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艺70年：辉煌背后，全是代价蹦迪班长

在中国现代话剧发展史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是一个无比璀璨的存在。

“郭（沫若）老（舍）曹（禺）”专供的精妙剧本、周恩来特批的雄伟剧场；“四大导”（焦菊隐、欧阳山尊、夏淳、梅阡）领衔的导演天团，以及连濮存昕梁冠华冯远征都算晚辈的演员阵容……

70多年来，这里上演了一场场经典剧目，捧红了一代代巨星名角。但在光鲜背后，“戏比天大”，才是北京人艺颠扑不破的信仰。

冯远征当上院长后，有记者问他，戏真的比天大吗？冯远征说，戏真的没有天大，因为天下大事太多了。但是走进北京人艺，进到后台，戏一定比天大。

之前一任院长任鸣，导演出身，最大的爱好就是排戏，一辈子导过90多部剧，堪称人艺之最。50岁那年，他给自己写了首打油诗：

吾辈一生只懂戏，万般与俺无关系。

不图虚名不贪钱，把戏排好便可以。

北京就要一个话剧团

起初，北京人艺并不是一个专门演话剧的单位。

1950年元旦，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由战时的华北人民文工团改建而成，是一所包含歌剧、话剧、昆曲、舞蹈、管弦乐等多种艺术门类的综合性大剧院，史称“老人艺”。

到1951年秋天，文化部要求文艺团体专业化，准备将“老人艺”下辖的各类艺术团体独立出来，由中央直接管理。时任北京市市长彭真表态，歌剧、舞蹈、乐团等都交上去，北京就要一个话剧团，院名不变，建立“新人艺”。

1952年6月12日，合并了中戏话剧团的“新人艺”成立，曹禺任院长，焦菊隐、欧阳山尊任副院长，赵起扬任秘书长。

曹、焦、欧、赵以前都干过戏，但谁也没办过剧院。他们连续讨论了十来天，最终统一思想、明确目标：

要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办成像莫斯科艺术剧院那样具有世界一流水平，而又有民族特色和自己风格的话剧院。

北京人艺“四巨头”：曹禺、焦菊隐、欧阳山尊、赵起扬（从左至右）

人艺建院后的头等大事，不是排练，而是下厂下乡——所有人先跟着工农朋友们生活、劳动半年。北京人艺号称“以四个小戏起家”，指的正是根据这段经历排演的《喜事》《赵小兰》《麦收之前》《夫妻之间》四部短剧。

尽管“四小戏”颇有迎合当年意识形态之嫌，但是“先体验后排练”的创作理念绝非做做样子。

早在“老人艺”时期，51年话剧《龙须沟》排练前，导演焦菊隐就要求全组到臭气熏天的龙须沟体验生活，“不但这个戏需要体验生活，将来每个戏都应该从体验生活开始。”

三个月后，演员们交上了各自的“人物小传”，男主角于是之更是写满6000字，把戏中“程疯子”的家庭背景、人生经历、脾气秉性全部设想出来。

《龙须沟》首演即获成功，被周恩来带进中南海。毛泽东看完，笑称“戏里那个‘疯子’很有意思”，24岁的于是之一炮而红。

1951年，，于是之（左）饰演程疯子

于是之自幼家贫，演“程疯子”有生活根底，“那些人，我都似曾相识；那些台词，我都是一句一句听着它们长大了的。”1954年，“四大导”之一的夏淳排《雷雨》，让他演大少爷“周萍”，于是之不会了。

当时“左倾”之风渐起，流行用阶级分析方法给人物排队，周萍属于“资产阶级孝子贤孙”，需要狠狠批判。于是之一来没生活经验也没地方体验，二来又无法表现周萍对繁漪、四凤的爱，始终找不对感觉。他勉强撑完54年首版，到59年排演国庆献礼版时被苏民换下。

对于北京人艺来说，1954年却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份。周总理亲自批准建造的、人艺专属专用的、音响设备全部德国进口的、紧邻王府井大街的首都剧场正拔地而起，次年即将落成。

日后，无数经典剧目将在这里上演，其中就包括令于是之声名再起的《茶馆》。

那个戏改一改还可以演嘛

1956年秋天，老舍写出了一部四幕六场的话剧《秦氏三兄弟》，讲的是从戊戌变法到新中国成立前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

焦菊隐读完剧本，认为第一幕第二场的茶馆戏很精彩，建议老舍直接以这个“裕泰茶馆”为背景，用茶馆兴衰反映社会变迁，老舍当即应允，“仨月后，我交剧本。”

1957年底，《茶馆》开排，焦菊隐选定于是之演茶馆掌柜“王利发”，这与老舍的想法不谋而合。先前改剧本时，结尾那段著名的“三个老头撒纸钱”，正是于是之替他想出来的。

一旦演回这种情感丰满的平民角色，于是之就像打通全身经脉，比如第二幕招待茶客间隙，他加了个往墙上贴“莫谈国事”的细节，来暗示“国事”终将发生；等贴完字条，他又细心蹭掉手上的糨糊，以此展现王掌柜但求苟安的谨慎性格。

1957年，排练期间，老舍（前排右二）、焦菊隐（前排右一）与剧组人员在一起

1958年7月10日，《茶馆》首演48场后，文化部某副部长来人艺开会，提出“一个剧院的风格首先是政治风格，离开了政治风格讲艺术风格就要犯错误”，而且点名批评《茶馆》，“第二幕逮学生，为什么不让群众多一些并显示出反抗的力量？”次日，《茶馆》停演。

9月12日，周总理到首都剧场看所谓的“跃进戏”《红旗飘飘》。演出结束后，他特意给《茶馆》开绿灯，“那个戏改一改还可以演嘛！”

1963年4月7日，增加了学生示威游行等“红线”情节的《茶馆》再度上演，人艺这块“镇馆之宝”总算勉强保住。

除了受外界环境干扰，话剧创作本身也影响着一部戏的成败。

焦菊隐致力于探索话剧民族化。56年排郭沫若的经典剧目《虎符》时，他让演员们学京剧的念白、练戏曲的水袖，搞得不少人无法适应甚至抗拒排练。有段时间，党委书记赵起扬得天天守在现场，挨个做思想工作。

1957年，排练，演员练戏曲台步

然而，《虎符》强调戏曲化多过民族化，效果并不好。真正实现民族化的是59年首演的《蔡文姬》——郭沫若专门为人艺创作的音乐古装戏，一曲抚琴而歌的《胡笳十八拍》贯穿全场、震慑人心。郭沫若看完，对焦菊隐说：

你用我盖茅厕的材料，建起一座殿堂。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人艺推出了一系列殿堂级作品。《龙须沟》《雷雨》《茶馆》《蔡文姬》之外，还有《日出》《北京人》《骆驼祥子》，以及《带枪的人》《悭吝人》等国外剧目。

人艺群星，也正当闪耀时。

除了于是之，“周朴园”郑榕、“刘麻子”英若诚、“曾文清”蓝天野、“列宁”刁光覃、“虎妞”舒绣文、“蔡文姬”朱琳这些，都是享誉京城的名角。

不过，人艺只认名角，不认明星。比如舒绣文，贵为话剧界“四大名旦”、全国唯四的“艺术一级演员”，就曾主动客串过六句台词的女学生（《风雪夜归人》）和一句台词没有的打字员（《带枪的人》）。

那十几年间，周总理先后41次观看北京人艺的演出，还陪演员们庆元旦、过除夕。

直到1966年，乌云蔽日。

我羡慕那一字不识的人

1966年12月，发生所谓“揪斗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事件”，曹禺受彭真波及，被小将们半夜从床上揪起来，押去中央音乐学院陪斗。

周总理亲自赶到现场，替他说话，“曹禺算什么呢？他又不是走资派。”这才放曹禺回家。

两年后，因为刘少奇夸过《雷雨》“深刻”，曹禺又被说成“刘邓黑司令部御用文人”，发配北京远郊的南口农场放羊，再后来回首都剧场看大门。直到让来访的日本人发现登报，托海外影响的福，曹禺终于得到一份相对轻松的工作——在人艺宿舍传达室发报纸。

患有严重心脏病的舒绣文，同样没少挨整。

有一回，外地来人“提审”她，问30年代跟谁同台演过戏。舒绣文知道他们想听江青的名字，自己说了就倒大霉，宁肯被扇耳光也不说。69年去世时，她只有54岁，双腿浮肿撑破皮肤，流了一地脓水。

1957年，，舒绣文饰演虎妞

焦菊隐的遭遇，又更惨烈些。

动乱初期，焦菊隐觉得自己将来还能导戏。他看样板戏《红灯记》时，对周围人讲，我当年在北平创办中华戏专的工作不能全否定吧，扮演“李奶奶”的高玉倩就是戏专“德”“和”“金““玉”班出来的啊。

1973年，北京人艺排练了一部反映阶级斗争的《云泉战歌》。恰好上面发布新精神，要求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实行“一批、二用、三养”，焦菊隐因此被叫去看戏提意见。隔日，军工宣队让他谈观后感，焦菊隐如实说：

政治上刚及格，艺术上只能给二十分。

正是这耿直的15个字，彻底坐实了他“为30年代反革命文艺黑线翻案，疯狂反对无产阶级新生事物”的深重罪行。

焦菊隐白天劳改晚上拉练，视网膜又被打脱落致半盲，身体很快就垮了。1975年，他罹患肺癌病逝，死后造反派不让擦身体、穿衣裤、留骨灰。家人排除万难，才做好寿服、存下骨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