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加密货币大佬赵长鹏:富翁天堂里的前罪犯

币安创始人赵长鹏承认违反反洗钱法，并于去年10月获得特朗普总统的赦免。

6月的一个早晨，加密货币大佬赵长鹏乘坐一辆白色日产SUV抵达阿布扎比的瑞吉酒店。赵长鹏是加密货币界首富，身家估计达1140亿美元。他住在附近一栋有九间卧室的别墅里，配有四名保镖、一名私人厨师和一艘名为“Da Moon”的游艇。但他也喜欢扮演“普通人”的角色——他经常这样形容自己——那天他主动提出亲自带我游览这座城市。在瑞吉酒店外，赵长鹏坐在日产车的方向盘后，iPhone固定在挡风玻璃上，活像世界上最富有的优步司机。“我的兰博基尼，”我上车时他开玩笑说。

需要明确的是，赵长鹏并不是普通人。不久前，美国当局因他管理币安而对他提起刑事案件。币安是一家加密交易所，在法庭文件中被描述为俄罗斯洗钱者、伊朗制裁逃避者和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的避风港。赵长鹏认罪，但保住了财富。在服完四个月刑期后，他回到阿布扎比，仍是币安多数股东，仍是这个行业最有权力的人物。

如今，49岁的赵长鹏像国家元首一样在世界各地活动，乘坐私人飞机在亚洲各地飞行，就加密货币监管问题向各国政府提供建议；每当他造访伊斯兰堡或马尼拉，往往紧接着就会传出币安在监管方面取得新突破的消息。在家里，他的两只狗中有一只是泰干犬，一种优雅的中亚品种，常被比作瞪羚。这是对加密货币颇感兴趣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送给他的礼物，今年2月他还和这位总统一起滑雪。“他其实想送我一项帐篷，一顶全尺寸帐篷，”赵长鹏说。“我拒绝了帐篷，然后他坚持要送狗。”

赵长鹏最有影响力的盟友是两个强大的统治家族。一个是管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家族，他们希望赵长鹏帮助他们在沙漠中打造一个科技强国。另一个是特朗普家族。去年，币安与世界自由金融公司建立了商业关系，这家加密初创公司由特朗普总统和他的三个儿子创立。世界自由去年为特朗普带来了7.99亿美元——这是他最赚钱的单一资产，比他的房地产投资组合或社交媒体业务更赚钱。特朗普去年10月赦免了赵长鹏，此举被广泛批评为利益交换。

在业内被称为“CZ”的赵长鹏经常回避记者，但今年他多次与我会面，渴望为自己在币安的职业生涯增添一层更友好的光环——尽管币安至今仍未止住脏钱的流动。他身材高瘦，留着一头短黑发，前臂上有币安的纹身，身上没有许多加密货币同行那种兄弟会成员般的张扬气势。他看起来礼貌而专注，尽管他的兴趣范围狭窄得近乎滑稽。今年，他自行出版了回忆录《金钱的自由》(Freedom of Money)，书中描述了他曾获邀在闭馆后参观卢浮宫的经历。这次体验让他感到索然无味。他写道，导游简直是在“对牛弹琴”。

多年来，他真正的志向是学者所称的“管辖套利”——辗转于各国之间，寻找一个足够灵活的法律框架，以满足他对风险和增长的渴望。在阿布扎比，他可能找到了理想的运营基地。当我们驱车进入市区时，赵长鹏友好地聊天，不时停下来让保镖帮忙指路。（“是的，老板，靠右。”）我们经过一连串气派的建筑群，驶向总统府卡斯尔·阿尔·瓦坦，其醒目的白色穹顶酷似泰姬陵。

赵长鹏变得兴奋起来。“几百年来，民主一直被奉为圣杯，但民主效率低下，”我们在接近总统府时他说。“如果你有一个仁慈的独裁者，那实际上极其高效。几乎没有争论。你不会把时间浪费在许多无聊的事情上。”

最近，这种自上而下、同时兼具中世纪和超现代色彩的商业和政治模式在美国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去年访问阿布扎比时，特朗普称该国统治者谢赫·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人”和“少有的有远见的人”。扎克·威特科夫是特朗普一位高级顾问的儿子，本身也算得上是“让美国再次伟大”阵营的王子之一，去年5月，他在迪拜的一次加密会议上说得更直白。“我们真的需要借鉴殿下和阿联酋的经验，”威特科夫说。“他们是一个了不起的榜样，展示了如何在保持家庭价值观的同时，通过创新来引领发展。”

赵长鹏已经生活在这些人梦寐以求的未来中，他栖身在一个精英聚居区，君主和亿万富翁和谐共处。当他驱车离开卡斯尔·阿尔·瓦坦时，他告诉我，他曾在附近酋长宫文华东方酒店参加一个私人会议，与会者包括对冲基金创始人雷·达里奥和日本亿万富翁孙正义等高管。坐在观众席时，赵长鹏注意到有人弯下腰来和他说话，正是谢赫·穆罕默德。他想知道赵长鹏过得怎么样，以及他是否能帮上什么忙。

“这是国王，”赵长鹏告诉我，“他跪在你旁边。”

由于长期受背痛困扰，赵长鹏不得不躺着工作。

今年年初的一天，赵长鹏正躺在床上工作——在与慢性疼痛长期斗争后，他经常躺着处理公务——这时窗户开始震动。他告诉我，他起身走到阳台上，看到天空中有一道烟雾。赵长鹏住在萨迪亚特岛，这是阿布扎比的一块飞地，与伊朗隔波斯湾相望，伊朗刚刚向阿联酋发射了一枚导弹。

这是一场地缘政治危机的开始，这场危机已使该地区局势稳，但赵长鹏并不过分担心。他回到床上继续工作。“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比死于导弹的人多，”他后来说。“这里非常受保护。”

在定居阿联酋之前，赵长鹏是一个没有国家的人。他出生在中国，12岁时随家人移居加拿大。在麦吉尔大学毕业后，他在纽约、中国和日本从事了一系列技术工作。2013年7月，在上海的一场扑克牌局中，一位同事建议他看看“这个叫比特币的新东西”。

这正是与他这种无国界生活方式完美契合的无国界技术。经过几个月的研究，赵长鹏下了一个激进的赌注。他卖掉了家庭住宅——上海一套三居室公寓，他和妻子在那里抚养两个孩子——将约合90万美元的收益投入比特币。这是一个冒险的举动，但赵长鹏并不担心。他想，即使比特币暴跌，他也能轻松在传统金融业找到另一份高薪工作。

他随后在亚洲一系列加密币初创公司工作。该行业在2010年代迅速发展，出现了数百种新代币，但交易这些代币的平台运营不善，容易受到黑客攻击。2017年7月，赵长鹏创立了币安。几个月内，它就成为全球最大的交易所，并一直保持这个地位。

币安的成功基于两个关键洞察。第一，加密币投资者作为一个物种，沉醉于风险，永远不会满足于仅仅用美元或日元换取等量的加密货币。多年来，币安一直作为保证金交易所运营：交易者可以借钱对比特币和其他热门代币的价格进行高风险、高回报的押注。

第二个洞察更简单但更为重大。许多加密币投资者不想透露身份，而币安也不要求他们这样做。在最初的四年里，该公司允许客户甚至不提供最基本的KYC——传统公司为防止金融犯罪而要求的“了解你的客户”信息——就开设账户。

币安并不是唯一提供这类风险服务的交易所，但赵长鹏执行得比任何竞争对手都执行得更好。“交易所世界有很多MySpace，而他建造了Facebook，”加密币咨询公司创始人奥斯汀·坎贝尔说。结果是一个利润极其丰厚的自由竞争场所：一个未经审查的投资产品可供未经审查的交易者使用的平台。随着市场繁荣，币安从每笔交易中抽成；根据《金钱的自由》，公司的利润很快达到10亿美元。

曾任巴巴多斯驻阿联酋大使的商人加布·阿贝德送给赵长鹏一双特朗普品牌的运动鞋作为礼物。

他突然成了加密币名人。但他在行业外从未被广泛理解，即使他已加入一小群拥有惊人政治影响力的超富高管行列。当讲述自己最具争议的时刻时，赵长鹏把自己描绘成某种乘客——一个被成功淹没的加密币书呆子，一个不知何故跌入007系列大反派地位的幼稚局外人。

他的表现并不总是令人信服。6月底，赵长鹏坐在他的厨房里告诉我，在币安爆炸性的早期岁月里，他“从未真正想要”违法，当时公司宽松的控制纵容了一连串不良行为者洗钱。“这只是我在那个领域缺乏经验，”他说。“我是个技术人。我住在中国。”

这一形象与美国检察官在调查币安时收集的证据不符。在法庭上，他们引用了赵长鹏对下属的告诫：“请求原谅比请求许可更好。”根据法律文件，他私下里谈论如何掩盖币安为美国用户服务的事实，尽管公司并未在美国获得许可。“不要留下任何书面东西，”他告诉一名下属。

在阿布扎比，赵长鹏称自己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然而，显而易见的是，他在一个关键时刻做出了挑战法律极限的战略决定，当时新一代投资者的习惯正在形成，而规则本身也相当有弹性。

当他带着我走进他家时，我想起了这一点。家里堆满了成箱的币安周边商品。他要我挑一件礼物，也许是币安背包或黄黑相间的币安毛衣，款式像校队夹克。

赵长鹏家中的玄关处堆放着一箱箱币安周边产品。

我告诉他，记者对这类事情有规定，我必须拒绝任何超过20美元的礼物。他笑了，说价格“大概19美元”。

在亚洲各地漫游多年后，赵长鹏于2021年去了阿联酋。2017年，他和币安同事被迫半夜逃离中国，因为政府准备宣布禁止加密币交易所。在日本的一段经历也没有成功；新加坡也是如此，那里很难获得工作签证。然后他的朋友加布里埃尔·阿贝德——一位担任过巴巴多斯驻阿联酋大使的商人——提出了一个建议。他让赵长鹏去看看迪拜。

他立刻看到了阿联酋人给有钱有势的人提供的待遇。他于10月一个周六上午抵达迪拜，几小时内，政府部长奥马尔·苏丹·阿尔·奥拉马就来拜访。他向赵长鹏提供了一种所谓的黄金签证，授予10年无忧居留权。一名医生被召来进行所有签证持有者所需的血液检测。申请通常需要数周处理。他在不到12小时内就获批了。

友好的接待给赵长鹏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迪拜的第四天，我看了两处房产，”他告诉我。“我买了第二处。”到年底，币安已与地方当局签署谅解备忘录，制定加密币运营规则；该公司派出三名员工帮助制定框架。草案于2022年1月完成，几周后签署成为法律。“当你是一艘驶向正北的船的船长时，阿联酋希望你加入他们的团队，”阿贝德说。“他们对赵长鹏就是这样。从第一天起，他们就簇拥着他。”

并非阿联酋每个人都受到如此慷慨的对待。多年来，该国领导人进行了大规模监视，将哪怕最轻微的异见定为非法，并监管着一个外国工人经常被剥削和虐待的劳动力市场。

但对赵长鹏来说，这是舒适新生活的开始。在创立币安之前，他已与妻子分居，妻子带着孩子搬到了东京。他开始与同事何一交往，何一是一位营销高管，曾在中国因主持一档名为《美丽目的地》的旅游节目而闻名。他的几个年龄较长的子女在美国上大学，赵长鹏和何一则在阿联酋抚养年幼的孩子。

何一是赵长鹏的伴侣，也是他三个孩子的母亲。在赵长鹏不得不退出公司日常管理后，她成为获任掌舵该公司的两位联席首席执行官之一。

赵长鹏被引入亿万富翁社交圈的精英世界。他结识了一群对技术好奇的阿联酋领导人——他称之为“加密币酋长”。最终，他一路结识了谢赫·穆罕默德的兄弟谢赫·塔赫农·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一位柔术爱好者，会在自己的宫殿接待有权势的商人。在皇家晚宴圈中，赵长鹏被视为贵宾。“我们就问啊，‘座位怎么安排的呢？’”他说。“随便坐，无所谓。”

在这些早期接触中，酋长们会向赵长鹏推销阿联酋，询问他们能做什么来帮助他。很快，赵长鹏就开始向更广泛的亿万富翁群体宣扬这个国家的优点。他鼓励人工智能巨头萨姆·奥尔特曼在阿联酋设立公司，警告其他国家会对他怀有敌意。“你会面临很多监管问题，”赵长鹏在一次喝咖啡时告诉奥尔特曼。

赵长鹏对新兴产业的风险绝非一知半解。当他抵达阿联酋时，正与一位名叫萨姆·班克曼-弗里德的年轻企业家陷入激烈竞争，后者是竞争对手交易所FTX的创始人。班克曼-弗里德是斯坦福法学院教授的儿子，在许多方面与赵长鹏截然相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圈内人，其个人人脉和与美国政治精英的密切关系为他铺平了通往行业顶峰的道路。“他有我没有的手段，”赵长鹏在回忆录中写道。班克曼-弗里德会挖走币安员工，提供三到五倍的薪水。赵长鹏还听到传言，班克曼-弗里德在华盛顿说他坏话。

2022年11月，加密货币媒体CoinDesk的一份报告对FTX财务的稳定性提出质疑。赵长鹏当时在迪拜，正要去和阿贝德喝酒，他决定在Twitter上表态，发布了一条简短但无情的声明。他要出售5亿美元的FTT，这是一种代表FTX股票的数码代币。这条帖子引发恐慌，焦虑的投资者纷纷从FTX撤资。

但资金早已不复存在——班克曼-弗里德从客户那里偷了80亿美元。他别无选择，只能寻求救助，而加密货币界只有一个人拥有拯救他的资源。发推两天后，赵长鹏宣布收购FTX；一天后，他退出交易，使FTX进一步陷入危机。这一切感觉像一场高超的企业战争——一位观察者称之为“血腥运动”。六周内，班克曼-弗里德在巴哈马的公寓被捕，并被引渡到美国。他最终因欺诈被判处25年监禁。

赵长鹏告诉我，他从未打算摧毁FTX。他一如既往地耸耸肩，做出一副天真的样子解释说，他原本希望在几个月内逐步抛售自己的FTT。“我无意搞垮他们，”他说。“我们损失了5亿美元。”

那位被他击败的对手并不这么看。“他耍了我，”班克曼-弗里德当时说。“他干得很绝。”

在迪拜生活数年后，赵长鹏搬到了阿联酋的政治权力中心阿布扎比。

亿万富翁青睐阿联酋自有亿万富翁的原因。该国不征收所得税，而且被认为极其安全，尤其是在加密投资者在欧洲和美国成为绑架目标的时候。但对于刚刚目睹宿敌被跨国缉捕的赵长鹏而言，阿联酋还拥有另一项重要优势：它与美国没有引渡条约。

他回忆说，在2022年底或2023年初，一位阿联酋皇室成员在晚宴上问他，是否想要公民身份。赵长鹏提交了一些文件，等待结果。几个月后，一名政府使者来到他家，拿着一个盒子，里面是赵长鹏及其家人的护照。阿联酋人“永远不会引渡公民，”赵长鹏告诉我。“这分量很重。”

他有理由警惕：围绕币安周围的绞索正在收紧。美国检察官正在收集证据，证明该交易所宽松的协议允许骗子、黑客和制裁逃避者转移资金。在政府获得的私人信息中，币安员工以惊人的坦率谈论交易所的可疑客户。“现在给毒品洗钱太难了吗，”一名员工写道。“来币安，我们为你准备了蛋糕。”

赵长鹏聘请了一个律师团队与司法部斡旋达成协议。他的新护照给了他相当大的筹码。在迪拜生活了几年后，他向南迁移了一个半小时车程到达阿布扎比，更接近国家政治权力中心。谈判进行期间，赵长鹏认真考虑过逃亡生活；他必须限制旅行，但在阿联酋他很安全，至少在理论上如此。

最终，他的法律团队与美国政府达成协议。赵长鹏将对违反反洗钱法规《银行保密法》认罪，并辞去首席执行官职务。（公司将支付43亿美元罚款。）尽管协议条件相当宽松，但他对律师们感到不满，并认为自己根本不应该坐牢。“我坐牢是因为我们的平台没有实施适当的‘了解你的客户’(KYC)措施，”他告诉我。“在美国，你甚至不需要身份证就能投票选举总统。我不知道那个系统是怎么来的。考虑到我的经历，我觉得应该有人为此坐牢。”

尽管如此，这对币安来说是一个极好的结果。在2024年春季的量刑听证会上，赵长鹏发表了悔过声明：“我深深后悔我的失败，我很抱歉。”法官判处赵长鹏四个月监禁，称他为“尽职的家庭男人和慷慨的人”。当判决在法庭上宣读时，赵长鹏上大学的儿子悄悄握拳庆祝。

作为少有的几乎拥有无限资源的重罪犯，赵长鹏处境理想，可以尽量少受点苦。他被分配到加利福尼亚州低安全级别的洛姆波克II监狱，班克曼-弗里德后来也被关押在同一监狱园区。在报到入狱前，赵长鹏组建了一个顾问团队，向他传授了监狱内部政治的种种门道。其中一位顾问迈克尔·桑托斯与其他囚犯通信，他们同意帮助赵长鹏在狱中熟悉情况。“CZ，你是一个理解别人、拥有数千名员工的人，”桑托斯告诉他。“你走进这里，也不会失去这些技能。”

赵长鹏于2024年5月30日上午抵达洛姆波克。他很快融入了一个被称为“车”的非正式社交团体，这类团体通常按族裔建立。其他亚裔囚犯在用餐时与赵长鹏坐在一起，在放风时和他在院子里锻炼。他们为能接近一位亿万富翁而兴奋。“每个人都给他让路，”洛姆波克的同狱犯贾顿·阿古昂说。“就像国王来了一样。”

赵长鹏与一名曾是工程师的越南银行劫匪关系密切。他们详细谈论了抢劫案，这些抢劫并不涉及人们可能想象的《十一罗汉》式准备。他“非常温和”，“一个很平静的家伙，”赵长鹏告诉我。“他就直接走进去，要钱，然后离开。他干成了11票。”

这名银行劫匪是少数对商业世界感兴趣的囚犯之一。他读彭博社和《华尔街日报》，问赵长鹏关于埃隆·马斯克在特斯拉的天价薪酬方案。其他囚犯也有商业问题，其中一人想了解加密币市场的奥秘。“他说，好吧，比特币——为什么会涨？”赵长鹏回忆说。“我说，哇，我也不确定。”赵长鹏成立了一个追踪股价的学习小组；监狱的一台电视调到了CNBC。

并非他所有的信息都被人接受。在洛姆波克，赵长鹏很难传达他深信的币安案本质上没有受害者，“没有欺诈，什么都没有。”当他解释细节时，回应是轻蔑的。“他们说，是啊，每个人都这么说，”赵长鹏回忆说。

2024年8月，赵长鹏离开洛姆波克前往过渡教习所。但由于他的移民身份造成的复杂情况，他必须在当地监狱度过最后两周，在牢房里做俯卧撑和仰卧起坐打发时间。获释那天，一名警官护送他出去，他的母亲、妹妹和助手在那里等候。他们驱车前往附近机场，将他送上飞往阿布扎比的私人飞机。

从他离开拘留所到飞机起飞只用了26分钟。

赵长鹏驾驶他的日产SUV行驶在阿布扎比街头。

赵长鹏回到了一个正朝着有利于他的方向转变的世界。一个对加密币友好的政府即将在华盛顿掌权。选举前不久，特朗普与房地产巨头史蒂夫·威特科夫的家族共同创立了World Liberty，威特科夫正准备担任白宫中东特使。很快，美国新近掌权的交易掮客兼外交官们开始花大量时间在阿联酋。

当他开车带我游览城市时，赵长鹏停下来指着ADNEC中心，这是一个会议厅，2024年12月曾举办大型加密币爱好者聚会。“这是我见到埃里克·特朗普的地方，”他说。他回忆说，在会场，一位名叫戴维·贝利的特朗普支持者将他介绍给总统的次子、World Liberty的领导人。这是一次随意交谈，没有正式议程。“他只是说他在看这里的一些房地产交易，”赵长鹏告诉我。

他们即将在利益上捆绑起来。阿联酋一直在努力从石油国家转型为新兴技术强国，这一项目由谢赫·塔赫农牵头，他监管着1.5万亿美元的阿联酋主权财富。入狱前，赵长鹏与谢赫的一位高级副手肖鹏谈过向阿联酋出售币安股份的事，这是他的公司与他的政治保护人的终极结合。

露面必戴墨镜的谢赫·塔赫农是一家名为MGX的风险投资基金主席，该基金专注于人工智能。去年年初，MGX同意向币安投资20亿美元，据一位知情人士称，这笔交易对公司的估值为750亿美元。MGX将币安视为加密币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完美桥梁——一种高科技资金传输服务，有朝一日可能使自动化AI“智能体”代表真人付款。

赵长鹏告诉我，他想用比特币结算这笔交易。阿联酋人担心比特币容易出现剧烈价格波动，使交易复杂化。他们更愿意用稳定币支付赵长鹏，这是一种维持在1美元价格的加密货币。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广受争议——如果民主党在11月赢得国会控制权，这件事很可能成为国会调查的主题。据MGX称，该基金在选择了World Liberty创建的USD1之前评估了几种稳定币，最终选择USD1的理由是“商业适用性”。考虑到USD1完全未经测试、没有业绩记录，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选择。去年，《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币安特别要求MGX用USD1支付；赵长鹏说MGX做出了决定。“我不太在意，只要稳定币信誉良好，不会一夜消失，”他告诉我。“没有任何其他考虑。”

但各方都有动机让World Liberty参与交易。一家阿联酋支持的投资公司于2025年1月——特朗普就职前几天——收购了这家初创公司49%的股份；谢赫·塔赫农获得了World Liberty董事会席位。大约同时，阿联酋人正在与白宫谈判，以确保驱动人工智能的宝贵计算机芯片的出口。币安也有业务摆在特朗普政府面前。随着法律麻烦消退，公司希望摆脱2023年和解中施加的一些限制。

威特科夫的儿子扎克于2025年5月宣布了这笔交易，感谢币安和MGX“对我们的信任”。国会民主党人谴责这是“稳定币腐败”。像World Liberty这样的发行商通过接受加密币交易者的现金存款、给他们稳定币、然后投资存款产生收益来赚钱。凭借MGX和币安的20亿美元，World Liberty立即成为世界最大的稳定币公司之一，这对特朗普和威特科夫家族是一大福音。“这根本是赤裸裸的讨好，”曾调查赵长鹏和币安的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理查德·布卢门撒尔说。“其腐败的范围和规模前所未有。”

赵长鹏坚称不存在任何不当行为。他说他不再持有USD1，已用它投资比特币和其他资产。“我认为特朗普总统有非常好的律师，儿子经营企业、父亲是总统的安排完全合规，”他告诉我。他暗示，一些愤怒可能反映了文化差异。“在哈萨克斯坦，我们可以吃马肉，”他解释说。“在其他一些国家，我们会说，‘嗯，那太疯狂了。’”两个政府的统治家族达成了一项商业协议——这难道不是好事吗？他打了一个中世纪的比方。“如果你把一个国家的女儿嫁给另一个国家的王子，”他说，“他们能维持50年和平。”

20亿美元交易两周后，白宫同意分享芯片使用权，克服了一些美国国家安全官员的担忧。史蒂夫·威特科夫去年春天与特朗普一起访问阿布扎比，他们在国家宫与阿联酋人庆祝了这笔交易。

据一位知情人士称，私下里，威特科夫还告诉一位熟人，赵长鹏应该获得赦免。赵长鹏已提交相关文件，正在等待总统裁决。结果将对币安产生巨大影响。认罪后，该交易所暂时停止的美国业务失去了州级许可证。赦免可能有助于公司向监管机构推销自己。（白宫发言人表示，威特科夫没有在赦免程序中发挥作用。）

当向我描述这个过程时，赵长鹏措辞谨慎，称其为一个“黑箱”，由几位律师监督，他们定期从华盛顿提供最新情况。他说，偶尔在社交活动中，会有可疑中间人接近他，说只要价格合适，他们可以安排与特朗普会面。“这是一个图利之人组成的迷你产业，”他说。

他没理他们。他告诉我，在一些加密币高管获得宽恕后，他于2025年3月开始认真考虑这一路径，《华尔街日报》报道他也在寻求赦免。“我想，如果报纸认为我应该申请赦免，也许我应该，”他说。

实际上，据两位知情人士和《纽约时报》审阅的文件，早在2024年12月，赵长鹏的法律团队就一直在与著名赦免律师布雷特·托尔曼合作，探讨获得特赦的可能性。最终，根据公开文件，币安向切斯·麦克道尔运营的游说公司支付了210万美元，麦克道尔与总统的长子们关系密切，服务包括“行政救济”。（World Liberty发言人对我说，公司“在任何赦免决定中零参与”。）

去年10月赦免宣布时，赵长鹏刚抵达吉尔吉斯斯坦，准备与总统萨德尔·贾帕罗夫会面，后者有兴趣创建一种与吉尔吉斯本国货币挂钩的数字货币。赵长鹏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条简短感谢信息，当时东道主在首都比什凯克迎接他。他与总统在一家餐厅共度夜晚，谈论稳定币。

孩子们的游戏室里摆着一架施坦威钢琴。

今年夏天一个酷热的早晨，赵长鹏的车停在了他价值500万美元的宅邸门前，他和何一在这里接待陆续前来的祖父母和兄弟姐妹们。两只狗在门口迎接他。除了泰干犬，赵长鹏还有一只比利时马犬，他给它取名“西兰花”(Broccoli)，因为他觉得这词听起来有点像“区块链”(blockchain)。

赵长鹏身后跟着一名摄影师，他走过一个个房间，把年幼的孩子的照片指给人看。一架庄严的奶油色钢琴摆在孩子的游戏室中央，周围是玩具——这乱糟糟的环境让前来调音的调音师十分不满。那是一架施坦威，“很贵的那种，”赵长鹏告诉我，“但我不会弹。”在家庭健身房，他停下来做了几组卧推。

赵长鹏想明确表示，他不像普通亿万富翁那样生活。虽然《福布斯》估计他的财富超过1000亿美元，但赵长鹏坚称实际数字要低得多，大约在100亿到300亿美元之间。他说，只需要其中的一小部分——区区1000万美元——就能过得很舒服了。

在加密币播客圈，赵长鹏偶尔会被问及他的房子，他经常提到楼上有一处漏水，他一直没能修好。果然，在客厅里，他指着地板上的一块水渍，然后指了指天花板。“就是那个地方，”他说。“我不知道你是否看得出颜色差异。”

赵长鹏指着房顶一处他一直未能修好的渗漏点。

以亿万富翁标准来说，赵长鹏的宅邸的确不算奢华。他告诉我，附近一栋房子售价1.5亿美元。但他故作谦逊的姿态很难与他已融入的权势世界相协调。有一次在集体晚宴上，赵长鹏听奥尔特曼描述一个新兴的生物技术研究领域。“他们可以从一个人身上取出精子和卵子，”赵长鹏回忆说。“基本上，你可以自己生孩子。”赵长鹏自己有挑战生物学的雄心，他投资了一家研究人造子宫的初创公司。

自出狱以来，赵长鹏将时间分配在一系列事业上，包括他的科技投资和作为某种加密币外交官的旅行，在那些常把他当王公贵族般对待的国家推广该行业。“他们总是派一个人开两辆车直接开到飞机旁，”他告诉我。“有个女孩拿着当地美食，那意思是你需要尝一尝。”

赵长鹏淡化了他在币安的参与；公司的认罪协议禁止他“运营或管理”业务。他特意对币安最近决定起诉《华尔街日报》表示不满，称这“完全是在浪费时间”，此前该报报道了币安合规部门的离职潮。他告诉我，即使币安赢了，“他们也拿不到多少。”（公司已于上月撤诉。）

显然，币安仍是他生活的主要部分。被任命接替他的两位联席首席执行官之一是何一——他三个年幼孩子的母亲。两年前，为了体现向传统治理的转型，币安成立了一个董事会，由三名据称独立的受托人组成。其中一人是董事会主席加布·阿贝德，最初招募赵长鹏来阿联酋的朋友。他们一起玩过水上摩托，阿贝德送给赵长鹏一双橙色高帮运动鞋，上面印着“特朗普加密币总统”。

最近，币安面临新的不当行为指控。去年，公司解雇或停职了四名合规官员，此前他们报告称近20亿美元从客户账户流向与伊朗有关联的一系列实体——这可能是2023年美国刑事案件中制裁逃避行为的重演。公司对员工的发现提出异议，否认任何人因提出关切而受到纪律处分。司法部后来表示，两家中国公司利用币安洗白伊朗石油销售所得，尽管没有对交易所提出任何指控。

币安与阿联酋人的关系也出现了一些裂痕。去年12月，公司获得在阿布扎比运营的许可证，而该国很快就将面临伊朗导弹的猛烈攻击；交易所的新监管者称赞公司是“监管进步”的灯塔。然而，今年夏天，两名币安员工在阿联酋被短暂拘留，这是当地警方异常激进的举动，他们正在调查平台上可能的金融犯罪。

拘留事件令币安当地员工感到震惊。赵长鹏告诉我，他给阿联酋警方一位联系人发了信息，并联系了谢赫·塔赫农的副手。“我只是说，‘我们得想办法不要让这种事发生，’”赵长鹏回忆说。“这对国家不好看，对我们也不好看。”他坚称阿联酋仍是币安友好的家。“没有人处于危险之中，”他说。

赵长鹏有那种总能从麻烦中脱身的人的自信，在一个肆无忌惮地打破规则时常能获得奖励的时代，他堪称常胜赢家。在回忆录中，他用一页半的篇幅讲述他如何相信“模拟理论”，即我们可能都生活在别人想象的现实中。他在加密币生涯早期接触到这个想法，现在相信这是数学上的必然。“20年后，我们应该能够像《黑客帝国》那样往我们脑子里插一根东西，进行完全的模拟，”他写道。“数十亿人会这样做。会有数十亿个模拟。”

这一信念让赵长鹏对日常生活的压力有些超脱。他写道，我们可能是超级马里奥的版本，在人工景观中跑来跑去。他试图让生活遵循一个简单的口头禅：“这只是一个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