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记忆：我们班的四大金刚

1965年秋天，我上了中学。还当了班干。班干里四个女生：班长、团支书、劳动委员、学习委员。班长是蒙古族，女生里个子最高，排队站在倒数第一位；我站在倒数第二位，是学习委员；劳动委员，倒数第三位；团支书也在“倒数”之列，忘了排第几了。 “四大金刚”是我们自己命名的。 班长老成持重，个子大年纪也大两岁，全班都服。打篮球时，我喜欢大呼小叫，可她稳稳的，不急不躁，带球过人，一流投篮手。 我学习不错，但是太傲，不太关心别人，平心而论，同学中威信比班长差一大截。 团支书是美女，皮肤黝黑，妈妈叫她“漂亮的黑姑娘”；怎么上中学前就入了团呢？这成了文革开始大字报攻击她的缘由。 劳动委员一看就是女“汉祗”，山东黄县人，骨骼粗大，力气大，嗓门大，脾气也大，她要绷着脸，用黄县腔的普通话一喊，大小男生都打怵。 四个人相貌脾气迥异，却是好朋友。私下里无话不谈，最多的就是女孩子青春期的变化，班长就是启蒙者，悄悄告诉我们连妈妈也没来得及讲的事情。 可惜，无忧无虑的中学其实就上了一年，“伟大的浩劫”就开始了。 她们三个出身工人家庭，按理是响当当红卫兵，可是团支书因为长得漂亮，因为上中学前入团，受到了许多人身攻击。我也因为家庭弄得灰溜溜。四个人忙着革命，忙着自保，亲密的机会没有了。直到1969年上山的上山，下乡的下乡，各自一方。 在校时我和班长最亲密，感觉她就像我的大姐。分开后，和团支书联系最多。她后来进修赤脚医生，在林业局医院的药房工作。看上了在医院烧锅炉的一个小伙子，人聪明长得也帅，地主出身。美女要下嫁黑五类，自然轰动，再深挖档案，居然父亲还在劳改中！于是，组织上几次三番做美女工作，劝她放弃这段感情。她拒绝了。结果也丢掉了第二顶团支书的帽子。我是她铁杆支持者，还住过他们新婚的小房子。 班长下乡回到了呼伦贝尔草原，后来在海拉尔市政府工作。上学时最亲密后来因为隔得远，联系却最少。也没有见过她的丈夫。 劳动委员看着粗大，其实心细精明，当会计当劳资科长，也八面威风。退下来以后，跟山东老家做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美女确实慧眼一双，那个地主儿子的丈夫当了县长，再后来当了市政府副秘书长，我住过他家揩过他的油，混吃混喝。今年春天听说我回去了，老大不高兴，因为没有提前告诉她。她现在常驻沙家浜——青岛。不幸的是，去年发生一次小中风，电话里说话有点迟钝。听着她的声音，我的眼泪下来啦：下次回去要去青岛看她。 班长在机关办公室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但生活负担有点重，骑着一辆自行车，风里来雨里去做一些小生意，变得有些琐碎。 劳动委员经商有一套，两个儿子的婚事如何摆平，不能厚此薄彼，生出嫌隙，让她费尽心机。不幸的是老伴先她而去！她不是那种哭哭啼啼的小女人，所有的悲痛都化作了沉默。朋友们想方设法“勾引’她出去旅游，出去血拼，她都兴趣索然。 班长的丈夫也没了——唉，男人都是作的，都比女人早早走。 上初中就赶上文革。 所谓初中毕业就是个名头。 1966年，我14岁，标志就是不带红领巾了。宝贵的少年时代结束了，革命的狂飚时代开始了！