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纽约受审，20年旧账彻底引爆

2026年9月9日，美国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院。一家从深圳起家的中国公司，经过近四十年扩张，成为全球最重要的通信技术企业之一，如今却坐到了美国刑事审判的被告席上。美国司法部检察官Taylor Stout在开庭陈词中用了三个词概括检方眼中的华为：“Theft, lies, cover-up.”----盗窃、谎言、掩盖。

（示意图）检方进一步把华为称为一个“criminal enterprise”----“犯罪企业”，指控它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通过窃取商业秘密、欺骗金融机构、隐瞒伊朗业务等手段发展自己的全球通信帝国。华为则完全拒绝这一叙事。辩方告诉陪审团，美国政府正在把发生于不同国家、不同时期、涉及不同员工和公司的事件拼接起来，把正常商业竞争、知识产权纠纷乃至个别员工行为，重新包装成一个持续二十年的“犯罪阴谋”。美国检方试图讲述的是一个关于企业犯罪模式的故事；华为试图拆解的，则是这个故事本身。这场审判的意义因此早已超过了一家公司，因为坐在被告席上的，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形成的一种企业成长模式，以及它与国家、市场、全球化和技术民族主义之间复杂而暧昧的关系。而这一切，要从一个叫任正非的人说起。一、1987：深圳，一个退伍军人的创业 1987年，43岁的任正非在深圳创办华为，他不是互联网时代意义上的创业明星，当时中国甚至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互联网产业。任正非1944年出生于贵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曾进入解放军基建工程兵部队，从事工程技术工作。1980年代军队裁军后转业深圳，后来创办华为。华为最初只是通信设备代理商，真正改变命运的，是中国通信市场的爆炸式增长。改开后的中国需要迅速建设自己的电话网络，而通信设备长期被外国公司控制。爱立信、诺基亚、摩托罗拉、阿尔卡特、NEC等跨国公司占据中国城市市场。华为选择了一条后来被不断神话的道路：农村包围城市，从县级电信市场、农村交换机和外国企业不愿投入的小市场开始，逐渐进入城市，再进入全国市场；此后是疯狂的研发投入、工程师文化、销售铁军和全球扩张。进入21世纪后，华为已经从中国通信设备制造商变成爱立信、思科等世界巨头真正的竞争者。今天的华为已经完全不是1987年的小企业。公司披露，截至2025年底约有21.3万名员工，业务遍及17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收入达到8809亿元人民币。华为称其控股公司由员工和退休受益人通过持股计划持有，任正非本人所占资本比例约0.59%。理解今天的华为案件，首先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华为的成功不可能仅用“偷技术”三个字解释。一家依靠盗窃的企业或许可以获得一种产品，却不可能持续近四十年，在通信设备、智能手机、5G、云计算、汽车电子乃至今天的AI计算领域建立庞大的研发体系。但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华为成长过程中的所有手段都因此获得豁免。相反，随着华为进入世界技术产业最核心的地带，它与竞争者之间关于知识产权的冲突开始不断出现。二、华为是谁的？这是围绕华为几十年来最难回答的问题之一。法律形式上，华为不是中国国有企业。华为自己的最新资料称，公司由员工持有，任正非个人占总股本不到1%。华为长期否认中国政府、军方或者其他外部机构持有公司股份。但华为又显然不是一家容易按照西方上市公司模式理解的普通民营企业。它没有公开上市；员工持股主要通过内部制度运作；其治理结构、工会持股平台以及党组织与企业之间的实际关系，长期受到外界质疑。任正非本人的军队经历，又不断强化了西方国家对于华为与中国国家安全体系关系的怀疑。这里必须作一个重要区分。任正非曾经在解放军服役，是事实；华为在中国国家产业政策、信贷、市场和外交体系支持下迅速全球化，也可以研究；但由此直接推出“华为就是解放军企业”或者“任正非是某个中共家族的白手套”，则需要另外的证据。尤其后一个说法，在中文社交媒体上流传甚广，却不能因为政治立场需要就自动成为事实。对华为真正有力的批评，不需要依赖阴谋论。美国司法部现在摆到陪审团面前的，本来就是另一套可以接受司法检验的证据体系。三、知识产权争议为什么不断出现？ 2003年，思科起诉华为。这成为华为进入美国市场后最著名的知识产权案件之一。思科指控华为侵犯其路由器和交换机软件及相关知识产权。双方后来达成解决安排，华为修改部分产品，诉讼最终结束。因此，这个案件不能简单写成“美国法院判决华为盗窃思科技术”；但它成为华为此后二十多年知识产权争议的开端之一。后来又出现T-Mobile著名的“Tappy”机器人事件。T-Mobile在美国实验室使用一个机器人装置测试手机。华为员工被指获取这一装置的技术信息，相关争议最终进入美国司法程序。还有Motorola、Quintel等不同公司的技术纠纷。这些案件过去彼此独立：有的是民事诉讼，有的和解，有的撤诉，有的涉及员工个人行为。但2020年，美国司法部完成了一件法律上非常重要的事情：它把这些散落在二十年时间轴上的事件重新装进了一张RICO起诉书。美国司法部2020年的替代起诉书指控华为及关联公司长期通过欺诈和欺骗获取美国企业知识产权，并据此增加了违反《反敲诈勒索及腐败组织法》（RICO）的共谋指控以及窃取商业秘密共谋指控。这正是今天“犯罪企业”指控的法律来源。

四、什么叫“犯罪企业”？中文读者最容易在这里被标题误导。美国检察官在法庭上把华为称作“criminal enterprise”，并不意味着美国法院已经宣布“华为是一家犯罪企业。”目前没有这样的司法结论，准确说法应该是：美国政府正在试图说服陪审团认定华为构成RICO意义上的持续犯罪企业或犯罪模式。 RICO原本是美国打击黑手党和有组织犯罪的重要法律工具，后来逐渐扩展到企业、金融及其他组织性犯罪案件。检方必须做的，并不是简单证明：华为某个员工偷过技术；或者华为某次向银行撒过谎。它需要把不同事件连接起来，证明背后存在一种持续性的企业行为模式。所以检察官开庭时才会用盗窃----谎言----掩盖，而华为辩护的核心策略恰恰相反：拆。把二十年的故事重新拆开：Cisco是一件事，T-Mobile是另一件事，Quintel又是一件事；伊朗业务属于另一个部门，某个员工违反公司政策，不等于公司政策就是偷窃，商业纠纷更不等于刑事阴谋。这场审判真正精彩的地方就在这里。陪审团最终面对的，不仅是“某一件事有没有发生”，是这些事情之间究竟有没有一条足以达到刑事证明标准的共同线索。AP在开庭报道中也概括了这种正面冲突：检方称华为存在长达二十年的犯罪行为模式，而辩方认为政府拿一些孤立事件和旧怨，试图把一家全球企业整体描绘成犯罪组织。五、从民事纠纷到刑事证据 9月下旬，这个抽象争论开始变成陪审团眼前的具体证据。检方把Quintel Technology的旧案重新带进法庭。陪审团看到的材料涉及这样一个故事：华为与Quintel曾经讨论合作，而Quintel向华为披露了改善移动通信接收效果的专有天线技术信息。检方展示的证据试图证明，其中一些技术信息后来出现在华为工程师的专利申请中。这正是RICO案件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十年前，它可能只是一起知识产权纠纷；今天，美国政府试图说不要孤立地看它，把它与Cisco、T-Mobile以及其他事件放在一起。于是，一个个民事案件被重新解释成企业行为模式的一部分。但仍然必须提醒：Quintel案件本身不能直接证明华为构成RICO犯罪，美国政府仍然承担刑事案件中的证明责任。六、Skycom：真正危险的那条线相比知识产权部分，我认为对华为刑事风险更大的，其实是另一条线：伊朗。这里出现了一家公司Skycom Tech Co. Ltd.美国政府的核心指控是，Skycom表面上看似华为在伊朗的商业伙伴，实际上长期受华为控制。根据孟晚舟2021年与美国司法部达成延期起诉协议时同意的《事实陈述》，2007年Skycom股份从华为控制的Hua Ying转给Canicula Holdings，但Canicula本身仍然受华为控制。孟晚舟本人还曾于2008年至2009年担任Skycom董事。《事实陈述》进一步记载，2010年至2014年间，华为控制Skycom在伊朗的业务运营，重大商业决定由华为作出，Skycom的伊朗负责人也是华为员工。问题来了：如果Skycom实际上是华为控制的公司，为什么华为后来要把它描述为一个独立商业伙伴？这就把故事带到了香港。七、2013年8月22日：孟晚舟的香港会议 2012年至2013年，媒体开始调查华为、Skycom和伊朗业务之间的关系。这引起了国际银行的警觉。2013年8月22日，孟晚舟在香港与汇丰银行高级主管Alan Thomas见面，她亲自作了一份PPT说明。根据她后来在美国延期起诉协议中同意的《事实陈述》，孟把Skycom描述成华为在伊朗的“合作伙伴”“商业伙伴”和第三方，并表示华为过去曾持有Skycom股份，但已经出售。问题也正在这里。她同意的事实陈述称，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因为Skycom股份实际上只是从一个华为控制实体转到了另一个华为控制实体Canicula。美国司法部还称，2010年至2014年间，Skycom通过相关金融机构进行了约1亿美元的美元交易，其中至少部分资金与伊朗业务有关，并经美国金融系统清算。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后来能够把一桩发生在香港的商业会谈，变成美国银行欺诈案件的一部分。美元清算，把纽约带进了故事。八、孟晚舟承认了什么，又没有承认什么？ 2018年，孟晚舟在加拿大温哥华被捕，引发持续近三年的中美加外交危机。2021年，她与美国司法部达成延期起诉协议（DPA），随后返回中国。中文舆论中出现过两个完全相反的版本：一个说孟晚舟完全无罪，美国失败了，另一个说孟晚舟已经认罪。严格说，两种说法都不准确，孟晚舟没有作有罪答辩，后来针对她个人的刑事指控被撤销。但与此同时，她确实同意了一份《事实陈述》的准确性，其中包括华为控制Skycom、她在2013年向金融机构作出的部分陈述不准确等重要内容。美国司法部当时明确公布了这些内容。这就出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司法后果：孟晚舟本人已经离开美国刑事案件，但她当年签署的事实陈述却留了下来。 2026年的华为公司审判中，这份材料成为美国政府证据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孟晚舟离开了被告席，她的文字没有。九、那个听孟晚舟解释的人，终于走上证人席十三年以后，Alan Thomas也来到了纽约。2026年9月30日，这位当年汇丰亚太区环球银行业务高管坐上证人席。Reuters的法庭素描记录了一个颇有历史意味的画面：华为律师David Bitkower正在交叉询问Thomas，而Ann Donnelly法官坐在审判席上。Thomas告诉陪审团，当年听完孟晚舟的解释后，他认为华为在伊朗的业务是正常、合规的。这句话对检方有用，因为它可以支持一个因果链：孟晚舟说明情况----银行相信----继续业务关系。如果前面的说明是重大虚假陈述，那么后面的银行决定就可能成为银行欺诈案件中“实质性”的证据。但华为律师当然不会让故事这么简单，辩方交叉询问的真正目标，是另一个问题：汇丰到底知道多少？十、银行到底是不是一无所知？这可能是目前庭审最有意思的问题之一。如果一家银行早已知道华为在伊朗经营，也知道Skycom与华为存在密切联系，那么检方把银行描绘成完全被蒙在鼓里的受害者，就可能过于简单。最近的庭审进一步扩大到了Standard Chartered。10月6日披露的庭审报道显示，HSBC和Standard Chartered的高级银行人士都作证说，在媒体曝光华为与伊朗业务关系、而华为予以否认或解释之后，两家银行仍然继续把华为作为客户。这对华为显然有辩护价值，但它也不能自动消灭检方的银行欺诈指控。因为这里至少存在三个不同层次的“知道”：第一，银行知道华为在伊朗做生意；第二，银行知道Skycom与华为关系密切；第三，银行知道Skycom实际上仍由华为控制，而且相关美元交易可能通过美国金融系统。这三者并不是一回事，美国政府真正需要证明的，是后面的层次。所以这场审判已经逐渐从一个粗糙的问题----“华为有没有骗银行？”变成一个精细得多的问题：谁，在什么时候，知道什么？这也是刑事审判真正应该解决的问题。十一、不能把华为简单写成“偷来的帝国” 这里还必须加入一个看起来与纽约审判无关，却非常重要的事实。就在华为因为商业秘密指控坐在美国被告席上的同时，2026年10月5日，华为和美国高通宣布达成一项新的多年期专利许可协议。协议覆盖5G、计算、人工智能和网络技术，并包含双方专利组合的交叉许可；高通还将购买华为部分美国专利，交易仍需相关监管批准。这个事实很值得玩味：如果把华为简单描述成一家靠偷窃成长的公司，那么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今天美国最重要的芯片企业之一反过来需要获得华为的专利许可？反过来，这份协议也不能证明：华为过去从来没有侵犯别人的知识产权。两件事情可以同时成立：华为历史上可能存在严重知识产权违规问题；华为今天也确实已经成为世界重要知识产权拥有者。成熟的历史叙事必须容得下这种复杂性。

资料照片Gilles Sabri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十二、华为为什么成为美国的战略对手？美国针对华为的行动早已超过普通商业执法。2019年以来，华为受到美国一系列出口管制和技术限制。芯片、操作系统、半导体制造设备乃至先进AI计算能力，都成为中美科技竞争的战场。美国及部分盟国还以国家安全风险为由限制华为参与5G基础设施。中国政府则把这一切描述为美国利用国家力量打压中国企业。双方其实正在讲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美国的故事是，华为不仅是一家公司，而是中国国家技术力量向外延伸的重要载体；中国的故事是，美国无法接受一家中国企业在关键技术领域挑战其霸权，于是以国家安全名义发动围堵。这两种叙事都包含部分现实，也都可能把复杂事实政治化。纽约刑事审判的价值在于：它必须暂时放下这些宏大叙事，回到证据。谁写了哪封邮件？谁拿走了什么文件？谁控制Skycom？谁决定伊朗业务？孟晚舟向银行说了什么？银行知道什么？美元如何流动？公司总部是否知道？这些才是陪审团能够裁决的问题。十三、党国资本主义的一面镜子但离开法庭，我们仍然必须追问更大的问题。华为为什么会成为华为？改开后的中国形成了一种非常特殊的经济结构，它既不是传统计划经济，也不是完整意义上的自由市场经济。国家控制土地、金融、能源、通信、牌照和大量战略资源，同时允许民营企业在市场中激烈竞争。最优秀的企业必须同时学会两套语言：一套面对市场，一套面对权力；企业可以是私人所有，却必须理解国家战略；可以追求利润，却必须知道政治边界；可以全球化，却无法完全摆脱自己的国家身份。华为几乎是这种模式最典型的产物之一。它拥有强烈的企业家精神、工程师文化和市场竞争能力，同时又成长于中国国家主导的产业升级过程中。当中国与西方关系良好时，这种结合可以成为全球化奇迹；当中国与美国进入战略竞争时，同样的结合立即变成国家安全问题。于是，华为身份发生了变化：昨天它是跨国企业，今天它是“中国技术力量”，明天它又可能被理解成地缘政治工具。企业本身很难再从国家身份中逃脱。十四、任正非真正创造了什么？评价任正非也不应该走两个极端。把他神化成“中国乔布斯”，当然不够；把他简单描绘成依附中共权力、靠盗窃西方技术发家的骗子，同样解释不了华为。任正非真正值得研究的，是他建立了一套异常强悍的企业组织。这种组织强调纪律、奋斗、研发、服从、竞争和危机意识。它非常中国，甚至带有某种军事组织色彩，但它又极其全球化。华为大量吸收西方管理制度、技术人才和咨询体系，同时进入世界各地最困难的市场。这是一个改开时代才能出现的混合物：中国式组织动员能力＋全球资本主义竞争机制＋国家产业战略＋工程师技术主义。这个混合物最终制造出了一个世界级企业，也制造出了今天的问题。十五、“犯罪企业”还是世界级科技公司？也许答案不是二选一。一家企业可以拥有世界级技术，也可能违法；可以拥有十几万员工和庞大研发体系，也可能形成不健康的内部激励；可以遭受美国地缘政治打压，同时也可能真的违反美国法律；甚至可以一方面侵犯别人的知识产权，另一方面自己成为全球最大的专利拥有者之一。政治宣传喜欢非黑即白，司法却必须处理灰色，历史更应该如此。所以在陪审团作出裁决以前，我们不应该宣布华为已经成为“犯罪企业”。美国检方必须证明自己的指控，华为有权得到完整辩护，陪审团也完全可能接受其中一些指控而拒绝另一些。这才是法治社会刑事审判应有的意义。十六、审判华为，也是审视一个时代从1987年的深圳，到2026年的纽约布鲁克林，已经过去近四十年，这四十年几乎就是中国改开企业史的一条缩影。一个退伍军人筹集资金创业，一家代理商开始制造交换机，一家中国公司进入世界市场，然后挑战爱立信、思科、苹果和高通；随后中国崛起，中美关系改变，技术成为国家安全，芯片成为战略资源，企业成为地缘政治主体；最后，华为坐到了美国刑事法庭上。故事并没有结束。就在陪审团听取华为是否窃取美国技术的证据时，高通正在签署协议获得华为技术的专利许可。这可能是整个华为故事最富象征意义的一幕：美国一只手在法庭上追究华为过去如何取得技术，另一只手所在的美国企业，却在市场上购买华为今天拥有的技术权利。这就是全球化留下的悖论，也是中美脱钩无法彻底完成的原因之一。技术已经彼此嵌入，利益已经彼此嵌入，历史也已经彼此嵌入。所以，纽约陪审团最终无论作出怎样的裁决，都只能回答一个有限的问题：华为是否违反了美国刑法？它无法回答另一个更大的问题：华为究竟是什么？它是中国改开最成功的民营企业之一？是党国资本主义孕育出来的技术巨兽？是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受害者？还是一个在高速扩张过程中越过法律边界、最终被旧账追上的跨国公司？或许，它同时包含其中几种面相，值得研究的，也正是这种复杂性。如果陪审团最终认定华为有罪，我们仍然必须追问：一家从深圳小企业成长起来的中国公司，为什么最终能够强大到被美国视为国家级战略竞争者？如果陪审团最终判华为无罪，我们也仍然必须追问：为什么这家公司在全球扩张的二十多年里，会如此频繁地卷入商业秘密、金融合规、制裁与国家安全争议？两个问题都不会随着一纸判决消失。 2026年的纽约审判，或许只是给华为过去二十年的争议作一次法律清算。但华为真正留给中国的命题远比一场刑事审判更大：在一个国家权力深度进入经济，而企业又必须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制度里，一家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跨国公司，究竟能否既强大，又保持清晰的政企边界；既参与国家发展，又不成为国家意志的附属物；既追求技术赶超，又尊重规则、产权与商业伦理？这不仅是华为的问题，也是所有试图走向世界的中国企业最终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华为，只是第一个把这个问题如此巨大、如此尖锐地摆到世界面前的中国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