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孕期焦虑抑郁有了“技术标尺”
“孕期抑郁和焦虑绝对不是‘矫情’，而是有明确流行病学证据、有规范防治手段的健康问题。更值得关注的是，女性孕期情绪问题与早产、低出生体重等不良妊娠结局相关，还影响孩子的远期发育。”近日，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王斌在接受《医学科学报》采访时表示，守护孕产妇心理健康，就是守护两代人的健康。 数据显示，我国女性产前抑郁的合并患病率约19.7%，产后抑郁约为14.8%；而孕期焦虑的合并患病率约为17.4%。并且，女性孕期抑郁、焦虑症状的检出率及严重程度会随孕周增加而升高。 更令人揪心的是，2025年一项中国混合方法研究显示，45.5%筛查阳性的孕产妇未获得任何心理健康服务。 鉴于此，由王斌担任编写组组长召集国内精神卫生、妇产科、妇幼保健、中医、护理以及法律等领域专家，撰写了《中国孕期女性心理健康专家共识》（以下简称共识），并形成101条推荐意见。相关论文发表于近期的《西南医科大学学报》。 抑郁与焦虑常同时存在 共识指出，孕期心理健康问题涵盖一般心理困扰、亚临床症状，直至达到诊断标准的各类精神障碍，主要包括孕期抑郁、孕期焦虑、分娩恐惧、强迫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双相障碍以及产后精神病等。 “其中，孕期抑郁与孕期焦虑最为常见且常同时存在，这也是本共识关注的核心问题。”王斌说。 未被识别和干预的孕期抑郁、焦虑，会显著损害孕妇的社会功能与生活质量，还会降低产科保健依从性，并与物质使用、自伤及自杀风险相关；自杀是围产期孕产妇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孕期抑郁还是产后抑郁最强的预测因素之一。 世界卫生组织（WHO）2022年发布的《围产期精神健康融入妇幼保健服务指南》，倡导将围产期心理健康服务整合入常规妇幼保健体系。近年来，我国相继发表相关共识或政策文件关注到孕期女性心理问题。比如《孕产妇心理健康管理专家共识》《围产期抑郁症筛查与诊治专家共识》《围产期精神障碍筛查与诊治专家共识》《孕产妇抑郁障碍综合防治策略与技术专家共识》等。 “但政策落地还缺一把‘技术标尺’：到底用什么工具筛，界值定多少，筛出来转给谁，各级机构各负什么责，长期缺乏统一规范。”王斌表示，这就是他们制定这部共识的出发点。 可推敲的循证证据 为了让共识在方法学上更经得起“推敲”，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陈景旭告诉记者，专家组以问题驱动为导向，围绕44个临床问题展开，每个问题都按PICO格式——人群、干预、对照、结局——结构化解构，再系统检索中英文数据库进行证据评价，避免凭经验下结论。 共识形成的101条推荐意见逐条标注推荐等级，同时注重循证与临床需要的衔接。“对于证据尚不充分但临床亟需规范的问题，专家组基于良好临床实践要点给出建议，同时如实说明证据局限性，绝不夸大结论。”陈景旭表示，从问题到证据到推荐，链条完整，为后续修订和临床研究留出了明确的接口。 记者注意到，共识特别对“中国证据”进行了单独标注并优先采用，陈景旭解释称，这主要基于两点考虑：第一，筛查工具的心理测量学特征、危险因素结构、文化特异性因素（如对胎儿性别的家庭期望、婆媳关系）都有人群依赖性，国际证据不能简单平移；第二，标注本身形成研究激励，让本土研究者看到证据被使用的明确路径。 “可以说，这部共识既是国际证据的中国化整合载体，也是我国本土证据体系建设的起点。”陈景旭说。 陈景旭特别指出，孕期双相障碍不建议随意停用维持药物，但患者普遍惧怕用药致畸，共识设计了五步流程：全面评估、风险分层、药物选择、知情同意与共享决策、动态随访。“我们医生要做的是把用药的风险和不用药的风险同时摆在桌面上，用患者听得懂的语言讲清概率，尊重患者意愿，共同决策、动态调整，而不是单方面宣判吃或停。” 心理筛查须嵌入产检 如何有效地将孕期心理筛查合理地嵌入产检流程，同时规避假阳性带来的孕产妇焦虑？对此，北京大学国际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马辛欣认为，关键是流程再造，而不是增加环节。 具体而言，首先前置填写，把EPDS、GAD-7做成电子化问卷，孕妇候诊时在手机上自填，系统自动评分，医生只看“阳性/阴性+分级”，量表本身不占用医生时间；其次绑定节点，筛查固定在首次产检、孕晚期、产后42天三个必做时点，与必查项目打包，高危人群自动追加；三是分级处置，10～14分轻度、15～19分中度、19分以上重度，阳性者按共识分级诊疗路径转介，避免所有阳性都涌向一个出口；四是化解假阳性焦虑，告知话术很重要，“筛查阳性不等于诊断，只是提示需要进一步评估”，有条件机构可用MINI等标准化工具复核；五是保护隐私，筛查环境要私密，结果入电子健康档案严格保密。 同时，共识明确建议对所有妊娠并发症、妊娠合并躯体疾病患者进行常规孕期心理评估。马辛欣认为，可以从三方面着手：建档时的一次性风险问卷筛查、住院环节的床边评估，以及将精神心理科人员纳入多学科会诊（MDT）。 尤其关注辅助生殖女性 作为一名生殖医学的专家，兰州大学第二医院生殖医学科主任王芳认为，该共识最大的价值是补齐了生育诊疗的“心理短板”。 在生殖医学科与产科临床中，她们发现大量孕妇存在隐匿、被忽视的焦虑与抑郁情绪。反复备孕失败、反复生化、反复移植失败、高龄生育压力、孕期躯体不适、家庭生育期待，都会让孕产妇长期处于高应激状态。而心理应激会直接影响下丘脑-垂体-卵巢轴功能，干扰内分泌稳定，增加宫缩异常、妊娠期并发症、早产、低体重儿的风险，甚至影响子代远期情绪与认知发育。 “把孕期心理健康正式纳入标准化、规范化的孕期保健体系，真正实现从治病到治人的生育医学升级。”王芳表示，生殖医学早已不是单纯的助孕技术，而是全生命周期的母婴健康管理。一个良好的孕期心理状态，不仅可以提升妊娠成功率、降低不良妊娠风险，更能显著改善分娩体验、促进产后恢复、降低产后抑郁发生率，对子代身心健康、性格发育、情绪调控能力都有长期正向意义。 王芳建议，未来在生殖中心、产检门诊中，应常规融入心理健康宣教与初筛，引导家属共同参与孕期心理支持，减少孕期高压氛围，建立医患共同的情绪管理体系，真正实现“身心同治、母婴同治”。 主动拥抱AI也要审慎验证 针对于目前数字化与AI在临床中的应用，共识编写组副组长、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心身医学科主任医师刘可智告诉记者，他们也采取了“开放应用，审慎验证”的原则。开放的一面是指，团体CBT和数字化CBT可作为个体CBT的替代或补充，尤其适用于资源有限或交通不便的地区。审慎的一面是指数字工具要服务于“筛查—评估—干预—随访”闭环，而不是制造新的信息孤岛。 “应用信息化手段必须严格落实健康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筛查结果不等同于诊断、不得用于非医疗用途。共识把数字化干预、AI辅助筛查在中国孕产妇人群中的验证与推广列为未来研究方向。先验证、后推广，这也是对孕产妇负责的态度。”刘可智表示。 不过，孕期生理反应容易与抑郁焦虑的躯体症状相混淆。共识提出评估要以情感、认知症状为核心，那么，针对于中西部基层妇幼医护有哪些具体建议？ 对此，刘可智给出了四点可实操的做法。第一，抓“情绪线”而不是“躯体线”。多问“最近心情怎么样”“对以前喜欢的事还有兴趣吗”“是不是总在担心最坏的结果”，少把乏力、睡不好直接等同于抑郁。 第二，用好工具。EPDS设计本身不含躯体症状条目，天然适合孕期筛查；GAD-7只有7个条目，几分钟即可完成，其中国孕妇最佳界值7分已有大样本验证。 第三，盯住“变”和“久”。症状持续两周以上，明显影响日常生活，或伴随自我否定等认知症状时，就要启动评估流程，不要采取“再看看”的观望态度。 第四，建好通道。基层筛查后要知道往哪里转——轻中度转助产机构或综合医院精神科，重度或自杀风险转精神专科。中西部地区尤其要重视流动人口和农村孕产妇的连续性管理，随访易中断，需要制度设计上兜底。 构建可实施的三级服务网络 作为编写组的副组长、山东夏禾心理中心负责人陈艾夏教授经常会接触到一些孕产妇需要心理咨询的个案。她告诉记者，围产期不光是激素剧烈变化，还很容易唤醒一个人过去的心理创伤。很多平时特别独立坚强的女性，怀孕之后会变得胆小、容易委屈、没有安全感，这不是性格变差，是生理、心理、家庭压力叠加在一起的正常反应。 陈艾夏教授认为，辅助生殖受孕、有过流产、胎停这些不良孕产经历的女性和孕期亲密关系发生变化的女性尤其值得重点关注。“怀孕生孩子，不只是女性身体在闯关，更是女性和整个家庭系统的一次重塑。生育支持不能只盯着产检指标、吃什么补什么。我们一定要看见孕期女性内心的担忧、恐惧、孤单、压力，做到身心都支持，才是真正的生育友好。” 为了构建“基层筛查?妇幼保健机构评估?精神专科诊疗”三级服务网络，共识特别提出分阶段实施路径，明确不能只把心理服务局限在医院诊室里面。 “对于已经达到抑郁、焦虑障碍诊断标准的孕产妇，诊断与药物治疗工作，必须由医院心理科、精神科完成。但绝大多数普通孕产妇尚未达到精神疾病诊断标准，她们仍可能存在分娩恐惧、失眠等问题，需要情绪疏导、健康科普以及家庭关系方面的引导。这一大块预防性质的工作，就可以放到社区卫生机构、月子中心、母婴机构完成，不用全都挤到医院。”陈艾夏教授说。 这一点，衿如意月子会所董事长李霞深有体会，她表示，月子机构处在产后心理管理的前哨位置——产妇24小时在机构内，情绪变化看得最及时，但应严守边界，做到不诊断、不开展医疗治疗、不延误转诊。 具体而言，李霞认为，可以从“三看”上进行区分：一看病程，产后心绪不良是产后早期短暂、自限性情绪波动，大多数天内可自行缓解，不属于精神障碍；情绪低落持续超过两周，就要警惕产后抑郁。二看功能，正常情绪波动不影响吃饭、睡觉、喂奶和与宝宝的互动；如果出现失眠厌食、无法照料婴儿、拒绝哺乳、整天哭泣不起床，就是功能受损的信号。三看风险，如果产妇流露出“活着没意思”“想伤害自己”的念头，属精神科急症，必须立即联系家属并转精神专科，安全保护优先于一切。 临床上最令人遗憾的，往往不是无药可用，而是“不被看见”。王斌表示，这部共识就是希望让每一位孕产妇的心理需要都被看见、被理解、被妥善照护——让产检表上有心理筛查的位置，让基层机构接得住、转得出，让每一个家庭知道情绪困扰不是软弱，求助是负责任的选择，这样才能更好地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