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债爆完，法国又出事了

美国国债收益率飙升至21世纪初以来的高位，人工智能（AI）的大发展更是引发了科技巨头的融资饥渴。AI债务融资叠加政府开支激增，美债危机似乎再次一触即发。 祸不单行。在欧洲，市场面临的仍是熟悉的局面：法国国债价格下跌（收益率飙升国家）、油价上涨、高赤字、公共服务恶化。10年期法债收益率一度接近5%，是200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和德国国债的利差在一度超出150个基点，是2011年欧债危机以来最宽。 法国爆发了近年来规模最大的学生与民众抗议及暴力骚乱，并蔓延至意大利等欧洲多国。2027年春天，法国总统大选临近，市场在给右翼勒庞胜选的情景计入风险溢价。 本周的新进展在于，由于全球科技股出现恐慌抛售，避险资金似乎再度回归美债，10年期美债收益率已跌破5%。然而，法国国债并无起色。 在此之际，腾讯财经独家沟通了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娜塔莎·萨林（Natasha Sarin），她兼任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她曾担任美国财政部经济政策副助理部长，随后出任时任美国财政部长耶伦（Janet Yellen）的顾问。 在这次对谈中，萨林不仅从学术角度剖析了AI对劳动力市场的真实影响，更深刻指出了债市作为“终极纪律执行者”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财政可持续性危机中的关键角色。在这场技术与债务的双重风暴中，未来的路径究竟指向何方？

债市警报：收益率飙升背后的双重叙事 此前，美国国债收益率出现了急剧且显著的上升，这一现象在短短一个月内成为了全球关注的焦点。对于这一突变，萨林指出，目前市场上存在两种主要的解释逻辑。 首先，也是最引人注目的驱动力，来自于AI领域的大规模私人投资。AI技术的爆发式增长带来了巨大的资本需求，这种投资热潮正在重新配置全球资本，推高了无风险利率的水平。 然而，萨林并不认为AI融资是主因，更深层次的担忧在于美国财政的基本面，这是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都面临的问题——高赤字、高负债。 近期，更引人注目的实则是法国债市的暴动。法国爆发民众抗议，法国国债与德国国债利差急剧扩大，反映出市场对其政府解决赤字能力缺乏信心。 即使宏观数据显示实际收入攀升，但民众感知的“负担能力危机”源于高房价、高租金及高抵押贷款利率。同时，政治动荡（频繁更换领导人、养老金改革受阻）加剧了信任危机，这也是美国需要警惕的。 问题在于，公众对财政紧缩缺乏支持，选民更关注眼前社保全额发放，而非长期可持续性。提高退休年龄或削减福利在政治上被视为“自杀行为”，导致两党均回避实质性改革。 萨林强调，很难精确预测债市何时会彻底“受够”并引发真正的财政危机，但一些警告信号已经清晰可见。过去几个月，美国债市一直在发出强烈的警示信号，迫使政府不得不做出反应。 正如著名政治策略师詹姆斯·卡维尔所言：“如果有来世，我想变成债券市场，因为你可以恐吓任何人。” 换言之，除了债市发出的“此路不通”的信号外，鲜有其他因素能真正推动政府采取实质性行动来解决不可持续的财政路径。 财政可持续性：危机临头将迫使政府行动 尽管财政部在现任部长贝森特（Scott Bessent）领导下，通过滚动短期债务和尝试债券回购等手段进行管理，但萨林指出，这些措施的有效性仍有待观察，且本质上属于“小修小补”。 “我们的财政状况并不有序，”萨林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通过税收筹集的资金不足以覆盖社会保障等支出，加之战争等因素，导致结构性赤字。”她认为，除非解决这些根本性的财政压力，否则任何形式的干预都无法真正扭转局面。 令她感到一丝乐观的是，债市的压力正在转化为政治动力。随着2028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临近，以及社会保障信托基金预计在2032年耗尽，两党候选人将被迫制定严肃的计划。 “在现行法律规定下，会需要全面削减更多福利，这会导致超过20%的受益人会受影响，这会迫使两党采取政策。” 根据美国社会保障管理局（SSA）2026年最新受托人报告，专用于退休人员和遗属福利的养老及遗属保险（OASI）信托基金预计将在2032年第四季度耗尽。若届时美国国会未采取立法行动，持续流入的工资税等收入仅能支付约78%的既定福利，相当于面临约22%至24%的自动削减。 可见，债市的警告信号越多，决策者就越可能认真思考如何通过根本性改革回归可持续路径。 AI冲击：社会的抵触情绪正在上升 在技术层面，AI带来的不确定性同样笼罩着学术界和职场，加剧了市场不稳定因素。 萨林透露，学生都普遍存在一种深层的焦虑：当他们几年后毕业时，是否还有工作机会？受到Anthropic创始人阿莫迪（Dario Amodei）观点的影响，许多人担心白领工作将面临50%的替代率。 “这种感觉迫在眉睫，”萨林承认，“因为我们都在亲身体验AI技术的能力。”然而，她也提及，来自耶鲁“预算实验室”（Budget Lab）的最新估算却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目前并没有大量证据表明AI正在大规模取代现有工作。数据显示，那些最容易受AI影响的职业，其就业轨迹与受影响较小的职业相比，并未出现显著差异。 尽管如此，萨林也指出了社会对AI的抵触情绪正在上升。由于AI前沿实验室往往以“黑箱”模式运作，缺乏透明度，导致公众对数据中心建设的抵制和在部分地区出现的暂停令（moratoriums）。 这反映了社会的紧张与挫败感——人们担心这项技术在当前形式下无法服务于公共利益，且缺乏有效的全球协调机制来管控其风险。 “温和的乐观主义者” 面对AI的技术颠覆和美债的财政约束，未来并非一片黑暗，但也绝非坦途。萨林自称是“温和的乐观主义者”（warm optimist），主要基于几个原因。 首先，如上所述，债市的约束作用迫使政府行动，否则将面临预算大幅削减的后果。 其次，危机感催生改革需求。面对超过7%的抵押贷款利率以及主要美债持有国（如日本）不断减持的局面，各方都意识到“必须做点什么”。这种紧迫感促使人们认真思考如何通过根本性的行动回到可持续的道路上，而不是继续忽视财政问题。 此外，尽管学术界和学生对于AI可能取代白领工作感到焦虑，但萨林认为，教育工作者有责任也有能力帮助年轻人掌握应对未来所需的技能。她对教育体系能够适应变化、培养学生解决新问题能力的信念，也是其乐观态度的来源之一。 “我们不得不保持乐观，不是吗？”萨林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