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21大前的“准戒严”窒息感

万圣节本该是全球狂欢、戴上面具开玩笑的节日。然而，在当前的中国，戴错面具却可能触犯法律。街头变装狂欢基本消失，警察密集巡逻上街抓鬼。种种如临大敌的举措背后，原因再简单不过：当局害怕民众藉节发声。在今日的中国，虚构的鬼怪并不可怕，真实的“公民表达”才是统治者心中最大的恐惧。 这并非孤立的社会事件，而是整体政治气候剧烈变化的缩影。从刚结束的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到即将迎来的二十一大，中国正从体制运作、街头管控到日常生活细节，全面步入一种“准戒严”的高压状态。

中共第二十届五中全会于10月26日到29日于北京举行。 体制常态的打破 秩序异变与“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信号 要理解街头的恐惧，必须先看懂中枢的异常。学者提出“二十一大前为何可能没有七中全会？”这并非算术问题，而是中共党内政治节奏被严重打破与压缩的产物。 由于二十届三中全会罕见地延宕了长时间才召开，导致后续中全会的节奏整体向前推挤。原先该在三中讨论的经济议题被延至四中，原先预计讨论“党建”与体制控制的六中议题，则被提前到了五中。按照此一推挤逻辑，二十一大召开前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将直接落在六中，传统意义上的“七中全会”极可能不复存在。 这种会期与议题的挪移，传递出极其明确的政治讯号：五中全会的主轴完全锁定在“全面从严治党”与政治整肃，而非外界所期盼的经济路线调校，更非高层接班梯队的安排。当体制内的权力转移与权力分享机制被高度冻结，“从严治党”的本质便转化为对党内与社会的全面紧缩。 街头表达的净化 万圣节从“政治荒谬剧”到“清场禁言” 体制顶层的紧缩，迅速反映在街头的治安动员上。2023 年的上海万圣节，年轻人透过扮演“大白（防疫人员）”、“维尼”、“皇帝”以及拿着空白 A4 纸的青年，将压抑的社会情绪转化为一场高明而讽刺的政治荒谬剧。 到了近两年，不是因“文化自信”而不过洋节，而是当局对这种“藉节发声”的容忍度已降至零点。从劝返、没收道具，到直接将扮装者带回公安局过夜，万圣节被彻底“净化”。近期，就像法国球星姆巴佩只因私下玩了一张“毛泽东换脸迷因”就被扣上辱华大帽，逼得道歉一样。当局在街头同样容不下任何荒诞符号。这种对符号与隐喻的极端焦虑，展现出统治集团脆弱的自信心，当一个政权连民众戴着面具讲笑话都视为体制威胁时，其社会控制已然进入临战状态。 日常生活的防范 深圳“禁鸣喇叭”背后的极限管控思维 最能体现这种“准戒严”气氛渗透至日常生活的，莫过于象征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将实施“禁鸣喇叭”新规。表面上，这是城市环境治理；但在政治嗅觉敏感的人眼中，这无疑是控制工具的进一步升级。 当鸣喇叭这种最基础的民意宣泄与声响警告都被严加管制，网友甚至调侃以后要人让路只能“扮泰山靠吼”，甚至打趣小米雷军将汽车装上外部扩音器是“先知”。即将举办APEC，连象征开放、流动与经济创新的深圳，都散发出浓厚的政治防范味，反映出当局对任何可能引发集体共鸣、声响聚集或社会不满的日常符号，都实施了预防性打压。 从中共高层会期的常态打破，到万圣节街头的符号清场，再到深圳对社会声响的极限管控，这三起看似平行事件的交集点，正是中国社会日益严峻的“准戒严”现实。 对照来看，中国的言论管制越来越紧，自由派已经基本噤声。万圣节这天，台北市长参选人举行热闹辩论，再查看中国的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关心的、讨论的不多，现在已经不是那个三民主义光芒照耀大陆的时代。 平心而论，在二十一大前的政治敏感期，中共正试图打造一个无声、无符号、无意外的“绝对安全区”。然而，一个连万圣节欢笑声与汽车喇叭声都无法容忍的社会，虽然表面维持了绝对的肃静，内部积压的社会张力却从未消失。当“表达”成为最大的禁忌，这种靠高压压制的平静，恰恰是体制最大的不安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