上小她17岁的克劳德·朗兹曼。这个新情人是萨特的秘书，电影导演，英俊性感年轻，他们同居了7年，那是波伏娃一生唯一一次跟男人公开同居在一起。她在给朗兹曼的信里直白地说：“我爱萨特，但我们的身体什么都不是。” 朗兹曼满足了她萨特给不了的激情，两人一起编辑杂志、拍纪录片，还把《第二性》的灵感磨得更锋利。1959年分手时，波伏娃像个少女一样哭得稀里哗啦，却不为彼此的相遇有一丝的后悔。同期，波伏娃依然保持同性恋情，跟女学生碧安卡·比嫩费尔德产生感情纠葛。两人分手后，碧安卡在回忆录里控诉波伏娃，声称被她“利用”。波伏娃辩解称那是“女性自主”，与这位年轻同性情人的爱是一种“偶然的爱”的实验。

晚年，独眼的萨特好的那只眼睛也坏了，成为一个瞎子，身体每况愈下。这时候，守护着萨特的是波伏娃，她不是她的妻子，却担起了妻子的责任。波伏娃像只老河狸护着窝一样护着他，直到1980年萨特去世。为了纪念这段感情，波伏娃写了《永别的仪式》一书，坦然面对死亡，解剖彼此的感情，字字带血。

在最后的那些岁月，陪伴在波伏娃身边的是她晚年收养的干女儿西尔维·勒邦。

波伏娃情史拉上了帷幕，但她关于爱的哲学没有谢幕，她的《第二性》也早就成了女权圣经。波伏娃的一生完全在践行“爱情该是平等者的计划”，而不是彼此的一场算计一生的吞噬。

坦率地讲，波伏娃的“开放”、“自由”有时完全是一种套上高级外衣的自私。萨特永远是她的太阳，是象征，是宏大叙事，她自己是月亮，是抒情，是细腻的体验。曾经那些年轻的男性、女性情人，对波伏娃而言不过是她验证哲学的道具。

波伏娃留给别人的爱，后劲太大，大到奥尔格伦一辈子都没走出来。而朗兹曼把同波伏娃的情书卖给耶鲁大学时竟然还酸溜溜地说“比给奥尔格伦的还猛”。

波伏娃坚定地批判、否定婚姻，却体面地维持萨特是终身伴侣的形象。波伏娃打着解放女性的大旗，却在不对等的、爱的游戏里游刃有余。同为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在戏剧巨著《间隔》中说“他人即地狱”，波伏娃却在现实生活中把这个地狱打造为人间的浪漫游乐场。

1986年，波伏娃精彩的一生拉上帷幕，死后和萨特葬在一起，墓碑上没有多余的文字。她的一生足够精彩，她的著作也有足够的生命力。无论是萨特，还是奥尔格伦，要是他们地下有知，会不会说上这么一句：波伏娃，你在人世间怎么只做一个人的妻子呢？你是全世界的河狸！

波伏娃的一生，就是这么一场不忠于任何人的忠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