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间，她从造林先进典型变成通缉犯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刑法第342条规定的罪名。相关数据显示，2024年至2025年，该罪名刑事案件的数量在内蒙古呈指数级增长，居全国第一。许文丽案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案例。25年间，她从造林先进典型，变成涉罪通缉犯。其境遇差异，既源自个人选择，也反映出政策与市场变化。从许文丽案出发，南方周末记者进一步关注：法条中字词标点的变化，如何影响构罪难易？打击林粮间作的护林行动，为何陷入困局？林地与耕地，护林与种粮，生态环境与经济民生……全国森林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面临的复杂现实，浓缩在一个罪名里。

▲ 2001年4月，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希伯花镇两棵树村，许文丽在承包的荒地上准备栽第一批树苗，留下开工纪念照。（受访者供图） 25年前，许文丽不顾家人和朋友反对，从北京来到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希伯花镇，承包数千亩荒地，开了一个农场。 25年间，许文丽把农场作为自己后半生的事业，投资数千万元，把“荒沙变成绿洲”，一度成为当地生态治理的先进典型。 25年后，因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许文丽成为一名通缉犯，滞留澳大利亚至今未归。办案民警表示，许文丽的事“不大”，但她不能正确面对，“现在回来必须抓她”。举报许文丽的一名村支书说，该村与许文丽公司的矛盾，是“历史形成的问题”。许文丽本人认为，问题的根源，是她当年承包的荒地变成耕地以后，大幅增值了。 01 “这地也太便宜了” 2026年6月12日中午，两辆写有“禁垦禁牧执法”字样的红色皮卡车开到满根农场的一片花生地里。 “（一个男的）下车说，这地不能经营了，啥都不能种了，再种就抓人了。”十分钟后，惊魂未定的花生种植户徐小霞赶到农场办公区，向许文丽的妹妹转述执法人员的话。这是时隔一年后，林业执法部门对满根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满根公司”）发起的又一次执法行动。满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许文丽此时身处澳大利亚。自从去年出事后，妹妹从北京来到农场驻守，许文丽则通过手机和农场监控系统“遥控”公司运营。许文丽到通辽那年32岁，叫不出她名字的当地老乡，多年来一直习惯称她“北京小姐”。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1988级本科生，许文丽毕业两年后下海，几年就赚了一千万元。她说，到通辽投资前，自己本想用那笔钱在北京买房。许文丽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虽然在北京长大，但她有“乡土情结”，一直想开一个农场。 1999年，许文丽实现人生梦想的机会来了：当时还叫哲里木盟的通辽市，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举办招商引资会，推广一个“四荒”土地治理开发项目。那个项目让许文丽与“三北”防护林建设结缘。据新华社报道，1999年，通辽市委、市政府“大手笔”规划启动了“5820”林业生态工程，计划用5年时间，在全市8个旗县各自集中边片造林20万亩。报道中称，“5820”工程的实施，标志着通辽市“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走上了以大工程带动大发展的新阶段”。 “5820”工程的基本路径是“先抓点，再连片，育出珍珠再穿线”。据许文丽介绍，希伯花镇两棵树村就是“5820”工程的一个点。具体做法是：利用该村三千亩沙荒地，由林业局提供树苗，由该村负责种树并保成活，验收通过后，政府给予造林补贴。通辽地处西辽河平原向内蒙古高原的过渡地带，全市三分之一的面积被科尔沁沙地覆盖。类似两棵树村那样的沙荒地，当年在科左中旗有很多，由于高低不平，多为沙质土壤，当地人称之为“坨沼地”或“坨子地”。今年租了满根公司的地种向日葵的甄姓农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老家通辽市开鲁县某村，当年也有上万亩这样的荒地，2006年以每亩地5元/年的价格，包给村民用来造林，他承包了100亩。许文丽说，两棵树村启动“5820”工程后，干了一年就委托旗招商局将土地和项目对外招商。经过一番考察，许文丽看中了两棵树村那三千亩沙荒地，与该村签了土地承包合同，同时接手该村的“5820”工程造林任务。许文丽的手机尾号就是“5820”。她说，自己当年为能参与“5820”工程建设感到自豪，因此在办通辽本地的手机卡时，特意选了这个号码。 “当年就是因为地便宜，我（才）决定去（通辽投资）的，”许文丽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按2001年签的合同，土地承包价格是每亩20元/年。“我觉得这地也太便宜了，种草我也能挣钱。” 2002年，满根公司与两棵树村重新签了土地承包合同，地租降为每亩5元/年，但不能再像先前那样一年一交，而是一次性交10年。按许文丽的说法，当时是两棵树村主动提出重签合同的。后来她听两棵树村的村民说，村里当时认定她干不下去，“一阵五级风就把许经理刮回北京了”，而她一旦被“刮回”北京，村里白得10年地租，她修的路、打的井也都留给村里了。南方周末记者找到当年代表两棵树村与满根公司签土地承包合同的村主任，其表示自己已七十多岁，天天吃药，以前的事情都不记得了，就连合同上的签名是不是其本人的，他也称“不知道”。按两棵树村现任村支书包宝龙的说法，当年本村人承包“坨子地”的价格，也都是每亩5元/年。

2026年6月，希伯花镇一块“坨子地”。（南方周末记者柴会群/摄） 02 “早上开好的沟，下午就刮平了” 许文丽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得知她要去内蒙古开农场，家人朋友都反对。“我妈急得一晚上嘴边起了一圈水泡。”许文丽说，“第二天跟我来看这片地，（她）说土地是带不走的，你要在这里经营，就必须留下来，等这块地有价值了，你也老了。” 据许文丽介绍，“5820”工程要求营造“网格状”林带：地的四周种杨树，用来防风固沙，保持生态，中间“围封”起来的荒地可以综合利用，“宜耕则耕，宜牧则牧”。为了鼓励承包者造林，造林面积只需达到总面积的30%。这一模式被称作“生物圈”，可以兼顾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据澎湃新闻报道，通辽市开鲁县1999年也曾实施过一个荒地开发治理工程，简称“三三制”，即造林、种草、造田各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一。不过，在满根公司与两棵树村签的土地承包合同中，只是要求所涉土地“用于农业、林业、养殖业、加工业等综合开发治理”，并未约定造林面积所占比例。合同显示，满根公司从两棵树村承包的土地是“四荒”土地。据土地管理法和国务院相关文件，土地按用途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四荒”土地属于未利用地。 2001年初，通辽市政府曾制定《科尔沁沙地治理开发招商引资实施办法》，文件中提到，投资者在治理区域内拥有从事农林牧副综合生产的自主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干预”。许文丽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接手两棵树村“5820”工程时，政府已经做好前期规划：三千亩的长方形地块被划成12个方格，每个方格边长400米。当时，两棵树村仅在外围种了一圈树，一共6000棵，不到全部造林任务的十分之一。直到开始造林时，许文丽才真正明白那些地为什么便宜，以及两棵树村为什么“干不下去”——“没有道路，远离村屯，就是纯荒地。” 许文丽说，承包土地之后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雇铲车修路。更麻烦的是没有电。通辽处在半干旱地带，树成活的关键是水。新栽的树苗，一个月内要浇三四遍水才能成活。没有电，就只能用柴油机抽水浇树。许文丽说，光柴油机就买了20台。满根公司的院子里有一个废弃的铁皮罐。满根公司老员工谢德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个铁皮罐是他们当年补苗用的。那时栽树，要先在地里开沟，用植树机在沟里种树，种完树用柴油机抽水，沿着树沟浇，高的地方浇不到，树就会死。树死了就得补苗，补完苗用拖拉机拉着装满水的铁皮罐，一棵一棵浇，一罐水只能浇五六十棵。让许文丽吃苦头的还有当地的风。据2008年央视《致富经》栏目报道，许文丽带着工人干活的第一天，就遭遇意想不到的情况。 “开完沟，造完林以后，还没等到浇水，五六级风一刮，早上开好的沟，下午就刮平了。”面对央视镜头，许文丽如此说。许文丽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由于风沙大，她在开始造林的第二个月，就给地里的12口井分别盖了井房，否则用不了多久，风沙就会把井“吞”掉。甄姓农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在通辽租地种向日葵已经有六年，这里春季风沙大，有些地方一刮风，就把上面一层好土刮没了，许文丽的地由于有树挡风，好土没被刮跑，地比别人的好，地租也高。据《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关于许文丽的一篇报道，2001年前后，共有7家企业到通辽投资荒地，最后只有满根公司一家存活下来。许文丽说，7家公司中有一家是上市公司，当年在与两棵树村相邻的希伯花村承包了两万亩“坨子地”。该公司走后，政府接手，先是出资建好“生物圈”，再以每亩地两元多的价格公开对外发包，花了三年才包完。一位林农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希伯花村那两万亩“坨子地”，当年是发公告对外发包的，一亩地一年的承包价只有两元多。

2008年，《致富经》栏目报道许文丽。（受访者供图） 03 “歪打正着” 在外人不看好的情况下，许文丽如期完成了造林任务，并一度成为当地的造林先进典型。许文丽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03年夏天，通辽市委一位领导带着相关部门负责人到农场开现场会，高度肯定了满根公司的造林治沙工作，并当场提议把基地确立为“通辽市沙地综合治理示范区”，希望扩大规模，做成“5820”工程的样板。许文丽说，2004年，为了扩建示范区，由镇政府牵线，满根公司又从与两棵树村相邻的牧场村承包了三千亩地，承包期50年，价格同样是每亩5元/年。按牧场村现任村支书袁春隆的说法，村里当年承包给许文丽的地全是林地，“没有耕地这一说”。“老百姓把树全清了，（让）她（指许文丽）栽树，说是防风固沙。”袁春隆在电话中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不过，满根公司2004年与牧场村签的土地承包合同显示，那三千亩地属于“坨沼地”，用于“通辽市沙地综合治理示范园区的扩建工作”，其中林网面积不少于1000亩。 2004年，许文丽开始建养牛场养牛，想通过养牛赚钱弥补造林支出。至于两棵树村那些被树“围封”起来的方格地，原来种过药材、栽过葡萄，但都入不敷出，后来改种牧草，牧草长起来后就用来放牛。“今天在这（个方格里）放，明天在那（个方格里）放，划区轮牧。” 承包土地的头几年，许文丽原本想靠树挣钱。根据通辽当年的荒地造林政策，承包人在承包土地上所栽的树，归承包人所有。许文丽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年科左中旗招商局向她介绍造林项目时，把她种下的那些杨树比作“绿色银行”，说十年就能成材，成材后砍伐出售，相当于从银行取钱。然而，随着木材价格下跌，“绿色银行”的愿望落空。据许文丽介绍，她造林的时候，杨树木材价格是800元/立方米，当年能买20袋大米；现在的价格是350元/立方米，只能买3袋大米。许文丽说，农场后来把种地作为主业，属于“歪打正着”。在承包地里放牧没几年，当地就开始禁牧，不允许放牛了。她只好投资盖牛圈，由散养变为舍饲，这样一来，原本用来放牧的方格地就空出来，她便用牛粪将方格地改良成耕地，“改良一块，种一块”。最早种的是玉米，用来做牛饲料，由于地力差，加上种植规模大，管理不过来，产量很低。许文丽一算账，还不如租给别人种。和当地农民一样，许文丽把对外出租耕地称作“卖”地。她当年从两个村承包的6000亩荒地当中，有三千多亩改良成了耕地，今年全部“卖”掉了，最高“卖”到每亩一千元。不过，区别于当地农民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方式从村集体承包的“口粮田”，满根公司开荒形成的那些耕地一直没有确权。在政府相关文件中，这样的耕地称作“新增耕地”。许文丽说，前几年肉牛行情差，80%的养牛场都倒闭了，她的养牛场连年亏损，之所以没关门，就是靠地租撑着。在许文丽看来，地租能够持续上涨，除了她长期投入改良土地外，也有客观因素，比如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以及农业科技水平的提升。“原来只能种平地，大水漫灌，后来有了喷灌机、滴灌技术，起伏大的地也能种了。”许文丽说。满根公司在两个村的承包地，各有一半左右改良成了耕地。牧场村村委会主任齐长宝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该村现在所有“口粮田”加起来，还不如满根公司的耕地多。许文丽说，随着地租涨价，当地老乡毫不掩饰对她的羡慕，“他们说，许经理，你看你5块钱一亩包的地，现在都卖到七八百了，你可发财了。我说我从32岁干到57岁，一辈子搁这了，投资了几千万，你们怎么不说？” 满根公司股东、许文丽的丈夫朱东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公司这些年对农场的主要投入，并非土地资金，而是造林和改良土地方面的支出。这些年来，林地一直亏损，耕地盈利也不过是近几年的事。

满根公司在牧场村承包地中的一块耕地。租户称，由于有林带挡风，这块地的生产条件更好，地租也高。（南方周末记者柴会群/摄） 04 “与实际不符”的林权证按许文丽的说法，就在改良出的耕地不断增值的同时，她种下的那些树，不仅没为她赚一分钱，反而因为办林权证，给她带来大麻烦。据公开报道，2009年，内蒙古自治区全面推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为农村集体林地确权发证。许文丽说，为配合办林权证，希伯花镇政府要求各村与造林户重新签土地承包合同，理由是早年签的合同五花八门，无法存档。新合同是2011年签的，按许文丽的说法，新合同分两类：一类涉及有林的地，用来办林权证，叫“林地合同”；另一类涉及无林的地，即原始承包合同中造林之外的地，叫“宜林地合同”。两类合同用的都是自治区林业部门统一制作的林地合同模板，都印有“林地必须用于林业生产”“不得改变林地用途”字样。袁春隆正是依据合同中的上述内容，认为牧场村承包给满根公司的地都是林地，应该全部用来栽树。不过，2011年的合同中还有一句手写的补充：“其它未尽事宜，按原合同执行。”许文丽称，这句话是她为防日后引发争议，特意要求加上的。按许文丽的说法，办林权证时，全镇几十万亩林地都需要现场测量，林业站只有三个人干活，根本跑不过来，导致林权证常常与实际不符，既有“证外有林”的情况，也有“证内无林”的情况。满根公司在牧场村的承包地的林权证“绘图员”，是希伯花镇林业站现任站长白永平。白永平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林权证“不会错”，他还说，当年办林权证时，是许文丽的丈夫朱东拿着GPS自己测的。朱东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满根公司的林地由于是网格状，比片状林办林权证要麻烦得多。当时林业站到满根公司现场测量的工作人员拿着GPS测，走了几个点就不愿意走了，自己也只是跟着他走了几个点。公司正常应该办几十个林权证，但只办了几个，有的林地没有办到证里，办到证里的则有部分耕地。按林权证上的数字，截至2011年，满根公司在两棵树村造林1370亩，在牧场村造林1452亩。朱东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满根公司与牧场村签的土地承包合同中，只约定造林不少于1000亩，并未约定哪块地必须用来造林，实际上把规划权给了满根公司，只要林地面积达到合同要求即可。目前满根公司的实有林地面积，并不少于林权证上的面积。许文丽说，2011年办林权证时，牧场村承包地上的造林任务其实还没完成，达不到办证要求，她原本也不想办，但林业站说“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她又是招商引资的“大户”，允许她先办证，再补栽，于是按每亩30棵树的最低造林标准给她办了林权证，其实办证时连每亩30棵也达不到。许文丽说，办完林权证后，她用了4年时间，才在牧场村的承包地里把树种完。目前，她在牧场村的承包地栽下并成活的树总共有11万多棵，其中仅杨树就有8万棵，接近林权证上所填数字（43560棵）的两倍。对于许文丽的造林成绩，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多名当地林农均给予肯定。白永平在2025年与许文丽的一次微信交流中，也称后者的造林成绩“毋庸置疑”，“荒沙变成了绿洲”。许文丽在牧场村承包地种的11万多棵树当中，有大约2万棵“锦鸡儿”。锦鸡儿又名柠条，属于灌木类，是“三北”防护林工程中用来防风固沙的核心树种。许文丽说，锦鸡儿是2012年栽的，当时已经办完了林权证，镇林业站站长找到她，说上面来任务了，让种锦鸡儿，希望她能为镇上分担200亩的任务，旗里给树苗并负责栽种，她只管浇水保成活就可以。 “我说我林权证都办完了，地也都规划完了，再占一块地（造林），我的耕地就太少了。”许文丽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说你这个‘大下坡’（地里的树）老浇不活，咱们换一下，你把那块平地给我栽200亩（锦鸡儿），‘大下坡’（里栽的树）就（当成耕地）翻了，别要了。” 按许文丽的说法，她考虑到种锦鸡儿的那块平地是一个三角形，不太适合耕种，而那块“大下坡”地上种的树确实难成活，就答应置换，由此导致林权证内有200亩地变成了耕地，而那200亩锦鸡儿则至今没办林权证。南方周末记者曾试图联系希伯花镇林业站时任站长，多次拨打其手机号码均未接通。白永平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满根公司的200亩锦鸡儿确实没办林权证。

牧场村承包地里的“锦鸡儿”。（南方周末记者柴会群/摄） 05 “不好办”的采伐证朱东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年办林权证时，林业站说树以后要想采伐，就得有林权证。按许文丽的说法，办完林权证后，从2013年开始，她连续三年向林业站申请采伐，均没获批。而每次一申请完，就有木材贩子找到她，说可以帮她办采伐证，但每棵树要收3—5元的“手续费”，她认为“太黑”，就一直没有办。后来随着木材价格下跌，她没再申请过采伐证，至今没采伐过一棵树。希伯花镇多名承包林地的林农向南方周末记者反映，采伐证确实不好办。在希伯花镇大解放村承包林地的老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2005年承包时，树就已经成材了，但一直到2019年才办下采伐证。按老韩的说法，林业局批采伐证是不收费的，但迟迟批不下来。后来他找了一个中间人，中间人按一亩地一百元收费，总共花了四万多元，才办下采伐证，而那批树采伐后总共才卖了七万多元。两棵树村一位林农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早年种的树已经成材，由于办不了采伐证，他也不再浇水，宁可让树旱死。白永平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采伐证不容易办的原因，是采伐指标少。“每年找我们林业站批采伐的至少有几十个人，正常年份能批20块地就不错了，大部分都批不了。” 按白永平的说法，近几年采伐指标更少，2025年没给，2026年为了完成一个工程，也只给了几百亩。采伐指望不上后，许文丽把心思转向养牛和种地上。“后来我就不再关心树了，树不挣钱，还得搭工夫搭钱。我就好好养牛，然后拿牛粪改良这些地。”许文丽说。许文丽估计，她当年种下的杨树，如今还活着的也就七八成。有的树被人盗伐，更多的是自然死亡。在她看来，杨树作为外来树种，生长需要大量水分，并不太适合科尔沁沙地干旱的气候条件，一般长到10年左右，就开始从上到下逐渐枯死。枯死以后，大都被当地老乡砍走当柴火烧了。有的林农看到树反正死了，就会开出来种地。在与两棵树村相邻的海河村，就有许文丽所说的情况。该村一位王姓林农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和许文丽同期承包了村里几百亩沙荒地，也是用来造林，区别在于他与村里签的是林地承包合同。他当年种的杨树，成材后办不下采伐证，后期死了不少，死树被老百姓砍走了，他就把树疙瘩挖掉，开出来几十亩耕地，用来种玉米，种了好多年。前文提及的甄姓农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在开鲁县老家承包的荒地，按合同也是造林，但老百姓同时也在里面种地。“后来种着种着把树种没了，变成（耕）地了，也没人管。”

两棵树村承包地里被盗伐的树。（南方周末记者柴会群/摄） 06 “林转耕” 在许文丽看来，她后来遇到的麻烦，与“三调”后当地实施的若干政策有关。 “三调”的全称是“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于2017年开始，2020年完成。根据公开的“三调”数据，内蒙古自治区是全国为数不多的耕地较“二调”有所增加的省级行政单位之一。新增的耕地来源不一，有的是开荒形成，有的则是通过开垦林地、草地而来。按开鲁县自然资源局局长2024年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的说法，“三调”的特点是“所见即所得”：现状是什么地就是什么地，不管来源是否合法。 “三调”之后，许文丽查询发现，满根公司开垦荒地形成的那三千亩耕地，已经在自然资源局的系统里“落位”，成了“永久基本农田”，被划入耕地保护红线。王姓林农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那几十亩耕地同样也被纳入了“永久基本农田”。 2023年，自然资源部与国家林草局发文（自然资发〔2023〕53号，以下简称“53号文”），要求以“三调”结果为基础明确林地管理边界，规范林地管理。据这份文件，即便是以前毁林开垦形成的耕地，只要在“三调”时显示为耕地且划入耕地保护红线的，就按耕地管理。不过，“53号文”的效力只有两年。2025年7月，自然资源部与国家林草局再度发文（自然资发〔2025〕128号），认为“三调”结果不能作为地类认定的主要依据。 2026年7月，自然资源部与国家林草局发文将53号文废止。甄姓农民承包的100亩林地，“三调”后也被纳入“永久基本农田”。按他的说法，政府有段时间不让种，导致荒了两年。后来又让种了，但要给村里另交一笔钱，村里把这一做法称作“林转耕”。据相关报道，开鲁县“林转耕”的背景是：在通辽，当年村集体以每亩几元钱承包出去的荒地，变成耕地后大幅增值，围绕增值后的利益如何分配，村集体与承包户之间产生矛盾。2024年，作为通辽市解决新增耕地矛盾的试点，开鲁县试图通过由村集体在原承包费之外加收一笔“有偿使用费”，给新增耕地“合法身份”。不过，开鲁县的“林转耕”试验因一桩意外事件遇阻：2024年4月，开鲁县建华镇党委副书记纪云浩由于阻止不交“有偿使用费”的承包户春耕，经媒体报道后引发轩然大波，纪云浩被免职。甄姓农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阻耕事件发生后，村里就不再收钱了，他今年把那100亩地租给了别人种，一年的地租收入达10万元。不过，今年恰好承包年限到期，下一步怎么办，村里没有说。在他看来，如果多交点钱村里还让继续种，自己也能接受。同属通辽市的下辖旗县，对“林转耕”的处理方式并不相同。在科左中旗，开垦林地非但不能像开鲁县那样“合法化”，林农还有可能因此被罚款甚至坐牢。

2024年4月30日，在开鲁县一块“林转耕”的土地上，杨树被连根拔起。(南方周末记者韩谦/摄） 07 一次处罚，两份处罚书 2024年3月28日，通辽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发文（通政办发〔2024〕11号，以下简称“11号文”），要求严格用地分类管控、加强违法用地整治。文件中提到，通辽市近年来破坏林草资源、非法开垦、违规违法占用林地、草地等破坏原地类性质的行为屡禁不止，“个别地区被挂牌督办甚至约谈问责，全市土地管理形势日益严峻”。据白永平介绍，近年来随着耕地值钱，不少林农出现恶意毁林开垦现象，政府为了不让林地继续减少，加强了违法用地整治。 “11号文”提到，对于“三调”前违规违法开垦林地、草地等其他地类形成的较大规模耕地，由发包方与承包方依法解除原承包经营合同，并收回经营权，由集体经营或按耕地有偿发包。许文丽对此并不担心，她认为满根公司那三千亩耕地是通过改良沙荒地形成的，并不存在违规违法开垦。但“11号文”还提到，“（非法占用林地行为）情节严重的，（村集体）依法解除合同收回经营权”。许文丽认为，这一条等于“给合同作废开了一个口子”：一旦她被认定有非法占用林地行为且情节严重，那么不论地是怎么形成的，两棵树村和牧场村都有了把地收回去的理由。许文丽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25年3月上旬，希伯花派出所时任所长刘克强到农场找她，说根据林业站转来的699号卫星图斑，她把3亩多林地变成了耕地，要罚款。白永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卫星图斑是由省级有关部门下发的，卫星每年都会航拍好几次，通过前后对比看地貌发生的变化，判断是否存在毁林嫌疑。按白永平的说法，699号卫星图斑是2021年上级下发的，他通过图斑判断那地方原来有几棵大杨树，而许文丽把这些树“弄没了”。许文丽否认毁林，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林业站为699号卫星图斑找她时，并没有出示原始图斑，只说了大致位置，让她补栽，她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安排员工在地头栽了些松树，由于树苗太小，后来被种地的农户不小心翻了。白永平则认为，许文丽栽树，就等于承认把树“弄没了”。另据许文丽介绍，2025年“五一”假期期间，希伯花派出所原民警宫大成打电话给她，说派出所给699号卫星图斑开了罚单，让她缴纳一万五千多元的罚款。她问宫大成要手续，宫大成随后通过微信把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发给了她。许文丽说，直到当年8月份，她才感觉图斑的事不对劲，就安排妹妹问派出所要来相关手续，确定了699号卫星图斑的具体位置，这才发现那个地方原本就没有树。后经员工提醒，她才想起，2021年曾安排员工用牛粪改良那块地，牛粪曾临时堆放在地里，后来撒掉了，她由此认为，形成卫星图斑的是牛粪，而不是杨树。白永平认为不可能是牛粪，“我干了16年林业，牛粪或者其他东西跟林木的影像一点都不一样”。许文丽的妹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25年9月份，她问希伯花派出所要行政处罚的相关手续时，派出所又给了一份不同版本的行政处罚书。南方周末记者对比发现，两份处罚书都指向699号卫星图斑；都盖有科左中旗公安局的公章；处罚时间均为2025年3月25日；处罚对象均为许文丽；罚款数额均为15565.779元。但两份处罚书的具体内容有诸多不同之处，新版处罚书的文号是“左公林罚行罚字〔2025〕699号，旧版则没有文号；新版的案由是“非法占用林地案”，旧版的案由是“擅自开垦林地案”。两份处罚书引用的法律条文也不一样，新版仅称许文丽的行为违反了森林法规定，没提及具体法条。旧版则称根据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七十四条一款”的规定予以处罚，但经南方周末记者查证，森林法实施条例总共只有四十八条。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为何有两个不同版本？2026年6月29日，南方周末记者当面询问希伯花派出所所长李少坤，李称自己2025年5月才调到希伯花派出所，许文丽的行政处罚是之前作出的，他对此不清楚。南方周末记者就699号卫星图斑所涉行政处罚询问刘克强，刘未作解释即挂断电话。

699号卫星图斑涉及地块里的一棵杨树，有二十多年树龄。（南方周末记者柴会群/摄） 08 “铁打的林地” 2025年3月28日，通辽市公安局和林草局联合发文，要求严厉打击破坏森林、草原、湿地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并让广大农牧民积极举报。打击毁林毁草专项行动由此正式开启。许文丽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刘克强就699号卫星图斑去农场找她后不久，两棵树村现任村支书包宝龙举报她砍树，派出所再次来农场找她。 2026年6月29日，面对来访的南方周末记者，包宝龙承认曾举报过许文丽砍树。“我们村护林员看出来了，他发现的时候，树都没了，完了护林员跟我说，我就举报她。” 不过包宝龙亦承认，护林员并没有亲眼看到许文丽砍树。南方周末记者提出找护林员了解情况，其不置可否。按许文丽的说法，包宝龙在举报前还给她打过电话，说是镇长让他举报的。包宝龙对此并未否认，称他将此事向镇里汇报了，“镇长说那你就直接报案，我就报案了”。许文丽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25年3月28日，刘克强带着旗林业调查队又来农场做了一次现场勘查，还让她在一份承认砍树的材料上签字，她没签。 “她把树确实放了（指许文丽砍树），261棵，”2026年6月30日，刘克强在电话中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不管咋的，（砍树是）铁的事实，我们到哪说都不怕。” 按刘克强的说法，许文丽砍树构成刑事案件，因此把案件转到了旗公安局环食药大队。但科左中旗公安局没有就此立案。科左中旗公安局环食药大队大队长崔国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对许文丽的毁林举报没有证据。两棵树村的举报没有下文，牧场村的举报又来了。该村村支书袁春隆在电话中向南方周末记者承认，他“告”过许文丽。李少坤表示，希伯花派出所接到举报后，先去实地查看情况，随后委托旗林业调查队进行鉴定，他还记得鉴定专家是晚上七八点钟来的，他当时电话通知了许文丽，但许文丽没去。 2025年5月21日，两位鉴定人员到满根农场牧场村承包地现场勘查两天后，科左中旗林业调查队出具了一份鉴定报告，称满根公司2025年在林地里开垦种植农作物，“林地范围内扣地膜耕种西瓜89.1亩”“造成林地原有植被严重破坏”。希伯花派出所据此认为许文丽涉嫌犯罪，遂将该案移交科左中旗公安局环食药大队。许文丽向南方周末记者确认，那89.1亩耕地是在林权证范围内，但都不是2025年开垦林地形成的，其中有40亩地本来是耕地，从没种过树，误办进了林权证。另外49.1亩地是由于2012年种锦鸡儿改变规划造成的，而在“三调”后，这89.1亩地都被纳入了“永久基本农田”。不过，按白永平的说法，在科左中旗，“三调”结果不能作为地类认定的依据，只要在林权证范围内，仍是“铁打的林地”，把林地开垦成耕地，就是违法违规。按李少坤的说法，在执法过程中，派出所认定林地的依据，是“有（林权）证按证来（认定），没证按（林地承包）合同来（认定）”。许文丽出事后，朱东曾查过与地类认定相关的法律。在他看来，林权证仅是权属证明，“没有任何法律说林权证是地类认定的依据”。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森林法中并未规定何为林地。根据土地管理法和实施条例，地类认定的依据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或“国土空间规划”。让许文丽夫妇感到疑惑的是，满根公司牧场村的承包地里，林权证内应该有200亩左右的耕地，但鉴定报告只认定了89.1亩。他们猜测，可能是鉴定人员做现场勘查时，把公司承包地的边界搞错了。 2025年5月26日，科左中旗公安局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为由对许文丽刑事立案。许文丽被立案三天前，前文提及的王姓林农因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被刑事拘留。王姓林农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取保候审期间，他把已经出苗的玉米毁掉，又“花了点钱”，才没有被起诉。同年8月，老韩的儿子也因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被刑事拘留，最终被判处拘役六个月，并处罚金三万六千元（详见南方周末报道《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一个标点引发的争议》）。按崔国君的说法，在2025年的打击毁林毁草专项行动中，科左中旗公安局办理了几十起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刑事案件。

2026年6月，科左中旗的一块告示牌。（南方周末记者柴会群/摄） 09 “网上逃犯” 2025年4月11日至5月12日，春耕时节，希伯花镇的领导干部和执法人员先后六次来到满根公司的承包地。许文丽的妹妹有两次到场，并拍下视频。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当时就预感要出事，为此多次劝姐姐避一避。许文丽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新冠疫情之后，因丈夫在澳大利亚工作，她每年都去探亲，当时牛场正好有一个与澳方的合作项目，于是她在妹妹的催促下去了澳大利亚。出入境查询记录显示，许文丽的出境日期是2025年5月22日，在其被刑事立案四天前。许文丽说，2025年6月初的一个晚上，她在澳大利亚突然接到崔国君的来电，“说我因非法开垦林地被刑事立案了，他们正在来北京缉拿我归案的路上，”许文丽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让我不要存侥幸心理，主动告诉他们我住在哪儿，争取取保候审待遇。” 许文丽说，她告诉崔国君自己在澳大利亚，崔开始不信，直到她用当地电话拨过去才相信，随后加了她微信。两人的微信沟通记录显示，许文丽把农场过去和现在的照片发给崔国君，崔表示“这变化太大了”“怪不得惦记你的人这么多”。在两人后来的微信交流中，崔数次劝许文丽回国，许均未答应，称只有警方撤案她才回国，崔则表示她先回国他们才会研究是否撤案。许文丽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由于环食药大队去北京没抓到她，自己一下就在全旗出了名。她后来听说，自己是2025年科左中旗因涉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林农当中，唯一“漏网”的。崔国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许文丽已被列为“网上逃犯”。按他的说法，许文丽的事情本来“不大”，如果主动回来投案自首，可以先办个取保候审，下一步可以“尽量往好的方向转”，但她不能正确面对，就知道躲，“现在回来必须抓她”。 “她总觉得挺委屈的，三十岁从北京来的，又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高才生，为科左中旗贡献三十年，（现在）把她作为犯罪分子打击了。”崔国君在电话中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但是事实搁那摆着呢，她把那个林地变为耕地之后，对外发包了……” 崔国君表示，由于涉及跨国执法，他们如赴澳大利亚抓捕许文丽，需要报备公安部申请红色通缉令，他认为没有必要，“一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也不是杀人放火”。许文丽与科左中旗时任公安局局长刘淼也有过微信交流。两人的聊天记录显示，刘淼认为许文丽案“确有需要商榷和研究的地方”，但许文丽得回来当面核实。在农场多次被查后，满根公司亦曾发起反击。2025年5月下旬，许文丽的妹妹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举报，称公司名下的200亩锦鸡儿灌木林遭镇林业站盗伐。举报数天后，白永平通过微信联络许文丽。在那次沟通中，白永平称许文丽“毁林毁草”，确实违法了。许文丽情绪失控：“谁毁林毁草了?我在这含辛茹苦25年，造林造了2700多亩……我造林造出孽来了？” 2026年4月，在今年的打击毁林毁草专项行动开展期间，希伯花镇政府制定了一份《关于依法经营和使用林地、草原告知书》。按这份告知书，只有村委会以耕地发包的土地才可以耕种，开垦其他地类形成的耕地均不得耕种，告知后如不遵守，将追究法律责任，“构成违法的会受到刑事打击”。包宝龙将这份告知书通过微信发给了许文丽，但许文丽并未理睬，她像往年一样把那三千亩地“卖”了出去，只不过所有手续都是“隔空”完成。一个多月后，“林草执法大队”来到农场，向今年的花生种植户及满根公司发出“禁种告知”。牧场村村委会主任齐长宝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该村已经在2026年4月份开过村民代表会议，打算“走法律程序”，从满根公司手里要回村里的地。两棵树村目前尚没有与满根公司打官司的打算。包宝龙承认，村里老百姓想在合同期内把地要回来，但他认为并不现实，“人家有好几份合同，咱们硬拿回来，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事”。在包宝龙看来，该村与满根公司的矛盾是“历史产生的问题”。“其实看人家合同的话都没啥问题，就是价钱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