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大跃进中做了什么？

1957年末，毛泽东通过对反冒进的批评，亲自到第一线领导全国的经济工作。与此同时，邓小平得到毛泽东的充分信任，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处理大量日常事务， 参与重大事件的决策，协助毛泽东在大跃进实现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 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在“大跃进”期间，邓小平的思想、活动是紧密围绕毛泽东展开的。 除了参与重大事件的决策外，邓小平与大跃进运动有关的活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后至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主要是在全国各地调研工业生产和人民公社问题，宣传毛泽东的大跃进思想和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用他自己的话说: “出去主要是鼓劲。” 1958 年 9 月中下旬，邓小平从东北一直向南走，先后到黑龙江、辽宁、河北、广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调研。他一路视察工厂、人民公社、学校，听取工作汇报，召开干部大会作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在调研视察过程中，他沿途发表讲话，对经济建设方针和领导方法发表看法。

1958年9月，邓小平视察建设中的黑龙江省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

1958年10月8日，邓小平视察天津霸县胜芳人民公社，并与同行的李雪峰、杨尚昆、刘澜涛一起在所谓丰产田密集的稻子上拍照留念，见证奇迹。 第二阶段是郑州会议后, 邓小平主要是协助毛泽东开始对大跃进运动中的浮夸风、“共产风”、高指标等过“左”的东西进行纠正。邓小平此前因为推行大跃进，亲身体验该运动的问题与所造成的严重困难，因此对于毛泽东想法的转变，表示赞同与支持，也积极参与各个领域的具体调整工作。他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主持《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起草工作。 在随后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他主持起草《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在全会上获得通过。 1959年1月26日至2月2日，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在北京召开。第一天，毛泽东主持会议，邓小平作报告。这次会议把调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问题突出地提出来，并下调了一些指标。但是，由于坚持四大指标不变，会议确定的其他各项计划指标仍然很高。 4月2日至5日，八届七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向全会作总结报告，正式宣布1959年各项计划指标。在邓小平提议和毛泽东的支持下，钢指标降为内部掌握 “洋钢”一千六百五十万吨，其他主要工业产品，如生铁、钢材、发电量、发电设备、金属切削机床等的指标，再次作了不同程度的下调，基本建设项目也由一千五百个缩减为一千个左右。

邓小平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发言 5月28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明确提出要把工作重点从抓钢铁转到抓农业和市场上来。 1960年1月下旬到3月中旬，邓小平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到广东、湖北、河南、安、山东、天津和北京市作了一次考察，考察的重点是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 毛泽东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抓具体政策的制定，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抓农村工作具体政策的制定上，而将制定城市工作的具体政策主要交给邓小平等做 。 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庐山召开，史称“第二次庐山会议”。 中共中央批准和通过了由邓小平主持修改的《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高教六十条”）、《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等文件。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在庐山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 需要指出，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开展，邓小平被毛泽东委以重任，在党内的地位不断地被提升。1958年2月17日书记处会议上，彭真传达了毛泽东关于“中央书记处对国务院和各部委的工作要管起来”的指示。毛泽东要求国务院各部门直接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工作，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被推到了领导经济工作的第一线。在此之后，中央书记处协助毛泽东、党中央在“大跃进”中计划指标的制订、任务的部署实施、监督落实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58年的每一个历史事件都有邓小平的参与。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曾形象化地打比喻讲：我挂正帅，就是大元帅，邓小平为副司令、副元帅；我们两个人一正一副；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 最后说到责任，毛泽东发动领导了“大跃进”，当然负有主要责任。邓小平在“大跃进”中全力协助毛泽东，负有的责任仅次于毛泽东。 “大跃进”运动过去了二十多年以后，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教训时说： “讲错误， 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 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 ‘大跃进’， 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 不要造成一种印象， 别的人都正确， 只有一个人犯错误。 这不符合事实。 中央犯错误， 不是一个人负责， 是集体负责。” “一九五八年 ‘大跃进’， 我们头脑也热， 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 这些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社会主义究竟怎么搞？ 过去几十年我们有成功的经验， 也有不理想、不大好的经验。”“我们都想把事情搞好， 想搞快一点， 心情太急了，一九五八年的 ‘大跃进’ 就是心情过急。 心情是好的， 愿望是好的， 但心一急， 出的主意就容易违反客观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