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法学院收最大捐款

一个没拿到高中毕业文凭的华裔少年，如何走进哈佛，最后把3140万美元送回母校？单笔捐赠3140万美元・六个永久教授席位・哈佛法学院史上最高 2026年10月25日，哈佛法学院发布了一则正式公告，第二天《哈佛深红报》跟进报道。消息很快传遍了美国法律界：华裔律师朱钦文（Morgan Chu）和妻子海伦・朱（Helen Chu），向哈佛法学院捐出3140万美元。

图哈佛法学院校园里的格里斯沃尔德楼（Griswold Hall）。这次的捐款不用于任何一栋建筑，而是投向了楼里的人----教授席位。（图：Daderot／Wikimedia Commons，CC0）这是哈佛法学院历史上金额最大的一笔单笔捐赠。更特别的是，这笔钱不盖楼，不挂牌，不设一个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研究中心。这对夫妇决定，把3140万美元全部用来设立六个永久性教授席位。换句话说，他们想让哈佛在未来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里，始终有优秀的教授站在讲台上。朱钦文是哈佛法学院1976届毕业生。谈到捐款原因时，他在官方公告里说了一句令人忍俊不禁的话： “我很感激法学院当年“错误地”录取了我，让我接受了世界一流的教育----而且，玩得很开心。一个赢了九十亿美元级别官司的顶级律师，居然把自己的哈佛录取说成一场“错误”。但如果知道他的成长经历，你会发现，这句玩笑背后，藏着一段非同寻常的人生。今天翻到的这条新闻，最值得讲的其实不是那串数字，而是数字背后的一个华裔家庭：一个哥哥拿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一个哥哥在斯坦福教医学，而故事的主角----那个连高中毕业证都没拿到的人，成了哈佛法学院史上最大的捐赠人。 PART 01 那个没有高中毕业证的少年，25岁拿到了五个学位朱钦文1950年底出生在纽约，从小就是个不太安分的学生。十几岁时，他干了一件让全城地铁迷都记住的事：用22小时11分半，坐遍了纽约地铁系统的所有车站，创下了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高中让他觉得无聊。在一次判断题形式的历史期末考试里，他故意把所有题目全部答反，稳稳地拿了零分，随后辍学离开学校，旅行了整整一年。没有高中毕业文凭，申请大学成了大麻烦。他只能挨个去说服大学的招生官。最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说了“好”。这一步迈出去，就再也停不下来了。他在UCLA先后拿下三个学位----1971年学士、1972年硕士、1973年博士；随后又进入耶鲁法学院，拿到法学研究硕士（M.S.L.）。最后，哈佛法学院向他敞开了大门。1976年，他以magna cum laude（优等荣誉）的成绩毕业，获得法律博士学位（J.D.）。这一年，他25岁。五个大学学位，在25岁前全部到手。需要说明的是，美国法学院授予的J.D.属于法律职业博士学位，并不等同于以学术研究为核心的Ph.D.。但这仍是一份惊人的履历：一个没有完成普通高中学业的少年，最终以优等荣誉从哈佛法学院毕业。这段经历也不是流传在网络上的励志传说。2013年，哈佛法学院在介绍朱钦文夫妇的一次捐赠时，专门记述了他“故意考零分、辍学、说服UCLA录取自己”的求学往事。划重点｜五个学位清单 UCLA文学学士（1971）→ UCLA硕士（1972）→ UCLA博士（1973）→ 耶鲁法学院法学研究硕士 → 哈佛法学院法律博士（1976，优等荣誉）。16岁前后说服UCLA录取，25岁集齐五学位。

图1978年的纽约地铁59街―哥伦布圆环站。少年朱钦文曾用22小时11分半坐遍纽约地铁所有车站----多年后，是哈佛的课堂留住了这颗停不下来的心。（图：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Wikimedia Commons）

图UCLA的罗伊斯楼（Royce Hall），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地标。没有高中文凭的朱钦文，当年靠挨个“说服招生官”敲开了这所学校的大门。（图：Wikimedia Commons，CC BY-SA 4.0）不过，故事最有意思的地方还在后面。因为这个少年，出生在一个几乎把读书当作家庭传统的华裔家庭。 PART 02 他的哥哥拿了诺贝尔奖，却自称家里的“学术黑羊” 朱钦文的哥哥，是大名鼎鼎的朱棣文（Steven Chu）。 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因激光冷却与俘获原子技术），2009年至2013年担任美国能源部长。

图朱棣文的美国能源部官方肖像。他在诺贝尔奖官方自传里，自嘲是家里的“学术黑羊”。（图：美国能源部官方肖像，公有领域）朱棣文在诺贝尔奖官方网站的自传里，讲过一个非常有趣的家庭故事。他们的父母都来自中国。父亲朱汝瑾20世纪40年代赴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化学工程，母亲李静贞随后赴美学习经济学。这个家庭后来在美国定居。在朱棣文的回忆里，他们家有一个近乎不可动摇的观念----用他的原话说：教育不是这个家庭强调的东西，教育是这个家庭存在的理由。亲戚中有不少博士，学习科学和工程似乎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大哥朱筑文（Gilbert Chu），后来拿到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和哈佛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在斯坦福大学医学院任教；小弟朱钦文，则是哈佛法学院培养出来的著名律师。三兄弟，分别走向医学、物理学和法律。可最令人意外的是：拿到诺贝尔奖的朱棣文，在自传里自嘲自己是家中的“学术黑羊”（academic black sheep）----最不像书呆子的那一个。为什么？因为大哥朱筑文在高中成绩极为优秀，创下过学校累计平均成绩的纪录；而朱棣文上学时给自己做过一个手工的“成绩单条形统计图”，越往后年份越短----他觉得自己相形见绌。至于小弟朱钦文，更不走寻常路。朱棣文在诺贝尔奖官网上回忆：弟弟没有取得高中毕业文凭便进入大学，21岁就获得博士学位，随后又拿下哈佛的法律学位。这简直是一个充满反差的家庭：一个日后获得诺贝尔奖的人，年轻时觉得自己成绩不如兄弟；一个没拿高中毕业证的人，后来成了哈佛法学院史上最大捐赠人。如果把大学比作一座花园，朱家父母似乎并不要求每棵树长成同一种模样。三兄弟最终长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但有一样东西是共同的：他们都接受了严格的知识训练，并且在各自的领域走到了很远的地方。 PART 03 他在法庭上挑战过微软、索尼和英特尔从哈佛法学院毕业以后，朱钦文没有留在大学里做研究。他走进了法庭。 1977年，他加入洛杉矶的艾雷尔―马内拉律师事务所（Irell & Manella），1982年成为合伙人，后来长期担任这家律所诉讼业务负责人；1997年至2003年，他两度出任共同管理合伙人----这也是美国大型律所最早由亚裔律师执掌的案例之一。他专攻的领域，是一类复杂到让普通人头疼的案件：知识产权诉讼。他的客户和对手名单，几乎就是一部科技巨头名录：微软、索尼、英特尔、三星…… 1994年，在Stac Electronics诉微软的专利侵权案中，他担任原告首席庭审律师，陪审团作出1.2亿美元的赔偿裁决。在Immersion诉索尼的振动反馈技术专利案中，他代理的Immersion公司先是获得陪审团8200万美元裁决，最终收到超过1.5亿美元的款项----索尼PlayStation手柄的“震动功能”，就源于这场官司涉及的技术。 2002年，他代表希望之城（City of Hope）国家医学中心起诉基因泰克，最终为当事人争取到5.65亿美元以上的支付款。这些案件争论的，不只是技术归谁所有，还涉及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当人类发明出一种新技术，法律究竟应该如何保护发明者，又如何防止权利本身妨碍下一次创新？朱钦文显然非常擅长回答这类问题。2006年，他获得钱伯斯（Chambers）颁发的首届美国杰出知识产权律师奖，评语称他“无疑是美国最有天赋的出庭律师”；后来，他又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他的律所介绍：由他担任首席律师的重大判决、裁决与和解，带来了累计超过90亿美元的实际支付款项。但这里需要划清一条线：90亿美元是相关案件的支付金额，不是朱钦文个人赚到的钱。划重点｜三条数字 1.2亿美元----1994年诉微软案的陪审团裁决；8200万→1.5亿+美元----诉索尼案的裁决与最终到手款项；5.65亿+美元----诉基因泰克案的支付款。90亿美元是案件总支付额，不是他个人的收入。功成名就的朱钦文，也没有把全部时间用来赚钱。他带队做了六年的一桩死刑法律援助案：为一名死刑犯无偿辩护，最终在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推翻有罪判决，美国最高法院维持了这一结果。他心中的法律英雄，是那些“明知胜算渺茫，仍然为他人争取一点正义的人”。有趣的是，他解决这些尖锐商业争端的职业生涯，最终又回到了一个相当温柔的主题：教育。 PART 04 故事里还有一位重要人物：他的妻子，一位公立学校教师如果把朱钦文的故事只写成一个华裔律师的成功史，那就漏掉了另一个重要人物----他的妻子海伦（Helen Chu）。两人相识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洛杉矶。据美国亚裔社区的报道，那是在唐人街的一次社区会议上：一群年轻人在商量，怎样为刚到美国的中国移民开英语课。当时，他们都是UCLA的学生。教育，从相识的第一天起，就是这个家庭的关键词。海伦后来从UCLA毕业，再后来成为一名公立学校教师，教了很长很长的年头。而朱钦文----用岳父岳母的话说----走上的是“职业学生”的职业生涯。 2013年接受哈佛法学院采访时，他笑着转述：妻子告诉她，她的父母早有结论，而且结论“准确无误”----这个年轻人要以“当学生”为业了。原因很简单：他实在太喜欢大学了。他喜欢校园里的体育设施、电影节和讲座，喜欢那种可以自由支配时间、自由探索世界的气氛。他说，自己本可以一辈子当职业学生。更有意思的是，这位日后的顶级诉讼律师，回忆哈佛生活时最津津乐道的，居然是通宵打扑克。 “我们每周有一两次通宵牌局，常常一边发牌，一边看着太阳升起来。他半开玩笑地推测，也许正是这些牌局，训练了他后来当律师用的谈判技巧。而海伦的人生，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她站上了公立学校的讲台。 2013年，夫妻俩向哈佛法学院捐赠500万美元，永久资助院长教授席位。首位持有这个席位的，是时任院长玛莎・米诺（Martha Minow）。 2024年，海伦在UCLA的新闻稿里说过一句话： “我们相信，人与人之间仍然存在的鸿沟，可以通过学习与研究来弥合。这句话非常值得细读。一位在法庭上赢得巨额赔偿的律师，一位在公立学校度过数十年教学生涯的教师，最终对教育形成了相同的判断：好的教育，不应该只影响一个人的一生----它应该影响后来许多人的一生。 PART 05 年轻时参加校园抗议，五十多年后捐出千万美元朱钦文夫妇与大学之间的关系，并不只是“毕业、成功、回馈母校”那么简单。故事得回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洛杉矶。那时，美国大学校园正处在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学生自治以及对课程设置的批评，正在改变美国高等教育。 UCLA的校园里，也出现了要求建立族裔研究课程和研究机构的学生运动。年轻的朱钦文和海伦，都是参与者。他们与不同族裔背景的同学一起，推动大学认真研究亚裔美国人、非裔美国人、拉丁裔以及美洲原住民的历史和现实。朱钦文在本科期间，还参与了UCLA亚裔研究中心的创建。 1969年，四个族裔研究中心在UCLA成立，美国文化研究所（Institute of American Cultures）同年设立，成为四个中心的枢纽。五十多年过去。 2024年2月，UCLA宣布：朱钦文夫妇承诺捐赠1000万美元，支持这个研究所及四个族裔研究中心----这也是该研究所历史上收到的最大捐赠。其中一部分用于设立永久性的讲席教授与中心主任职位，另一部分用于支持研究与学术活动。

图UCLA的扬斯台阶（Janss Steps），通往罗伊斯楼的学生主干道。1960年代末，要求设立族裔研究的学生运动正是在这样的路上展开；当年游行的队伍里，就有年轻的朱钦文和海伦。（图：Wikimedia Commons，公有领域档案照）这件事有一种奇妙的历史回环。年轻时，他们走上校园的道路，希望大学改变；年老后，他们拿出自己的财富，希望那些改变得以延续。从抗议者到捐赠者，角色变了，但他们所关心的问题，似乎始终没有变。这也让2026年那笔3140万美元的哈佛捐款，有了更丰富的含义：它不是一个孤立的慈善事件，而是这对夫妇数十年教育理念的延续。 PART 06 为什么哈佛不拿这3140万美元盖一栋漂亮的新楼？一所大学收到巨额捐款，可以有很多种用法：盖一座新楼，购买实验设备，扩建图书馆，设立奖学金。而朱钦文夫妇这一次，选择了永久性教授席位（endowed professorships）。这里涉及美国大学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捐赠基金。通常情况下，捐赠基金的本金会被长期投资管理，学校按照既定规则动用一部分投资收益，支持指定的教育和研究项目。这意味着，捐款的作用不局限于某一个财政年度：一位教授退休之后，席位可以由下一位符合条件的学者接任。于是，一笔捐款可能支持数代教师----而数代教师，又将影响更多学生。划重点｜“永久席位”是什么把本金永远留在基金里，每年只用投资收益来支持席位上的教授。教授会退休，席位不退休----这就是“endowed”的含义：一笔回不去的钱，换一条不断代的讲台。 2013年，朱钦文夫妇资助了哈佛法学院的院长席位；如今持有这个席位的，正是现任院长约翰・戈德堡（John C. P. Goldberg）----他的正式头衔之一，就是“朱钦文海伦院长暨法学教授”。今天的哈佛法学院校园里，还有一处以他们夫妇命名的“海伦与朱钦文庭院”。 2026年，他们又进一步资助六个新的教授席位。从院长到教授，他们持续把资源投向大学里最不容易被建筑照片展示、却又至关重要的部分：人。不过也需要强调：这3140万美元有明确的教授席位用途，并不是直接发给学生当奖学金。哈佛法学院另有按经济需求提供的资助计划----包括面向经济困难程度最高的法律博士学生的“机会基金”（Opportunity Fund），符合条件者可以获得全额学费资助。一所大学的竞争力，当然与建筑、设备和资金有关。但最终，真正能把知识传承给下一代的，仍然是教师。 PART 07 哈佛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收到如此巨额的捐款？这笔捐款发生的时间，也很值得关注。 2026年，哈佛大学与美国联邦政府之间的法律和政策争端持续受到关注：围绕大学治理、联邦科研拨款以及校园政策的争议，让美国高等教育的资金问题成为新闻焦点。然而，哈佛法学院的筹款数字却创下了纪录。《哈佛深红报》10月26日报道：哈佛法学院在2026财年筹集了约1.35亿美元，比此前纪录高出近3000万美元；相比之下，2025财年约为7300万美元，2024财年约为8400万美元。哈佛法学院近三个财年筹款额 2024财年约8400万美元 2025财年约7300万美元 2026财年约13500万美元单位：百万美元；2024、2025财年为《哈佛深红报》报道的约数，2026财年为创纪录的约1.35亿美元。数据来源：《哈佛深红报》2026年10月26日报道。这当然不能证明所有美国大学都在迎来捐款热潮，也不意味着哈佛面临的财政与政策问题已经解决。但它至少说明了一件事：即使在充满争议的时期，一些长期支持哈佛的校友，仍然愿意用大额捐赠表达对学校教育和研究使命的信任。朱钦文恰好是这种长期关系的代表。他不仅是1976届校友：2009年，他当选哈佛大学校监委员会（Board of Overseers）委员，2014至2015年担任委员会主席。从学生、校友，到大学治理的参与者，再到最重要的捐赠人----他与哈佛的联系，保持了整整半个世纪。

图1976年的哈佛园----正是朱钦文从哈佛法学院毕业的那一年。半个世纪后，他把3140万美元送回了这里。（图：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Wikimedia Commons，公有领域） PART 08 半个世纪后，他给哈佛写了一封3140万美元的感谢信把时间拨回50年前。 1976年，朱钦文从哈佛法学院毕业。此前他已经拿过好几个学位，却仍然选择走进一所新的学校。他并非出身富裕的捐赠人家庭。2013年接受采访时，他特别提到：当年哈佛给了他“非常可观的经济资助”，他才能够完成学业。这份帮助，他始终记得。认识他的人说，这位大律师常年打着蝴蝶领结，爱笑，接受采访时最常说的单词是“fun”（有意思）。他后来成为一位非常成功的律师，处理过世界上最复杂、最昂贵的商业争端，也积累了足以改变一所大学未来的财富。 2026年秋天，他和海伦决定，把其中3140万美元送回哈佛。不是用来纪念他赢过多少官司，也不是用来表彰他获得过多少荣誉---- 而是为了那些他可能永远不会亲自见到的教授，以及那些将在未来某个秋天，第一次走进哈佛法学院教室的年轻人。在官方公告里，他对这次捐赠的解释非常简短：他感谢法学院当年的录取，感谢那段世界一流、而且充满乐趣的教育经历。那个没有高中毕业文凭的少年，最终用自己的方式，给母校写了一封感谢信。只是这封信的金额，是3140万美元。而它的收信人，不只是今天的哈佛---- 还有未来的哈佛。

图夜色中的哈佛园。五十年前在这里读书的年轻人说，他要感谢母校“错误地”录取了他；五十年后，他把这句话变成了六个永久讲席。（图：Daderot／Wikimedia Commons，CC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